父母官之称源自“召父杜母”的典故。《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当地人尊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新任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任内造水排、铸农器、治陂池、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人尊为“杜母”。“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州县地方长官被尊称为“父母官”便这样传了下来。

　　古时州县长官，也真还有些是可视之为民父母的。

　　《梦溪笔谈》载，鄂州崇阳县“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姓知县“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至嘉佑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农人有“入市买菜者”，知县召来劝谕说，城里的居民无地种菜，买菜吃是没有办法，“当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而且毫不客气地“笞而遣之”，后来当地农家“皆置圃”，并且把一种菜取名“张知县菜”。这张知县，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严父的味道？

　　康熙二十九年，皇帝下诏“察举廉吏”，一共表彰了4个县令，嘉定令“陆陇其”是其中之一。清吴炽昌《客窗闲话》、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龚炜《巢林笔谈》，都记载有陆的事迹。陆断案时，“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境内渐成无讼之风”。 当地有强盗要入境抢劫，陆“戒吏民无动”，“骑马入盗中”，“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强盗们“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境内有一刁民拖欠税款，骗陆说把女儿卖了再来缴，陆“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结果“众怒其（刁民）诈，兢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这陆县令，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慈母的样子？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四卷载有“刘公绸”、“陈公绸”的故事。“康熙间宁羌牧刘君从山东雇人至州，教民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也。”时陕西人便将所织茧绸称为“刘公绸”。“黔省土瘠民贫，惟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自乾隆中，山东历城人陈君来守是郡，见其地青棡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乃捐俸遣丁至山东买取茧种，访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所织是谓“陈公绸”。这刘陈二公，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副埋头为儿女谋福的忠厚父母形象？

　　可是，官民之间与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亲子之间有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而官民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直接来看，官是皇帝老儿给民派来的，稍远一点说，中国古代的官都是统治阶层所种武力之树结的一粒果实。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可以割裂的。正因如此，官们背上背着皇帝老儿，背后靠着武力那棵大树，其实想视民如子便视民如子，不想视民如子，便完全可视民为钱袋或者羔羊。《巢林笔谈》卷四《见利忘害》篇的内容，可作为官民与亲子关系之大异的极好佐证：“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俱因其子素预公事，见利忘害，以致身干重辟，子亦罹刑。”看看，官与子一起“见利忘害”，所“重征”、“苛敛”之对象，当然是民了。

　　民贼，从来就没有少过。

　　仅《巢林笔谈》所记，顺手就可录如下两则。《县令好蝶》篇载，明朝时如皋县王姓县令“性好蝶”，断案后需要以“笞罪”处罚的被告，只要“输蝶”给他，就可以免除处罚。原告岂不气结？《官僚疾赈》篇载，雍正十年秋，大概是台风侵袭，“沿海居民漂没无算”，灾民跑到城市，“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好义之士稍稍赈施”，不料却“拂长官意”。官们认为，灾民死了“与官无累”，“赈施”却让灾民“久羁”城里，使官受累。这种官，哪里还有人性？

　　清张集馨在不少地方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所著《道咸宦海见录》，记下的民贼“事迹”更为详尽，有的真是闻所未闻。民向官交粮纳税，正额之外，例有浮收；甘肃等省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名目，仓中陈粮“本不干洁”，地方官却“刑驱势迫，勒令具领”，领的时候已在计量上克扣，还要在陈粮中“搀杂秕稗丑粮”，等到收获后，民们就得“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四川则有所谓“放炮”的敛财办法，即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新官到任也“放炮”，“名曰倒炮”，甚至任内故意放出谣言说将去任，也要“放炮”，美其名曰“太平炮”，放“炮”所得税款则绝大部分都被私吞。横征暴敛到了什么程度啊！而当民们缴不起税捐租谷，还不清债务时，往往被诬为抗粮、抗捐、抗税、赖债的刁民，逮捕拷打。稍有反抗，则横加匪盗等罪名，滥施酷刑。四川官府设有一种所谓“卡房”，“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证人“亦拘禁其中”，“ 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成绵资道徐有壬“不到半年，滥杀八十余人，有的被重责二三千小板，然后行刑”，此人后来还升为江苏巡抚；四川按察使刘喜海“凡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四百小板，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揲一筊，如系阳筊则免死， 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有的“装入笼内，断其水食，一日而毙”，有的甚至“用镬煮之”。这些官与魔鬼还有什么区别？

　　及至翻至《巢林笔谈》之《民佣石瑶臣》篇，着实愣了好大一会。“石尝自记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故自号曰‘民佣’。”篇中没有怎么记录石的事迹，只说他长期在江西当县官，“道光朝循吏也”，有一年大约江西出现灾荒，官们赈灾“钱粟未办”，饥民聚集呼赈“声震巡抚署屋宇”，“大吏不知所为”，“急檄石令”，“石至，而万众皆迎伏跪拜”，“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从中可以看出这石某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可是可是，他怎么会想出自己是个“民佣”，或者要作个“民佣”呢？佣，那可是下人。他一个高高在上的官，怎么可能是佣？虽然他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确实是民们提供的，可民们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雇过他？佣怎么又能够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