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献忠屠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者拿出史料为依据;而反对者则从史料中找出无数不合理漏洞,认为是满清的栽赃陷害,真正的屠川者是满清。 但我们也不能说史料就是完全错误的而完全否定它们,必经这些史料是我们获得真相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必须对史料加以分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1、动机 希特勒屠犹是出于种族主义,而张献忠呢?陕西人和四川人都是汉人,而且当时恐怕在语言文化上是较为接近有很多共性的族群。族群对立恐怕不是可信的因素。 那是不是像“七杀碑”所表现的那样纯粹是因为愤世(就是想杀人)呢? 这是个诱人的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要求这个理论是可重现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另一个例子来支持这种理论。 2、工具(手段) 动机上面我们实在是分析不出什么,只能假设张献忠神经搭错了(根据现有史料里的描述,似乎也只有这个答案)。这就涉及到手段问题,他是怎么让他的军队执行他这种神经错乱的命令的呢? 希特勒有他的种族理论,波尔布特有他的革命理论,张献忠有什么理论来鼓动他的将军和士兵来执行他疯狂的屠杀呢?!仅仅靠积威么?连波尔布特尚且出现了洪森这样的叛将,怎么就没有一个将领背叛张献忠这个魔头呢?当时投靠满清或者明军非常方便啊。 同样的,谁能例举出任何近现代史(比较可信)中一个神经错乱的领导人能在毫无理论支持下,让自己的部下犯下完全没有好处的罪行么?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3、条件 张献忠入川后第3年,既在同清军遭遇战中被射杀。 希特勒依靠数百万德军和仆从国军队用现代化的手段花了4年屠杀了6百万犹太人; 那么张献忠仅靠几万军队,用冷兵器,怎么做到在3年内屠杀了90%的川人至少300万人口呢? 当然仅仅是屠城的话,那是可能做到的,就像“扬州十日”;人们无处可逃,又无力反抗,聚在一起像杀鸡一样被高效地屠杀。但四川不一样,绝大多数人口在广阔的农村,而且是成都平原地区,寻找闻风逃亡的人都不容易,更何况屠杀了。 理由是史料的复杂性和漏洞百出,恰恰否定了完全蓄意伪造的可能。更像是满清御用文人在既有传言和记录下加工的“成果”。 和大多数农民起义军(或土匪)领袖一样,张献忠也极度憎恶文人。他也曾开科取士想利用一把文人。可是大明朝的文人虽然未必真正忠于大明,但他们对于君主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用对待明朝皇帝的手段对付土匪,只会招来杀身之祸,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张献忠屠杀士子的行动,使得在四川乡村占统治地位的士绅阶层对他又恨又怕,从而拒绝同他合作。任何封建王朝,失去士绅的合作就意味着失去从农村征收赋税、劳役的正常途径。张献忠的大西朝立刻面对财政破产的命运。 既然无法正常征收税赋,那只有抢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张献忠的军队会乐于执行所谓的“屠杀”的命令。因为他们只是去“征收”税赋,杀人、抢劫、强奸,种种的暴行只是必然的“副作用”。 连锁反应是持续的抢劫使农民开始逃亡,然后是对剩下来的人更严重的抢劫,更多的人逃亡……千里无人烟的景象就并不奇特了,而实际死掉的人并不很多(因为还有很多明军控制区可以逃亡)。 城市里的居民,除了张献忠的军人军属外,也只有逃亡一条路了。因为没有农民会到城里出售农产品了。除非能分到张献忠军队抢来的粮食,居民们不想饿死只有逃亡。 不需要对成都进行什么大屠杀,成都自然会在张献忠部离开后成为空城。 然而为何张献忠背上屠川的骂名?那自然是满清刻意嫁祸的结果。 逃亡的人对张献忠恨之入骨,对于任何遇到的人只会添油加醋地说他的坏话;一传十,十传百,传言必然走样,最后变成恐怖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只是对这些真实的传言稍加改造,把自己那部分屠杀罪行,都按到张献忠头上罢了。 清军屠川的嫌疑。 毕竟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军队,古代军队遇到激烈抵抗,往往会进行屠杀,极端的如成吉思汗的军队每遇到抵抗都会屠城。满清或者张献忠的军队也都有可能这么干。 张献忠军队要的无非是财物、女人和服从;而满清在此之外,还要“留发不留头”。哪种要求更能激起百姓自发的抵抗? 江南人民早就做了回答,在满清颁布“留发不留头”的命令前,江南各地大都投降了,但“剃发令”颁布后,江南民众在没有外援,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毅然起义。 可以想象,在明军与满清拉锯十多年的四川地区,普通民众将会怎样普遍地抵抗“剃发令”。残暴的清军有多么充分的动机进行屠杀啊! 江南的抵抗不超过一年,光有记载的被屠杀人数就有数十万,而四川抵抗了十多年,数十万 乘以 10 是多少? 但易守的同时也难逃,张献忠的军队没能攻陷这些地区,但满清最终做到了。损失惨重的清军以屠杀百姓进行报复,完全可以想象,也有史料支持。 最简单的理由是数量众多的清军能在川东(成都平原)立足,并进攻明军。他们的粮草哪里来? 很难想象满清在对全国的控制不稳的情况下,有能力从别处调运大量粮食进四川。 当时川东的吏治体系已经不存在,清军只有一种办法得到粮草,那就是跟张献忠一样——抢劫百姓。 如果张献忠的军队在川东进行了屠杀,那清军只能是进行了更严重的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