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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与生俱来，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因为李世民领导了一个贞观之治，所以他的上台背景尤其受到关注。在传统的史学家眼中，这是一个不幸事件，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阴影。 今天，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玄武门之变与贞观之治的不和谐，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不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贞观之治，主人公都是李世民。所谓密切相关就是考察玄武门之变对贞观之治是否存在正面影响。 首先，李世民很关心历史会如何记录自己。这可以看作是政治家常有的心态，当生前赢得巨大成功之后，身后评价就成为更为关注的对象。历朝君主，都会成为后世评价、批评的对象，唐太宗读书勤奋，更喜欢谈古论今，他很清楚糟糕的君主在后世的心目中会变成什么形象，他当然更希望身后能获得高度评价而不是留下骂名。但是，即使他的现实统治确实很有成绩，他也改变不了玄武门之变对自己整体评价的影响。回头看，玄武门之变也成为历史，也成为他李世民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们如何看待玄武门之变，如何看待玄武门之变在他一生行事中的地位。 历史记录下李世民对于国史的关心。《贞观政要》卷七如此记录：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可是，这毕竟是君主制度的时代，皇帝要坚持，大臣真的可以阻拦到底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还是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同一部书说，转年，到了贞观十四年的时候，李世民的观看当代史书的愿望终于达成。其文记载如下：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後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唐太宗终于看到了实录，而且看到了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其文字是“语多微文”。太宗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告诉臣下应该秉笔直书，不要这么隐晦。唐太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实录的记录中，不敢光明正大地记录玄武门之变，说明记录者的观点是李世民这事做的不对，所以才遮遮掩掩，闪烁其辞。李世民给臣下指出一条解释的根本路径，那就是玄武门之变相当于西周的时候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安定社稷，造福百姓的好事。记录这样的好事，就应该直书其事，不该躲躲闪闪。 唐太宗虽然下了这样的判语，对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做了规定，但是这个规定能让天下人心佩服吗，能让后世的人们认同吗？周公当年平定管叔、蔡叔，那是因为管叔、蔡叔勾结敌对势力谋反在先，周公东征，武力平定在后。玄武门之变呢？是李世民领兵埋伏，出其不意杀掉兄弟，这跟周公东征可是有着天大的距离的。所以，连《资治通鉴》这样基本上维护唐太宗的历史书，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说，如果李世民不主动出击，而是后发制人的话，评价就会好多了。 所以，李世民正面评价玄武门事变的说法，虽然当时没有人能做出反驳，但是要说服天下也是难乎其难的。后来的人，多从一般心理去考虑李世民的心态，《朝野佥载》的一个记载很有代表性：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曰：“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来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日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此段文字所记，应该有三件事，一是太史令李淳风观察可通阴阳两届，二是玄武门事件（因为发生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故当代文字多言六月四日事以指代）在冥世并没有结束，三是得官天定说。其中，关于玄武门事变以后，冥世为什么要向李世民调查，李世民到了冥世表现如何并没有给与交待。但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一个古代小说，王国维先生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正是《朝野佥载》这个记载的继续（原件收藏在英国，编号S2630） 李世民虽然贵为皇帝，到了冥世也想发发威风，比如坚决不行跪拜礼等，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领地，担心“说朕恶事”，心中“未免忧惶”。也该唐太宗遇难呈祥，在冥世里一个协助办案的判官名叫崔子玉，他是一个生人判冥世的，在人间是辅阳县尉。李世民见了崔子玉，把李淳风的一封信交给崔子玉，信中内容无非是要崔子玉高抬贵手放过李世民之类。这崔子玉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见到皇帝，而皇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自己的灵魂来到冥世。崔子玉当然就告诉李世民，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在冥世拼命告发，所以传来李世民要当面对质。崔子玉交给李世民一个问题，说如果回答得好，可以返回人间，如若回答不好，恐怕就回不去了。李世民一看，原来的问题是：“武德七年，为甚杀兄弟于殿前，囚慈父于后宫？”李世民一看，“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回答说：“此问头交朕，争答不得。”还耍天子脾气，把问题纸扔到地上。崔子玉抓住了皇帝的痛处，于是大做文章，要皇帝答应给自己高官，李世民最后授他“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辅阳县正库钱二万贯。”他呢，则为皇帝准备好了答案，叫做“大圣灭族□□。”可惜，最后两字看不到了，但是大意还是可以体会，无非是“大义灭亲”之类。 这篇小说没有留下作者姓名，根据内容看作品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创作过程，有可能经过多人之手。小说的前后都残缺，中间也有文字难以释读。但是，小说与《朝野佥载》所记，应该有承续关系，唐太宗和李淳风之外，那位“生人判冥世”的人进一步变成了崔子玉。小说反应的是唐人的观念，在这篇小说中，李世民面对玄武门之变的提问，干脆表示“争答不得”，其实就是承认有罪。是崔子玉帮他进行解释，才让他度过冥世审判这一关。 不管李世民后来的事情做的如何，在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情上，他确实难以辩白。联想到唐太宗万年太子之争，他明明不喜欢李治而又立李治为太子，就是因为他确信李治的性格可以保证他们兄弟之间的相安无事，特别是能够保证失势皇子们的安全。这种情况，可以用来反观他对早年玄武门之变的看法，到了晚年，在李世民心目中，玄武门事变绝对是一场悲剧。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根据李世民的指示，房玄龄等开始编修《晋书》。贞观二十二年书成，再过一年，李世民就离开了人世。李世民对《晋书》的编修投入很高热情，他还亲自为司马懿（宣帝）、司马炎（武帝），还有陆机、王羲之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历史上《晋书》又称“御撰”。在《宣帝纪·史论》中他感慨道：“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他对于人们的这种习惯十分有意见，为什么大家耿耿于怀于他人的恶，而对于同一人的更多的善反而常常视而不见呢？一日之恶与三年之善，相去天壤，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更重视记住恶的事情呢？他认为这是不公平。那么，李世民是在为谁鸣不平呢？是为他自己。那么他的一日之恶是什么，三年之善又是什么呢？对应起来，前者只能是玄武门之变，后者当然是贞观之治。 在《晋书》的《武帝纪·史论》中，李世民写道：“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他在这里是推销一种评价人的方法，要人们重视一个人的公德，不要过分看重一个人的私德。在一个人和天下、国家之间，哪一方面更重要呢？当然是后者。是救一个人或一个孩子重要，还是拯救天下、国家重要呢？谁都明白李世民所讲的道理，可是，一个堂堂的皇帝，为什么要来苦口婆心地讲这些常识性的道理呢？毫无疑问，还是耿耿于怀他的心结，那就是玄武门之变。二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之后，李世民已经知道自己的贡献，他知道在历代帝王中自己的位置已然不低。《贞观政要》卷十记载，早在贞观九年的时候，唐太宗就对公卿们说过这样的话：“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灿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盛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从唐太宗的语气中，不难感到他强烈的历史意识，那种与历代圣君试比高的劲头明显在跳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在乎人们对自己的评价，那么在乎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的评价，因为那事关他的历史评价。 如果唐太宗没有什么历史意识，不在乎后世的自己评价，那么他根本不用在乎这些评价角度，不用在乎什么善恶区分和德之大小。正是因为他还在乎这些，甚至于他一直在乎这些，所以玄武门之变这个悲剧才有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坏事变好事是需要条件的，如果掌握了天下最高权力的人并不考虑人间评价，是没有人有办法的。隋炀帝的前车不远，辙痕清晰。李世民虽然杀兄弟，夺父位，道德受到严重质疑，但是他确实立功于天下，造福于当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社会景象，虽然不免有夸大，但毕竟也有一定根据。贞观之治成为后代楷模，尤其能说明问题。夸耀于一时荣誉，荣誉一生太难。骗得当时容易，骗得后世太难。这是历史无情而又多情的一面，人人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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