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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吃过草，也没有挤过奶，流过血。 历史的事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拉倒（事实上，当时辽东全境几乎都在后金的控制下）——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快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星夜入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与满清铁骑大战数场，稍微稳定了战局。就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在当时的明朝方面的记录和当时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议中，千夫所指地说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直到清人编撰《明史》，把满人自己编辑的档案《太宗实录》拿出来参考修订，才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骄傲的胜利者可没有替明朝皇帝圆谎的理由。让我们看看这个“奸细”在大明皇帝的黑牢里都做了些什么吧！袁崇焕被皇帝逮捕后，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却在牢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劝部将祖大寿、何可刚带部队回来，打退清兵，保卫大明朝的江山，“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天下有过这样的“奸细”吗？ 满清兵在以袁崇焕所部为首的各路勤王军的打击下，撤出了长城一线。可是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放过袁崇焕。皇帝有皇帝的考虑：你现在是没有反，但我已经把你抓起来了，放你出去岂不是说我抓错了？崇祯皇帝没有认错的勇气，不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在煤山上吊的时候，他的遗诏里也是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虽然缺德，惹得老天爷发了火，但这都是大臣们不中用害得我这样的。厚脸皮的皇帝把大明朝灭亡的责任全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不知道他所谓“诸臣尽亡国之臣”里，有没有算上袁崇焕的一份？而且，现在抓都抓了，脸也撕破了，放出去你不反也得反了。所以，只能是一个“杀”字。于是大明朝中央政府诏告天下说这次满清入寇，纯系袁崇焕勾结所致，并以里通外国、意图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寸磔处死了袁崇焕。“寸磔”就是每隔一寸剐上一刀的意思，就是常说的“千刀万剐”。 英雄的悲哀，不在于死，而在于为自己的民族流尽了鲜血，居然被当作这个民族的叛徒。当袁崇焕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长叹不已，两年前他出关督师前，对皇帝的顾虑，现在不幸都成了事实，“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刑场外面无数的老百姓在朝他吐口水，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因为皇帝说他就是叛徒。《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是这样记载当时的场景的：“是时百姓怨恨，争[口敢]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口敢]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胆大是因为无愧，谁能比他更无愧呢？ 老百姓吃袁崇焕，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怨恨，毕竟在这个麻木的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到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感情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仅仅是因为袁崇焕那莫须有的叛国罪名，使得士大夫们把吃人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并竭力为“吃人”而辩护。然而书呆子说得武断了一点——大多数掏银子买人肉的人，恐怕不是出于基于民族感情的仇恨。几年后，崇祯皇帝又剐了一个和国仇家恨没有一点关系的倒霉家伙郑缦，《明季北略》的记载是这样的：“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杀人的炮声响后，围观的人都踮着脚尖看希奇。看完了拍拍屁股回家，还嫌不够刺激。一路上热热闹闹都是买人肉回去治病的。这一次修史的书呆子终于兔死狐悲，看不惯了，发了句牢骚,读了几十年书，居然被人当成人参甘草吃掉了！ 吃人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是吃袁崇焕就合法合理，因为他是“叛徒”。袁崇焕的性命就是巩固皇帝个人尊严和威望的人血馒头。 岁月啊，你真是会捉弄人，连胜利者的王朝都过去一半了，时间已经长得无法让当事的人去后悔，只能让后人们在异族的铁蹄下去细细品味历史的悲凉了。 袁崇焕的人头是他身上唯一还成形的东西，这倒不是大明王朝特意的恩典。本来皇帝是想把“叛徒”袁崇焕的首级“传首九边”的，就是分别送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 袁崇焕是死了，可是历史还在继续。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袁崇焕的人头又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当了一回契子，害得李老先生差点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守了十七代墓的佘家老太太终于也要哭着搬出去了——文物管理部门准备修缮袁祠，对外开放。袁崇焕又要用他的人头冢去换门票，养活几家老小。毕竟是商品经济时代了，要向袁督师表达敬意，不破费一二十块大洋看来是不可能了。 袁崇焕吃的固然不是草，但他挤出来的，恐怕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言及的奶和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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