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唐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真实和他的一生业绩并非易事。钱文忠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宣讲《玄奘西游记》，同时成书出版，充分显示了这位年轻教授的古代佛教和历史的广博知识。作为一名听众对他的期望自然是极高的。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听众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钱教授却不愿回答，予以回避。如关于玄奘所追求的《瑜伽师地论》到底讲的是什么，他表示，此著作有“百卷之多，极为高深，毕生也难以弄懂”。讲得真是有些“玄”了，给人一种神秘感。既然得不到解答，我不得不查看书籍。胡乱翻阅几本现代材料，模模糊糊得到几点感受和印象，不知正确与否，冒昧提出，望钱教授给予指点和匡正。

　　真经问题。我曾听我国不少学者说，佛陀传教使用当地的一种俗语，反对用梵文雅语。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社，1956年）中写道：“初期的佛典用的巴利语就是从这种俗语发展出来的。佛的谈话和其他记载以及议论是在他死后很久方用巴利语记录下来的，这些文件就成为锡兰、缅甸、暹罗的佛教基础；在这几个国家里盛行的是小乘佛教。佛灭后几百年梵文在印度曾经有过一度复兴；佛教的学者们也用梵文写着他们的哲学和其他文章。•••原为佛教作宣传用的，都是用梵文写成。这些印度佛教学者的梵文著作传到了中国、日本、西藏和中亚细亚，在这些地方通行的是大乘佛教。”

　　尼赫鲁是现代世俗印度国家的缔造者，高种姓婆罗门，被尊称为“潘迪特”—大婆罗门学者（过去我国佛教界也承认这一名号，音译为“班底达”之类，认为是学富五车的顶级大师），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印度历史宗教的观点自然应予重视，至少给我们提供看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玄奘热衷于获取的“真经”是当时“佛教学者”的一部“论”著，并非“经”、“律”，记录佛陀早期的真言。学术界怀疑该论著作者并非弥勒菩萨本人，而是另一同名人所作，并非菩萨真言。新编《佛教史》（任继愈总主编，江苏人民出版时，2006年）也持这种看法。这些印度佛教学者没有使用大众化的俗语，而使用了佛陀反对的梵文雅语。只有梵文写的才是真经的这种观点，不符合佛陀的主张，不过是一家之言。这些弘扬大乘佛教的学者被尊称为“论师”，推出了大乘佛教的核心理论，个别的被尊为“菩萨”，虔诚的大乘信徒视这些梵文著述为真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梵文与巴利文佛经何为正统，大乘和上座部（因“小乘”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有贬义而用此称呼）两派一直存有争议。

　　所谓梵语是印度中古时代的一种雅语，为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后期的主要经典和两大史诗所使用，自然“神圣”。梵文是印度的“古文”，当今印度各地方语言词汇的主要来源。印度人通者不多，懂者也不少。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印度广播电台每天还播几分钟的梵语新闻。我国研究印度文化的一些学者曾去印度学习过梵文，北大也曾办过几期梵文班，当然精通者屈指可数。梵文的书写文字随着时代变化可谓不小。阿育王时代是婆罗密文、玄奘取经时通行西昙体，因而中国曾有西昙学。12世纪佛教在印度消逝后，古文字佛经大部流失到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中世纪发展出天成体，是今天印度国语印地语的书写文字。印度教梵文经典，都译成今日流行的天成体或其它地方文字。佛经见诸天成体书写体的不多。中世纪以后的佛经，多以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信仰密宗的尼瓦尔族的尼瓦尔文字传抄和保存的。中国藏区和汉地宝塔庙宇各处大字书写或铭刻圣洁经咒文字主要是这种文字写成的。钱教授也懂尼瓦尔文，何不在论古时，破译几个常见于我国各地佛迹的这种圣洁文字之“奥义”呢？好在西方学者已经将梵文用拉丁字母拼音化，随着电脑识别技术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将梵文文献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摘要，供人研究，不再那么神秘。在科学技术层面，现代人确胜古人，这不等于说，今人对古人进行研究就是狂妄和对古人的菲薄。

　　原始佛教。钱教授在宣讲中，曾用了“儒教”一词，似不妥。尽管人们建了他的“庙”，他仍是“大成至圣先师”。古代中国没有建立纪念雕像的习惯，都要建“庙”，以示怀念，不见得进庙的都是神。佛陀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尼赫鲁将佛陀称为“社会革命者”。他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世说、咒语巫术、繁琐冗长的祭祀和祭司阶层的特权。关于佛陀，尼赫鲁写道（引自上述同书，再后引文均同），“佛降生时，正是印度有着一个惊人精神激动和哲学探索的时代。不仅在印度有这种情况形，因为那也是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毕达哥拉斯的时代。•••佛曾经屡次警告人们不要在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上做学究式的争论。据说他曾经讲过‘人在说不出所以然的事情上应该不开口’。•••初期的佛教反映了一些佛的这种哲学和理性的精神•••”。佛陀的这种见解和孔子的思想何其相似！但是，他接着说，“初期佛教衰退的时候，佛教的大乘形式发展起来了。•••大乘佛教把佛当作神看待，而且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具有人性化的神来敬奉。”这一转变过程可以从公元前2世纪至8世纪卡尔拉和阿旃陀石窟的佛的形象得到反映：最早纪念佛陀只用佛塔，后来塔上出现佛身，最后则塑造出人形的偶像。

　　大乘佛教。尼赫鲁还说，“大概是由于后来婆罗门（婆罗门教的祭司兼知识分子—笔者）的参加佛教，佛教才比较地更沿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路线上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发展，可能主要也是由于佛教徒中的婆罗门的关系•••理性的哲学精神逐渐衰退，代之而兴的是繁琐哲学和好辩论的争执。•••用严酷的逻辑一直追踪辩论，甚至连他自己所信仰的都加以否定。•••‘只因为有了舜若多（空性）一切才成为可能；缺了它，世界上一切就没有可能性了。’凡此一切都表现出形而上学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由此可见佛的警戒人们不要这样地想入非非是何等的聪明啊！然而人们的理智不肯把自己束缚住，明知那种知识的果实抓不到手，还是不断地伸出手去。形而上学在佛教哲学中发展了，不过所用的方法是以心理学上的理解为基础的。•••现代心理学里下意识的我是被明显地重视而且加以讨论过。”

　　看来，《瑜伽师地论》就是讲述“识”的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一部形而上学的著作。当时唐朝只有几个不完全的译本，玄奘本着中国人的认真钻研的精神，决定西行求此“真经”。正如季羡林教授在《佛教十五题》一书（季羡林：中华书局，2007年）《倒流》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不妨粗略地将佛教分为两个层次：高和低。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教义，就像是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玄奘既是一个烧香拜佛的僧人，又是一个执着的佛教哲学探求者。印度的哲学是和宗教神学紧密的混合在一起的。印度的宗教哲学不乏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闪亮的火花，但其精髓自古就是形而上学，围绕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无穷尽的探讨和争辩。为了压制对手，佛教内的婆罗门推出的“空”论，似乎比印度教的“梵”论—世界实体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宇宙精神—更高一筹，更为神秘和玄妙。《瑜伽师地论》只是它的涉及“识”的一个理论方面。当然，作为一个专门学者可以研究一生；对普通人来说，只求知道它的要点也就够了，这恰恰需要钱教授这样的专家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现代化社会信息量何其多，时光有限，大多数人花不起一生去探讨它，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要怕高深，要相信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论认知水平和分辨能力。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唐朝初期大乘佛教在传播，更需要外来的僧人来传授。看来外来的和尚似乎不够；唐朝开放，人们深知与时俱进的必要，只有走出去了，因而玄奘和众多求法高僧纷纷西行。老实说，那时中国佛教还处于“拿来主义”的阶段，印度大乘佛教快速发展，不得不直接引入，首要的是翻译学习“真经”。经过吸收消化，自己写出经来，后来禅宗的成熟才算完成了“中国化”，才可自称“佛教产生于印度，成长于中国”。玄奘取经和译经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不过是众多教门中的一个派别而已。

　　从钱教授介绍，可知玄奘是一个虔诚的大乘教徒，不但视婆罗门教各派为外道，就是对佛教的上座部也充满战而胜之的意志。他既靠自己的学识、又靠机狡在“辩论”中连连取胜，可谓所向披靡。当时印度处于百家争鸣的后期，佛教已走上下坡路。佛教开始经院化和密教化。婆罗门教外道正在复兴，辩论又是印度人的特长，玄奘能够取得那样的声誉确不简单。可惜钱教授在宣讲中，像其弟子一样只交代一下大师与外道过招取胜，介绍外道的理论和观点极少；人们感兴趣的是寻觅思想文化理论论争发展轨迹，略知各派的特点，客观公正看待各派，服务于今天的和谐。据说来势汹汹的顺世论外道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者，该派著作全部失传，只能从批判它的资料中找到一点，与玄奘的交辩的只言片语都弥足珍贵。可惜玄奘以避开正题，攻外道之秽形苦修，而使他心悦诚服。说不定玄奘的务实精神和印度唯物论者的追求走到了一起了呢！是这位外道还帮助玄奘读懂小乘宗师《破大乘义》，玄奘才写出《制恶见论》，可惜又佚失了。从玄奘的忠君爱国、孝敬父母、追求真理、求是精神，尽管他坠入空门，爱上了大乘的哲学奥理，他的血液中仍然流淌着儒家的信条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不管怎样，玄奘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宗教范畴。世界已经给了他一些极为中肯的评价，主要有：

　　旅行家。世界上很多学者给他的这个评价。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中亚和印度当时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印度缺乏史料，对重建这段历史文化是最重要的资料。他的翔实的记述可信度要远远超过后来的马可波罗。佛教在印度断代了700年，对长期被历史尘封佛教古迹于19世纪的发掘都得益于他的记载。

　　文化使者。他的走访促进了人民间和两国君主的沟通，导致了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玄奘在印度的成就，体现了印度人民对“支那”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也得益于戒日王和印度高僧权贵们的支持。玄奘个人善于交往，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人民外交家，这一才华也不是其他西行求法僧人所具有的。

　　翻译家。素闻他译经严谨，忠于原文，是一位闻名的翻译家。钱教授介绍了至今仍奉为翻译工作准则的“五不翻”理论。但不熟悉东方学和佛学的人并不很了解。其五曰，“般若波罗蜜多”宜为直接音译，则显得凝重庄严。我们俗人难解其意，经翻阅宗教词典，始知为“大（上）智达彼岸”之意义。不禁感叹，不懂梵文难读佛经的奥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确有道理。音译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采访钱教授的时候，女主持人曾说，钱教授有很多“粉丝”，而不用“崇拜者”，显出“新潮时尚”的“酷”味，又如人们愿意把“聚会”索性直称party，也许出于同理。

　　从钱教授所讲，可以知道中印两国的君主都一样，要宗教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唐太宗把佛、道、儒（士大夫）玩弄于股掌之间。据说，唐太宗晚年像秦始皇一样，求僧问道，索取中外仙丹妙药，长寿之术；皇亲国戚享乐腐化，要求为他们个人的各种欲望服务。当然宫廷的腐化就会将传法者，引入迷津，宫廷丑闻并不足奇，玄奘的大弟子辩机以“通奸”罪惨遭杀害是个悲剧。其实古代印度对“性”并不禁忌，倒是中国封建礼教更显严峻。当时佛教宗派很多，密宗并不视“性”为不洁，其经典较早译成中文，也曾传播，但被排斥而淡出。令人怀疑，唐朝宫廷是否对密宗一派感过兴趣。新编《佛教史》认为，佛教哲理和目标不如巫术和卜算等更能解决苦难大众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佛教密教化似乎为佛教重新夺回群众开辟了一条新路”；君王也易于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宫廷与密教关系自然密切。印度佛教最后能够在东北部与印度教负隅一搏的就是佛教密宗。

　　从玄奘敬奉《瑜伽师地论》的名称来看，可以推断，他也是最早传播瑜伽功的高僧之一。当然这里的瑜伽主要是修心。现代一些西方人，将瑜伽功的一些新奇的瑜伽招式编辑起来，佐以调息、静心等方法作为一种健身术甚至美容术，并申请了专利，进行商业操作。这自然引起起源国的印度人的不满，想必玄奘法师在天之灵也会愤愤不平！人们不禁要请教钱教授，佛教的瑜伽和今日流行的瑜伽有何异同？听说健身瑜伽和中国气功类似，气功源于丹田，瑜伽的“功”则在脊椎的最下部，按“商业”炒作的说法，两者发功似乎都可产生不可言状的、出神入化的“奇效”。

　　忠君爱国在古代是统一的，玄奘对唐太宗的恭顺态度也无可厚非。但玄奘把佛置于儒、道之上的奏本，却有“全盘西化”之嫌。其实，中国皇帝自称“天子”，实际是真的神。皇帝与神同一等级，对神只是“巡礼”，并不膜拜。慈禧可充扮观音，并留影存照。慈禧大寿，助兴京剧《十八罗汉斗大鹏》演毕谢幕跪拜领赏时，如来要率众罗汉向“老佛爷”齐声山呼“万岁，万万岁！”康乾盛世似尊藏传佛教，乾隆承认是为便于统治异族而为之，今有雍和宫御笔亲题的碑刻为证。玄奘名躁中外，皇帝老儿岂可不大做文章！看来帝王的至尊直大的狂傲，中外概莫能外，但泱泱中国的大皇帝自然要更胜一筹。

　　钱教授还纠正了神灵名字如观世音名字的误译、弥勒佛成为布袋和尚的形象转变、文献和佛经中删除有关性或乱伦的描述。尽管有像玄奘那样认认真真、忠于教条的大批僧人追求真经原旨，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理解会有差异，总会有取有舍，必定要“中国化”。藏传佛教则基本保持了两位菩萨的原型，但外加观世音可变女身的特性。再者，低层次烧香拜佛信众常常把佛、道和民间信仰的神灵混同，为了争取信众，也就被默认，关公崇拜就是一例，但上层则泾渭分明。信仰和理性常常是不一致的。

　　钱教授所讲，有一点质疑。据称，比哈尔邦出产的一种大粒米，为下层群众所食的一种劣质米。如是玄奘当年他所享用的“大人米”，属于一个品种，这种米的品位并不高。当时受到赞誉，是因为那时是未经退化的优种，还是别的原因？现实是，佛陀活动的地区今天是印度的经济落后地区之一，也不是最好大米的主产区。所谓“巴斯玛地”适于做手抓饭的优质细长粒米，主要产于印度西北部一带。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迁，就是玄奘所经过的西域诸国大多河水干涸、城郭颓废，满目疮痍；又有多少古文明发源地不是已成荒漠！？当然也有社会人为的原因，那烂陀大学风光不再，早已埋入历史的风尘之中，有赖玄奘的记载，19世纪重新发掘出来。佛教发源地被人遗忘700年，由于外国佛教徒的推动，佛教圣迹才得以重新恢复。

　　沧海桑田，时空转换，佛陀在印度已被淡忘，佛经流失，佛教无存。佛经大部外流，译为汉文和藏文。梵文贝叶经已成珍贵文物。印度要想复原或翻译这些佛经恐怕比玄奘当年译经更为困难。看来印度当前似无这种需要和紧迫感。玄奘等高僧对印度“真经”情有独钟，对印度的一些很好的生活习俗，却都不以为然。饮奶、分餐、便后水净、火葬等都是我们今天提倡和推广的。倘若当时有些前瞻性，众学子效仿或宣传、提倡一二，可能会对今天生活产生不小的积极影响。

　　不要认为今天印度仍是“佛国”，处处燃香礼佛。玄奘所记的佛教盛况早已成历史。佛教衰微后，佛陀被收入印度教毗湿奴大神的第九个化身，但是以一个下世宣传邪说，使异教徒陷入迷惘，不得不重回印度教正统的一个“以反规正”的印度教神灵，当然只有虚位，不会立象崇拜。20世纪50年代，不满种姓歧视的几十万贱民，在他们的领袖的率领下集体皈依佛教，被称为“新佛教徒”。他们攻击佛教后期为高种姓婆罗门所掌控和篡改，似有“原教旨主义”倾向。13世纪后，印度中央政权被异教异族掌控约千年。顺应时代，近代印度传统思想实现了“现代化”；建立了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今非昔比，印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佛教徒究竟势单力薄，难有大的作为。印度著名历史学家D•D•高善必在《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书中写道，“如果有人对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说，佛教是印度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他们普遍会感到惊讶和愤慨—他们认为佛教是印度的一念之差。”尼赫鲁认为，佛教的悲观主义、出世主义和禁欲主义是与印度的传统不相符合，佛陀原始教义在推动社会改革后，最终被“同化”。印度教一向以非暴力自诩。宗教是有排斥性的。新编《佛教史》写道，10世纪继业来访时中天竺佛寺已毁败•••佛教衰微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教，特别是崇拜大自在天的‘涂炭外道’（即‘湿婆教’）急速兴起，大大冲击了佛教的地盘，以致威胁了佛教的继续存在。”8世纪婆罗门教复兴运动首领商羯罗领导了从南到北的“大进军”运动，与佛教徒展开大辩论，迫使佛教僧侣还俗，对佛教的打击最大。

　　尼赫鲁认为，印度—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这也许是印度人最终追求个人精神解脱，仅只着眼于宗教信仰，自己种姓生活等范围，思想比较局限的一个原因。尼赫鲁在分析个人主义的缺点后，又说，但是“古代雅利安理想所强调的是一种充实而多方面的人生。学道阶段是节欲和锻炼的阶段；家主充分参加生活上的各种活动，性生活也作为其中一部分。•••只有当老景到来，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中，才是要从生活的正常工作和对人生的依恋中彻底引退的时候了。”尽管印度教热衷探讨世界的精神性，信仰多神，追求精神解脱，但是现实生活却是务实的。尼赫鲁上面所说的人生四行期—即少年学生期、成家立业期、引退林栖期、舍弃遁世期—使人生成年黄金时期充满乐观的生活的情趣，娶妻生子、发家致富是人间正道。切莫认为印度教是悲世、禁欲、离世的，而这正是尼赫鲁所说佛教在印度不能为继的原因。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可列出多种原因，主要是失去统治者的支持；刹帝利与婆罗门修好和商人的加盟，转为支持印度教；突厥的入侵军给予最后一击，等等，莫衷一是。就教义来说，佛教因缘说总为唯物观开启一扇后门；佛教讲“业报”修身，印度教则要人们舍弃“业报”的功利主义，只需遵循大神的意志和履行规定的职责；否定吠陀天启和宇宙精神正统思想更为印度教所不容。

　　玄奘的西行求法和他的光辉业绩是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对于玄奘西行和整体中印文化交流，国人都有不少见解和评论。尼赫鲁的论述可能对我们今后认识和评估这种长期的历史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写道：“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为多。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份的幻想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是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过去中国有句谚语说：‘碰着官，要挨打；碰着和尚，要饿死。’”以史为鉴，在新的信息时代，中印两国在相互交流中，应互补短长，共同腾飞。

　　钱教授的讲座，终于还了《西游记》唐僧一个真实的形象。《西游记》究竟是一部虚构的神怪小说，其中的故事和人物究竟出自何处，需要探讨和考证。它涉及了佛教、道教、民间传奇、当然也涉及作者吴承恩本人。西游记的素材来源、它的主题以及社会现实意义，应是下一讲的内容，比其它三大名著“品”起来可能更有兴味，希望钱教授继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