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虎，清朝中央政府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辫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如簧巧舌，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能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见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1848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份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意味。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内人员产生内哄。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儿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渺一目，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至于萧朝贵，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日益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增强了极大的物质基础。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在所有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中，基本百分之百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他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就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即使今天的语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其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等，全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概叹的是，首先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五十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翔、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非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勇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均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与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重要两个人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来土之争”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然，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激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人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从实际上说，“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指各地会众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几个月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这天趁给洪秀做寿过生日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一般后人就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