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阳杂俎》说，在厨房活动的有一种小动物叫着“灶马”，其“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而且还说：“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
　　
　　只知道另外一种灶马，闲书上介绍过，说有的地方在春节前有种风俗，要烧纸糊的“灶马”，送灶王爷上天去做年终汇报。居然就没有听说过还有灶马这种小动物。
　　
　　灶见过很多，包括现在使用的各种燃烧液化气的灶，缺吃少穿的贫穷大山里三块石头一支的原始灶，以及儿时家乡使用的柴灶。这灶马所“穴”之“灶侧”所指的灶，当是家乡的那种柴灶。四周和底座是用土砖砌的，中间留有一个圆桶状的空，叫作灶膛，里外再用粘性强的黄泥抹平。灶高约一米三四，一般有两个灶膛，长便达到两米有余。由于灶膛里烧的燃料是柴禾，时间一长，灶的里里外外都黑黢黢的（后来有了砖窑烧制的红砖，砌砖的材料便也变成红砖，灶的外面，还会贴上鲜艳、光滑的磁砖，看上去干净多了）。
　　
　　灶的周围确实活动着一些小动物。虽然长辈们不太喜欢男孩子在灶边活动，一是嫌妨碍干活，二是说男孩子围着锅台转会没有出息。肚子却喜欢那地方。常常是在外面玩累了，或者放学回家，飞跑着就钻进厨房，站在灶边，把细细的脖子伸起长长的，两眼盯着锅里望。饭未熟的话，就会在灶边留连。这时，总是会有小动物出现在眼前：飞的有蚊、蝇，跑的有老鼠，爬的有蟑螂、蚂蚁、蚯蚓，有时在放久了的腊肉、腊鱼上，见得到蛆，偶然还会发现不大的蛇。
　　
　　或许，灶马就是那令人恶心的蟑螂？可乡亲并不认为蟑螂让人恶心，他们给蟑螂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灶鸡子”，而且也是说灶边有灶鸡子，就会有饭吃。这灶马与灶鸡子的叫法、说法，还有形状，还真有些像。偏偏一个博闻的乡亲说灶马与灶鸡子是两码事，而且咬定家乡也有灶马一说，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灶马是不是蟑螂并不重要，只是觉得家乡人对待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小动物们的态度，十分有趣。家蝇（不少人误认为它就是苍蝇）是很肮脏的，在茅坑里叮了，张着翅膀，一会儿就能大摇大摆地进厨房，上餐桌。它偏偏有个好名字，叫“饭蚊子”。人们的意思，似乎它与生俱来就是少不了要与饭打交道的，一点也没想着歧视它。还有蛆，凡是腌制的食品上所生的蛆，叫着“盐蛆”，说它是不脏的，“吃都吃得”。甚至连进了屋的蛇，也变得不再令人恐惧，叫了“家蛇”，冥冥之中，与一家人是有一些因缘的。
　　
　　读沈复的《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发现他也不歧视蚊蚋，竟然还把它比作美丽高贵的白鹤：“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
　　
　　可惜，后来有了益虫害虫之说，动物们也有了“阶级成份”，而上面所说的各种小动物，大多被划在了害虫这个阶级，命运就大大不妙了。而蚊子、苍蝇（实际上就是家蝇）、老鼠、麻雀更是害虫中的害虫，被定为动物中的“四类分子”，属于要消灭的“四害”。

　　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报纸，只见得“四害”“血流成河，尸积成山”。安徽燕湖市某搬运工人在一九五七年中，灭老鼠二千六百多只，麻雀四千七百多只，苍蝇九十斤，挖蛹二十五斤十两，蛆三十一斤，平均每天消灭七只老鼠，十三只麻雀，六两苍蝇和蛆蛹；湖北武汉市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三年间，灭鼠三百三十多只、苍蝇两百四十万只；贵州贵阳市某工人3年打死老鼠一万零二百多只。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偶然见到一本无头无尾的书，上面刊载有一则首都人民灭麻雀的故事，说是全城人民在地上不停地敲着锣打着鼓，挥舞着竹杆彩旗，一起轰赶麻雀，不让它们有停脚歇息的地方，然后在一些空地设置毒饵区、火枪区，麻雀们飞得累了、饿了，有从天下摔了下来摔死的，有吃毒饵毒死的，有被火枪打死的。查资料得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那天，北京市出动三百万人，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是年，全国消灭麻雀总数超过800万只。
　　
　　麻雀后来被平了反。“四害”总不能变成“三害”吧？于是臭虫补了进去。再后来，人们可能发现臭虫数量并不多，又用蟑螂代替了臭虫。“蚊子、苍蝇、老鼠、蟑螂”这四害，损人利益，传播疾病，着实可恶，确实该打该杀，不过……个别科学家太喜欢没事找事了，近日又在想给老鼠平反，说老鼠也并非一无是处。
　　
　　灶马呢？真是“灶有马，足食之兆”吗？别是个害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