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窥方志的门户

    我和方志也是有缘法的，只是这种缘法时高时低，晦显不一，没有稳安下来。

    我最初和方志接触是在1935年，那时我还在大学里读四年级，经过几年的学习，我逐渐偏重于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历史地理在当时一般称为沿革地理，历史地理是后来另起的新名称。沿革地理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西汉前期，而以清代前期最为昌盛，乾嘉诸朴学大师殆无不以此名家。其后逐渐不振，甚至被人漠视。顾颉刚先生有感于此，深思有以振兴，因创刊《禹贡半月刊》，为之倡导。亦邀集多人，组织禹贡学会，共同致力。这样的盛举深得张石公张老的赞许和帮助。张老即张国淦先生，以研治方志名家。因赞助顾颉刚先生所成立的禹贡学会，特捐助院落一所，房屋若干间，俾学会易于开展研究工作。所捐房屋位于北京小红罗厂。小红罗厂和大红罗厂为南北并行的街巷，张石公张老的住宅即在大红罗厂，和所捐助禹贡的房屋只有一墙之隔，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当时我既已偏重于学习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曾撰文刊登于《禹贡半月刊》，颇受知于顾颉刚先生。可能是张石公张老为了撰写《中国方志考》，需要人襄助，顾颉刚先生就推荐我前去。禹贡学会有了新的会址，顾颉刚先生就邀我移居到小红罗厂。禹贡学会新址和张石公张老的住宅不仅一墙之隔，墙间还有角门可通，来往十分方便。那时大学的课程是学分制，前三年我把应该学的学分基本上都已学习完毕，四年级时只需再选一门课程，因而时间相当充裕，我几乎每天都到张家去工作和阅读。

    为张石公张老做的襄助工作，主要是搜集资料和草拟文稿。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项：一是搜集《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方志的记载，再一是论述明清以来的方志。《永乐大典》有关方志的记载，张石公张老已经搜集的不少，我继续再做。《永乐大典》庋藏在北京图书馆中，当时不是一般阅览者都能取阅的，我有幸能够翻检这难得的秘笈，确实是一宗幸事。这项工作简便易行，只是多费点时间。至于有关明清方志的论述，就不是那么容易凑手。这就必然涉及到有关的人物和地点。还有有关的事实及其演变发展的过程，把这些都探索清楚，才能说到论述。张老对这些要求很严格，不能有任何错简和遗误。这就不是只翻阅一本志书所可了结的。至于具体论述，更是字字都要斟酌，言辞的轻重，文字的繁简，评论的高下，人物的雅俗，都必须恰当周到，才能交代过去。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张老家中收藏方志的丰富。张老宅后的园中有一座独特的房子，后来听说原来本是一座学校的礼堂。学校停办了，张老就用来贮藏方志，成了图书馆。我到张老身旁工作时，朱士嘉先生编的方志目录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方志目录是根据当时国内公私藏方志的几大家的藏书目录编成的。张老所藏的方志就是其中的一大家。就是这样，张老还不时继续购买，好象并无止息。当时北京琉璃厂书肆有一宗很好的风气。书肆的人只要知道某位读书的人喜欢读某一方面的书，就源源不断地把所能得到的书送到这位读书人的家中，请他买下。这种风气只要是喜欢读书的人都会遇到的。我在张老家中，就曾经不只一次地遇见这样的情景。好象只要有人送方志上门，张老都给买下。一共有多少方志，我也说不清楚，只要需要我翻阅的，张老都随时派人送到我的书桌上。也只要我提出想要翻阅的方志，张老也派人替我检出送来。就是这样，我曾经翻阅过许多方志，不是说有什么讲益，至少是大开眼界。就方志的范围来说，我是才知道天下之大，也是才稍稍领会到天下之大的奥妙深处。

    我在张老身边的工作，虽说是为张老搜集资料和草拟文稿，实际上远不止此。张老不时命题令我撰写文章，最多的是要撰写一些方志的提要。具体说来是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格式和规矩，写出未为《四库全书》所收的方志提要。每篇提要所写的方志，都是张老提出和指定的。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宗难事，但是只得努力应命。每一篇提要写成后，张老就命我坐在一旁，他亲自替我修改。这样一次又一次，究竟写了多少篇，我也记不清楚了。还有一类和方志并没有什么关系的题目，也是写好以后，命我坐在一旁，他亲自修改。修改时还一一指出所以要修改的道理。我所写的这类题目也有好几篇。我能记得的是一篇关于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问题。写的这些文章，张老都另外作了安排，或送到一些刊物上发表。为了发表这些文章，张老还替我起个笔名，称为“沧洲”。所有这些文章，我都得到稿费。那篇有关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文章，发表在广州出版的刊物上，也寄来不少的稿费，按当时物价来说，一个就读的学生，可以花销几个月。

    我在张老家中工作，每晚都是工作到十点钟才回去休息。回去之前，一定再到张老房中去一次。张老不只一次地见问，明天上不上课。如前所说，那时我选修的课程只有一门，上课的时候很少。张老每次问时，大抵第二天都无课程，张老听到我第二天无课，就说很好，可以随便谈谈。张老很健谈，一支雪茄在手，一直就谈下去。我当然坐在一旁洗耳恭听。每次都是由方志谈起，谈到治学方法以至于各种学说，可以说上下古今，无不涉及。张老才大，记忆力之强远超于常人之上。有一次，他外出归来，说道碰到一宗奇事。什么奇事?据说听到有人说，书要读二次。我在一边听着，简直是目瞪口呆，我读二次也未必都能记得下。后来才知道，张老读《十三经》从来就只读过一次。这样的说法大概是不错的。每次谈话时，经常随口征引《十三经》原文，一会儿《周礼》，一会儿《公羊》，一会儿《尚书》，一会儿《诗经》，征引后再作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那时才深深体会到“听者忘倦”的含义。张老就这样谈着，一般都是到雄鸡啼明，才说时间不早了，可以回去休息了，还一再问我累不累。我是“听者忘倦”，并不感到累。真的感到累的，应该是那位管门钥匙的小李。每晚都是他送我出后面角门后，才锁上门回去。象这样要等到鸡鸣之后才能送我回去，如之何不累?

　　为时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张老叮嘱我急速准备，早日离开北京。并说，这样的局面不可能很快扭转过来，日本帝国主义也许要较长时期控制北京，如果不早日离开，如何能在这样情势下呆下去。就是能呆下去，他也不愿我再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张老还说，他一家人也要很快离开北京，转到别处去。张老说：“我若不早日离开，以前那些同僚一定会把我拖下水去，我怎么能去作汉奸!”张老早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作过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内务总长等要职。北洋政府结束后，当时那些有权势的人大多仍留居北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京后，必然会启用这些旧人去作汉奸。张老怕被他们拉下水去，就决定早日离开北京。后来还是张老去了天津，住在当时的英租界里。我由北京出来，路过天津，还曾到张老的寓所拜望过。此后多年没有再见过，甚至连音信都不知道。最后一次谋面，已是50年代，那时张老住在北京中南海。由于我这一时期不在北京工作，难得常去北京，因此也只见到一次。张老去世的消息，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一直到60年代，始得拜读张老的《中国古方志考》的正式印本。这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据书前所列的《提要》说：本书“原名《中国方志考》第一编。这次出版，只书名稍作改动外，其体例等一仍其旧”。为什么没有全部刊印出来，我却不明白。

    70年代，我遇到朱士嘉先生。朱士嘉先生才告我这部书后一大半部的遭遇。前面提到朱士嘉先生始撰方志目录事。朱士嘉先生与张老家中过往也相当密切，据朱士嘉先生说，张老夫人将这大半部书的遗稿交给他，请他斟酌修改补充，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一次红卫兵来到朱家(其时朱士嘉先生住在武汉市)，指名道姓要张老这半部遗稿，朱士嘉先生将遗稿捆包整齐，让红卫兵抬去。朱士嘉先生说此话时，已在文化大革命后多年，当时并未提到这部遗稿的下落，可能再未找见。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红卫兵就来到朱家，指名道姓索要这大半部遗稿?朱先生也说到红卫兵对他的家中任何事物都没有触动，就扬长而去。一直到最近才看到《传记文学》中的《民国人物小传》，其中引用朱士嘉先生的《自传》一段话：“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中外图书和一部分手稿，悉数被抄被毁，没有留下一点踪影，影响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临时送在家里正在进行校补的张国淦遗稿一百册，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段话和我最初听到朱士嘉先生所说的话并不完全相同。

    1986年，拙著《方志刍议》出版，我为拙著书后写的跋语，有关朱士嘉先生的话语，曾有如下的记载：“1982年夏初，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武汉召集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南方各省(区)地方志研究班。我应邀参与末议，会上始听朱士嘉先生道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之风刚一开始，就有人到其武汉市寓所，指名索取这部遗书，捆载而去，至今未见完璧归还。据各方推测，此书未被焚毁，可是又杳无消息，此中曲折，颇堪滋疑。”(拙著是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这篇跋语中仅写了一句“颇堪滋疑”，说得具体些，当时与会的人听到朱士嘉先生这番话后，纷纷议论，大体是说：为什么红卫兵指名道姓索要张老这部遗稿?不是没有原因的。张老原籍蒲圻县，在湖北是有声望的。索要遗稿，并不一定是说张老遗稿中有什么反动的言论，而是有仰慕张老的名声，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将此遗稿劫走隐藏，等到这一辈人都过世了，再用他自己的名义刊印出来。张老著书立说，知道的人很多，看到原稿的人也不少，只好等这一辈的人都过世了，才能具体夺取著作的名声。

    前面说过，我受顾颉刚先生之命，为张老襄佐撰述，承张老错爱，代为起草若干部分。张老对此书十分重视，一定要全书脱稿始行问世。其时禹贡学会正在发刊《禹贡半月刊》，顾颉刚先生一再向张老索稿，张老才勉强检出数篇陆续发表。虽所发表的仅有数篇，原书体例已可略见一斑。应该在此郑重指出：遗稿篇幅虽甚繁多，体例却是前后一贯。《禹贡半月刊》在国内外多有散本，堪作证据。盗取张老的名声的人，除非全部改作，是会露出马脚的。

　　最近张老的二、三两位女公子瑞璧和瑞玲，计划为张老刊印全集，文稿皆已齐备，就是短阙《中国方志考》，实是憾事。我特为建议，应将《禹贡半月刊》中已发表的遗著列入，以见当年的规模。若劫取遗稿的人，敢于用其自己的名义将遗稿刊印出来，则人人皆得指出其盗劫行为，使遗稿全璧归来，《中国方志考》亦可以全部汇齐，为学术界增光。

　　二  涉足于方志的场合

    我自己认为在我襄助张石公张老搜集方志资料和撰写文稿期间，也为我打好从事方志研究工作的基础。基础奠定了，可是在基础之上却没有什么建树，因而就耽误下来。这一耽误竟长达四十五年。

    在这悠长的四十五年中，我并不是就此和方志绝缘。抗战初起，我的故乡不久就已沦陷，经过几年的辗转流徙，后来虽然仍能从事故业，却已专注于历史地理的学科。这也是当时工作的需要，使我不能不再从事这样的工作。这样连续几年下去，难得再作他图，只好从此就专业化了。方志和历史地理不同，可是自来以四部分类的目录学中，却都属于史部地理部门的撰著，其间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从事历史地理学科的工作和研究，也就不能离开方志。那些岁月中，一些我当时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虽然时常翻检，却是都以之当作历史地理学科的资料，初未多作方志本身的研究，因而未能把从张石公张老问学的成规都延续下来。回首前尘，不禁慨然。

    再次徘徊到方志的门内外，乃是从1981年开始的。这一年梁寒冰先生筹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承寒冰先生的盛意，远道相邀前去参加。这样的盛意是难于谢绝的。既然不能谢绝，只好从头再理旧业了。中国史志协会自成立之后，接连着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在会议期间还培训了几批修志的人员。在以前的朝代里，不断有修志的高潮，因而有了盛世修志的说法。80年代初期，建国已臻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百废俱兴，新猷迭见，显然是一片盛世光景。既已恭逢盛世，就应该修纂志书。中国史志协会倡议于前，一些省区也都接踵而起。

    现存的陕西省志，可以上溯到明嘉靖初年何景明所纂的《雍大记》三十六卷。以《陕西通志》命名的则为赵廷瑞所修、马理所纂的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马理纂志的时间，上距何景明的成书，只有二十一年。此后陆续纂修的有万历志、康熙六年志、康熙五十年志、雍正志、道光志、民国志。其间前后两志相距岁月，除过何景明的记和马理的志为最短的二十一年外，就数到康熙五十年志和雍正志之间，相隔亦只有二十四年，稍多于嘉靖年间的两志。也还有距离时间较长的，道光志和民国志之间，相隔竟达一百零七年。道光志修成之后未久即遇鸦片战争，国力不振，人心不安，就难得谈到修志。民国修志之后，迄于八十年代初，又将近五十年，时间不能说是短促，既恭逢盛世，理应不宜再事迟延，中国史志协会倡议于前，各省区纷纷响应，陕西的修志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82年6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省编史修志工作已中断很长时间。为了系统地准确地反映我省的历史，亟需加强调查研究，编写出新的地方志。”并指示成立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全省编写新志的规划、审查、出版和指导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元方先生担任，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同被任命为副主任的还有原政庭、谈维煦、范明三位先生。成立了编纂委员会，就须开展工作。编纂地方志的头一项工作，就是先要拟定纂修方案，更具体地说，就是拟定志书的纲目。承陈元方先生的盛意，要我邀集一些方家，共同草拟。我既承委托，就邀请十几位同道学者，反复研讨。当即拟定全书共十五编，三十八志，一百四十三卷(包括不分卷的志)的目录。现在不计繁琐，将编与志的目录列下，至于卷则为数过多，这里就不复一一道及。全志以绪论开篇，其下依次为：

　　壹、概述编：

    一、历史大事记，二、建置志，三、人口志，四、民族志；

    贰、自然编：

    五、地理志，六、气象志，七、生物志，八、自然灾害志；

    叁、政治编：

　　九、政治志上，十、政治志下；

　　肆、军事编：

　　十一、军事志；

　　伍、经济编：

　　十二、工矿志，十三、建造志，十四、交通运输志，十五、农林志，十六、财贸志，十七、粮食志，十八、度志(包括计量、标准等)，十九、仓廪志(历史与现代)，二十、民工志，二十一、统计志；

    陆、文教卫生编：

    二十二、教育志，二十三、体育志(包括武术等传统体育)，二十四、卫生志(包括计划生育、防疫等)，二十五、图书出版志，二十六、新闻、报刊、广播、电视志；

    柒、文化艺术编：

    二十七、文化志，二十八、文物志，二十九、艺术志，三十、旅游志；

    捌、社会科学编：

    三十一、哲学社会科学志(详述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今昔，特别是重大成就和贡献)；

    玖、自然科学编：

　　三十二、自然科学志(自然科学史及现状)；

　　拾、艺文编：

　　三十三、艺文志；

　　拾壹、著述编：

　　三十四、著述志；

　　拾贰、宗教编：

　　三十五、宗教志；

　　拾叁、社会编：

　　三十六、社会志；

　　拾肆、人物编：

　　三十七、人物志；

　　拾伍、杂编：

    三十八、杂志(凡不能列入上列各编并有记述价值的，均录入此编)。

　　拟就的方案，于1982年7月18日在陕西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得到原则通过。当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便联合发出通知，通知各有关单位，分别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编写任务，调配人力，落到实处，按期完成任务。纂修方案草拟竣事，得到通过，并得省上领导正式通知有关单位执行纂修，我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不再为此多费心思。

　　三  有关方志的刍议

    经过这样几度徘徊，可以说是不离方志的门外门里，还未能登上方志的堂奥。虽然有时候也有一些陈辞，也只能算是刍荛之言，聊抒一己的愚见而已。这些刍荛之言稍有积累，因而汇印成册，即以《方志刍议》为书名。陈桥驿教授为这本拙著撰写序文，说是刍议两字不太恰当，用不着这样谦逊。这是桥驿教授的夸奖。其实只是徘徊于方志的门里门外，是不能登上方志的大雅之堂的。应该说使用刍议这两个字并不是从这本拙著才开始的，拙著编集于1985年中。在这以前，梁寒冰先生在太原召开第二次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寒冰先生要我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而且提出四个问题，要我逐一作出说明。这四个问题是方志的作用、方志的体例、资料的搜集和方志的写法。既然是寒冰先生指定要我发言，我当然遵命办理。我当时未再和寒冰先生商量，自己加个总题目，就称作《方志刍议》。这次报告的记录稿后来为《陕西地方志通讯》所刊载，因而还能想得起来。可见这不是谦辞，本来是采集刍荛之人，怎么能说不是刍议?所以在这篇文章里还是再一次使用这刍议二字。我想桥驿教授知道这样的情形后，一定也要说：用的恰当。我在前面曾经说过，我和方志的机缘是由张石公张老引起的。张老为我打好研习方法的基础，我却未能有所建树。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更多注意历史地理之学。其实历史地理之学和方志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由于梁寒冰先生的邀约，参与中国史志协会的成立和学术讨论的会议，我就不能不重理旧业。既然有此机缘，我就应该廓清方志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廓清对于方志的渊源也许更能显得清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这是应该提出的问题。据我的愚见，其间可能是具有孪生的关系。不过这样的关系还得略作说明。

    方志的得名是很早的，《周礼·春官》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时郑玄对四方之志作过解释。郑玄说：“志者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杌》。”这三者都是一国的史书，和郑玄当时的方志不尽相同。郑玄时的方志已经相当繁多，而且《后汉书·西域传》中还具体提到“二汉方志”，可见当时不仅有了方志的名称，而且也为社会上所习用，和《周礼》所说的“四方之志”是不相同的。历史地理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名称虽非很早，渊源却是很悠久的。有的学者认为应上溯到《尚书·禹贡篇》。《禹贡篇》所记载的确是多有关于地理的。现代学者多已认定《禹贡篇》是撰写于战国时期，所记载的为战国时期的地理。当时的地理书不能以之为历史地理。我的愚见，以为历史地理应该上溯到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一书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应是最早有关历史地理的记载。班固在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更首先使用沿革二字，以说明有关地理建置的变化。说到历史地理学的起源，不能埋没司马迁和班固的功绩。《隋书·经籍志》说：“(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所说的郡国地志就是方志，是当时郡国上计书时一并呈上来的。这些郡国地志保存在太史府中，司马迁和班固撰述《河渠书》和《地理志》就能够据以立说。这不仅显示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是同源的，而且还证明历史地理学的资料主要是来自方志。当然除方志之外，当时的历史地理学还另有凭藉，不以方志为限。班固就曾说过，他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才能撰成《地理志》的。

　　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自形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都曾经有过变化。方志的变化更为明显。如前所说，方志本是记地之书，故《隋书·经籍志》即以之列于史部地理类中，与《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联系在一起。就在东汉初年，郡国各地还有一种记人之书。《隋书·经籍志》对于记人之书也追溯过其渊源的所自。据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书·经籍志》的撰者认为记人之书与记地之书不同，另列为《杂传》一类，可见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区别的，不可混而为一。由东汉至于隋唐，记人之书先后迭出，络绎不绝，自成一种派系，分道扬镳，各具特色。

　　大致到了北宋，就逐渐显示出其间的相互演变。今传世有朱长文所纂《吴郡图经续记》，为书三卷。其上卷所列有封域、城邑等十五门。就在这十五门中就杂有牧守、人物二门，这是以前方志所未有的。朱长文书纂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以续记相称，当是续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李宗谔所纂的《苏州图经》。今《苏州图经》已佚，难得详考，是否《苏州图经》亦有所承变，已无由具知。李宗谔纂《苏州图经》之前，吴郡或苏州旧有志书，以现在所能见到各志的佚文推究，皆未能确知其有人物传记的存目，可知当时尚无此种增益。李宗谔所撰实为《祥符州县图经》，涉及全国的州县，《苏州图经》只是其中的一种。后来到了南宋，方志的纂述日益增多，附列人物浸假成了通例。这应是《祥符州县图经》的影响，区区《吴郡图经续记》恐难得有如此广泛的力量。

    以两种不同体例的纂述合成一书，应该说是显得突然，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论其为记地记人，所涉及的只是一地。一地之事分成两书，翻检之时难免会感到繁冗，合成一书，自有其方便之处。李宗谔纂辑《祥符州县图经》，是宋真宗以诏书颁下的旨意。虽说只是图经，很可能当时是以人物并列。《祥符州县图经》最后刊定共得一千五百六十六卷，若仅限于图经，如果再辑人物，则为力当更为难巨。合并成书，可稍省精力，亦可顺应旨意。这虽是猜度之辞，苟非这样，怎能有若大的影响，使得吴郡之外的各地志书，都一贯相承，成为通例。

    这样的改变对方志来说，是相当钜大的。新的体例就不仅是记地之书和记人之书，而是和国史相仿佛。国史体例初未定于一尊，有纪传体的国史，也有编年体的国史，其后更有记事本末体。纪传体创自司马迁和班固，其后弈世相承，遂有正史之目。方志合记地记人为一体。记地之书相当于《史记》的书和《汉书》的志，记人之书相当于《史记》和《汉书》的列传，所差的只是缺两书的本纪。本纪记帝王言行和国之大事，方志在这一点上如何能与国史相比侔?不过到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高似孙在所纂的《剡录》中作了补足。《剡录》开篇就确定《县纪年》，记一县的大事，其作用和帝纪相仿佛，只是除过年号外和帝王别无关系。这一增添对于方志来说，不论是记人或记事都能有具体年代可以稽考，不相混淆，是有特殊的意义的。经过这样的增添，方志和国史的体例和结构基本上趋于一致，方志因而就成为地方史了。这样一再演变，方志中记地的部分不会有所增多，人物却随时都有增加，浸假记人居于主要地位，记地部分就难与之相提并论，和方志最初的形式都不复相同了。

    这样一些议论，都是由历史地理学派生出来的，不过藉此也可以说清楚其间的源流，既然有了这些想法，我就以《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为题写出来，作为我初次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论文，提交与会方家，请其指正。承会议不以菲薄见弃，还以之编入《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之中。

    十五年后，来新夏教授和日本斋藤博教授共同发起对于中日两国地方史志进行比较研究，远道相邀，约我撰文，并要我对于这一问题再作引申说明。在这以前我已有相当长久时间再未撰写与方志有关的文章，这时既承邀约，又代为规定论述范围，只好赓续前说，推究方志中史志不平衡的来由以及一些与此有关的问题，并使前说有所落实。由于文题是《再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依然是从历史地理方面着眼，还提出历史地理学可以配合方志学共图发展的道理，这显然是偏重在记地方面。

    自记地和记人之书合并以来，迄今已将届千载，这中间也曾引起一些争论，其间也有畸轻畸重的关系。我无意涉及到这些方面。我所说的偏重在记地方面，只是论述这些有关的问题，是由历史地理学发轫的，与其他的争议无关。仅就记地一方面来说，显得分量轻微，不能和记人方面相比较。前面曾经征引《隋书·经籍志》之说，谓《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的撰著皆曾得力于当时上计的计书，具体说来，也就是方志之类的素材。《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项目相当繁多，举凡山地、水系、乡亭、关隘、宫殿、仓廪、都邑、祠庙、官守，都包括在内，而且每一项目还有更为细致的区分，如山地就有山、岳、丘、原、阪、答、谿、沙，水系亦有江、河、水、川、寝、泽、薮、津、渎、别河、渠、池、泉、陂、灊、海等。《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为当时全国的地理，普通县邑以及州郡的方志不能和全国一样，都能齐全，可是也不是能够有的皆见于记载。这是其中的一端。自来方志纂修的方式，以辑录有关素材为主，实际上只是资料汇编。正如章学诚所说的：“方志家言，偏于地理，而撰述之业，略似类书。欧虞所钞，白孔所帖，山川陵谷之类而已。”(见《章氏遗书》卷二七《湖北文征序》)章学诚为清代乾嘉时期人。乾嘉时期的学人多能熟谙舆地之学，其所纂述的方志，于记地部分当不至于皆似类书。乾嘉时期诸大师所讲究的舆地之学实际上已经形成沿革地理，故于方志中记地部分也多重沿革。主纂《汾州府志》的戴震，在其所撰的《应州续志序》中，就曾经明白倡导：“古今沿革，作志者首以为重。”因而州郡县邑的辖境盈缩、城池兴废，无不详为探索，纤细靡遗，与一般的资料汇编，确是不同。可是其地无沿革可寻，不易考证者，却往往轻易着笔，率尔带过，甚至略而不论。虽然多费功力，却显得更为狭窄稀少，只可以聊备一格而已，与记地记人两部分未合并以前的专以记地见长的方志亦多不同，难得一概而论。

    上面论述了方志的一些演变。在这悠久的千百年间，也应该是有所演变的。不仅有所演变，而且演变还未终止。当前举国都在纂修新的志书，由于国运日隆，国力鼎盛，新事新物，层出不穷，旧有方志体例，修志方式，都难以适应要求，各地司事者皆能推陈出新，亟一时的盛况。以前我在方志门槛内外徘徊的时候，也曾有所设想。其后少加闻问，这些设想已成明日黄花，不堪回顾。既是闲话当年，不妨再稍提及。那时我曾经设想到四个方面：

    一、记载有关的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

    二、记载有关的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具体经过；

    三、探索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

    四、探索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

    这里所说的第一方面就是记地，第二方面就是记人。所不同的只是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就这第三、第四两个方面来说，如果纂修方志的方式，还像以前那样汇集前人旧说作为和类书规模相似的资料汇编，那自然是相互凿枘，格格不人的。如果真的改弦更张，这两个方面都是应该涉及的。因为人们既然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就不能不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影响。仅就生产劳动而论，那就是利用自然，甚至在改造自然，在相当的时期内不能说就没有规律可寻。以前纂修方志是要阅读的人习往事。现在纂修方志应该不仅要人习往事，而且还要知来者。这是说，应用已经获得的规律，对当地有所兴作的改进，使其更宜于人们的生存、居住和生产劳动、社会活动。

    方志具体的内容，在记地记人两部分合并之后，诚然具有一方之史的性质。但是具有一方之史并非与地毫无关系。《史记》和《汉书》都是全国之史的不祧之祖，不是也分别各有其《河渠书》和《地理志》？这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撰写的方法。前面说到《汉书·地理志》所涉及项目之多，恐怕是任何方志都不能达到的。不要说是州县小邑，就是一路一省也难于都能具备。《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皆是地理现象，《史记·河渠书》确是兼记演变过程，可是以前方志的纂修者却只追踪于《地理志》，《河渠书》的规模殆少有涉及者。仅记载地理现象，就是了无遗阙，数目究竟有限，再加以只重沿革，也许就更为单纯稀少。章学诚讥讽这样的撰写方法，谓为“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当然，按照以前那样略似类书的资料汇编的写作规矩，也难得有所作为，前人无说，是不易汇集成编的。地理现象的演变，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由若干事例观察，也许人为的原因还多于自然的原因，这就不能不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有关。不仅有关，地理现象有了演变，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这些情形往往关系到县邑地区的发展演变，不应该稍事忽略的。以前的旧方志在这方面确实是忽略了，不能再忽略下去。

    如何才能不至于忽略?这就需要执笔纂修者亲自莅临考察，具体了解。这是说纂修方志之时应该作实地考察工作。以方志作为记地之书，记地就不能不从事实地考察。以方志作为记人之书，甚至以方志上同于全国的史书，也应该符合具体事实。《水经注》是记地之书，《史记》是记人之书，这是众所周知的。郦道元为了撰述《水经注》，曾经亲自莅临一些地方，仔细考察，故其书周到细致，特别是写景状物，使读者也仿佛亲临其境，得其真貌。司马迁更是遍历全国各地，既已统观全局，更进而个别访问。他曾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他还曾到大梁之墟，求问所谓夷门的所在。夷门为魏信陵君迎侯赢之处。《史记》能成为信史，历时愈久，愈受人称道，非无由也。可是许多方志的纂修者，既未能效法郦道元，更未取则于司马迁，虽能连篇累牍，亦不乏讹误之处。我曾经稍事列举，以作例证。这里不计烦琐，再拈两例，以见一斑。

    北宋与西夏构起边衅，永乐城之战最为重大，主帅以下，数十万人，全军覆没。因为是重要战争，有关方志皆一例记载，并谓永乐城就是后来米脂县的永乐村。今陕西米脂县诚然有一永乐村，大可以作为证明，成为定论。我曾为此特赴米脂县考察，而且到了永乐村。永乐村乃在一条山沟的沟口，沟口相当狭隘，只有三户人家。实际上也只能住三户人家，除此别无去处。这样狭隘的山村，如何能够作为数十万人马相互争斗的战场?可是有关方志一再辗转抄袭，竟无人为之辨别，曷胜浩叹!

    现在陕西潼关县本为清代的潼关厅。潼关厅亦有《潼关厅志》。《潼关厅志》解释潼关得名的事由，谓为厅境有一条潼水。这是不错的。潼水从什么地方流来，据说就是四川的梓潼水。梓潼水如何流过秦岭，一直流到潼关?却未再见解释。这能不令人奇异!永乐村于米脂县中，确实是荒村鄙野，往来不便，难得轻易前往。潼水由秦岭北坡流下，就流经当时的潼关城外，一目了然，奈何竞远推求于秦巴山地之南，也是匪夷所思了。

    当然这两宗都是十分特殊的事例，不能以常情估量。这不是说其他的讹误就可以曲于谅解。要避免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讹误，就需要实地考察。其实实地考察并非过于艰辛。现在的永乐村诚然是荒村鄙野，人迹罕至，距离米脂县城，也只有几十里，不能说是无路可通的，潼水源头更近在潼关县南的秦岭山上，用不着多事跋涉。这样的实地考察工作不能说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为长者折枝而已。为长者折枝都不愿起动手足，那就无话可说了。

    应该说实地考察并不是为了减少讹误或者是为了防止讹误，而是要像司马迁和郦道元那样提高方志的质量水平。正是由于能够实地考察，才能够多见多闻，能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充实记地的具体内容，不仅能够记载有关的地理形象，而且能够说明其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样的演变过程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这样就使专载沿革的记地方式有所增益。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政日盛，新猷日增，可资记载的也就日渐繁多。方志的增益就不仅记地一端。前面曾经提到1982年《<陕西通志>纂修方案》，其中的《自然编》所列的《地理志》、《气象志》、《生物志》、《自然灾害志》和《人物编》的《人物志》，这都是记地和记人的专编。这样的专编合计起来才有五篇志，在全书的三十八篇志中是少数了。《陕西通志》的纂修方案是1982年起草和通过施行的，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十多年来，新政新猷又复不断增益，方志篇目当相应亦在不断增多。我现在确是孤陋寡闻，所见所知自是稀少，即以所见的来说，已不易以篇数卷数计，其多者竟达数十巨册，真是盛世修志，前无古人。

    这样的连篇累牍的巨制，虽说是轶出于专篇的记地记人之外。实际上也是在增益记地记人的分量。就以《陕西通志》而论，记地的《自然编》于《地理志》之外，增益了《气象》、《生物》、《自然灾害》三志，其他各志也都与《地理志》和《人物志》分列，实际上应该是记人之书的扩充。具体的事情都是人们的作为，怎么能说和记人无关。

    记人之书自来是以之记载先贤耆旧，先贤耆旧为乡邦增光，如之何不加以记载?耆旧自是终老故土，先贤却未必长守田园。自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崇尚门第，世家大族的人物往往迭居要津，为当世所称道，而崔、卢、李、郑最为世族。崔氏出于清河、博陵，卢氏出于范阳，李氏出于陇西、赵郡，郑氏出于荥阳，各历数百年而未凋谢。虽以当世帝王之尊，亦不能不稍假以辞色。可是这些世家的后裔，有的早已离开本土，徙往他乡，相隔数世，犹假郡望以自炫耀。这些人物可谓与其原籍已了无关涉。可是其本乡本土修方志时，却皆不吝篇幅，备加记载。从为乡邦增光来说，难得有这样的人物，应该备加记载，若谓其对于本乡本土有何具体建树，这就很难说起了。

　　当前的方志纂修，增加了这么许多志目，是有可取的。这些志中自然都是记事，实际上也是在记人，因为人存则事举。不论这些人物是耆旧还是侨寓，是先贤还是官守，只要有所兴作，皆可因所兴作而加以记载。记载其有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不论其为生产劳动还是社会活动都能对当地有相应的影响。人是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如果这些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是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那就是对于当地的建设和发展有好处，为什么不加以记载?就是仅限于社会活动，未能改造自然，同样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为什么不加以记载?当然由这些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得出其间的演变和规律，更是上乘了。

　　前面曾经说过，自汉代以来的记地之书和记人之书到北宋时才相互合并起来。那样的合并只能说是形式的合并，正是因为是形式的合并，才不免引起一些事故。偏于记人或偏于记地，都能受到议论。用现在的话说来，记人就是史，记地就是志。因而说到方志就以史志连称，好像史志的连称代替了方志的专名。这是形式上的合并的影响。

　　相对来说，如上所论述的现在这样增加许多志目，实际上是增加了记人的分量，也增加了记地的分量，使记地记人相合起来，这样的合并应该说是实际的合并，涉及记地的地方就记地，涉及记人的地方就记人，不分畛域，无问彼此，也就不必再以史志相区分，省却历时悠久的公案。

　　这样的合并也可以省去人物传记的篇幅。如上所说，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都已分别在有关的志中论述过了，就不必再在传记里重复记载。以前所谓史志未能平衡，固然是记地部分只重沿革，别无他事相应列入记载，而人物则因岁月的增长，后来者一浪接一浪，殆无止息之时，逐渐积累，自然日益繁多，若以其中情节分别改述于有关的志中，人物传记也就不至于过分累赘。

    如果能够这样，则传记中所列的先贤耆旧当更为明确。当然能够作为先贤耆旧列入于方志的传记志之中是各有一定声誉和才德的；同样以其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引入于方志的各志之中，也是其所作所为的事例是受到普遍的称道的。这应是确实而有所依据，其间不应有任何掺杂和虚伪。要知道鱼目混珠，掺杂于其间，只要有因缘，也并非难事。一时可以掩人耳日，久后却难免受人讥笑。北齐时魏收所撰的《魏书》，在当时就已经为各方所非议，被称为秽史。《北齐书》有《魏收传》，《传》中罗列为当时非议之人及所非议诸事，千百年后读之，犹不能不令人齿冷。其所以如此，固由于魏收本人对有关传主的好恶，而其他人的上下其手，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北魏尔朱荣曾废立帝王，为魏人所恶，魏收却加以颂扬。《北齐书·魏收传》叙此事说：“尔朱荣于魏为贼，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纳荣子金，故减恶而增其善，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这样的颂扬并没有减轻尔朱荣的罪责，却于人以口实。唐初人撰《北齐书》，犹以之著于史册，方志为一方的志书，不能上比侔于国史，但悠悠之口一样不会轻易见原的。

    从来方志的纂修者，都是搜集有关资料，从事编排，供人参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史料汇编。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竞成为常规，无由作更深入的论证。如前所说，方志记载的事物，不仅记载其现象，还应记载其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再进而探索其演变和影响的规律，这样才能发挥方志的更大作用，当然，兹事重大，不是一蹴可就之事。深愿不久的将来能够有发展和成就。这应是最大的企望。

    这些论述都是前些年月的设想，散见于拙著《方志刍议》及其他相关的撰著之中。现在说来，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无烦再事提及。原来都只是些刍荛之言。经历这样一些岁月，都只是在方志门槛内外徘徊。到现在重提旧事，仍然是徘徊在方志的门槛内外，无所增益。既然无所增益，所以当时是刍荛之言，到现在依然还是刍荛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