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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对马有两个误会，一是以为马是城里的动物，一是以为人们一般是不吃马肉的。 以为马是城里的动物，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都不养马，所以见到的马都生活在非农业户口的人们聚集的城镇，即县城里的搬运公司和公社的搬运社。马们拖到板车，神气地来往在公路上，从公社把农民缴的粮食、牲猪、鸡蛋往县城送，从县城把农药、化肥和各种日常工业品朝公社拉。 有限的涉猎中，古人笔记还没有见到专写种田农民家养马的事。《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十五卷和第四百三十六卷，共有二十九篇辑录各种马的故事，只有一篇介绍马之产地、饲养方式等事，八篇写帝王之马，十四篇写官吏之马，三篇写非农民的身份不明者之马， 三篇写城市富人之马。其它一些笔记著作之中，零星所见与马有关的篇什，马的主人亦多为官吏、军人、城市居民，或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不明身份者。 虽然成年人谁都会知道马原本是草原上的动物，游牧民族少不了的伙伴，但它们进入以中原农业社会之后，说它们是城里的动物，还真不算太大的错。 马最大的特点主要是跑得快。这从《太平广记》所辑帝王之马的名号可以看出。《周穆王八骏》篇载，周穆王巡行天下之时所骑之马为“八龙”，“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汉文帝九逸》篇载，汉文帝“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五名紫燕骝，六名绿螭骢，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另还记载有唐玄宗之“龙马”，唐代宗之“九花虬”、唐德宗之“神智骢”、“如意骝”，魏武帝之“白鹤”，唐秦叔宝之“忽雷駮”。这些名马的美名，哪一个不是说的马之轻逸飘洒、无比矫健？ 正是因为马的特点，决定了它不是农业社会必需的动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来说关系不大，甚至可说没有什么关系。马跑得快，腿长，但却不粗壮，没有下田（特别是水田）干活的本事，在种田上帮不了人们什么忙；马在帮助人们长途跋涉和运输货物上有它的优势，可长久以来农村人鸡吠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交往范围不过方圆几十里的样子，加上自耕自给，根本不需要它作为脚力代步，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长途运输。 马却还是早早就在农业社会站稳了脚跟。原因当然还是因为它跑得快。农民虽然是农业社会的主体，但并不是农业社会的全部，军队、官吏、商贾这些东西，一样也少不了。军队需要马，用马拉着车打仗，骑在马上打仗，战斗力强得多；官吏也需要马，坐在宽敞的马车里，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得多；商贾也需要马，运输和赶路效率当然高得多。 “马牛羊，鸡犬豕”。马，这种农业生产并不需要，却在农业社会站稳了脚跟的动物，反而被人排位于六畜之首，地位最显赫。 以为人们一般不吃马肉，则纯属孤陋寡闻。 从常理上讲，马肉应该是能够吃的，它的主要成份也是蛋白质、脂肪、葡萄糖、水分，本质与牛、羊、鸡、狗、猪的肉没有什么区别。在反映国共斗争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从江西转移到陕北的途中，路过没有人烟的雪山草地，无粮裹腹，也是杀马吃肉的。而且，从未见到过马塚，更没有听说过现实生活中有人为死马举行葬礼，死马的肉如果不是人吃了，那上哪儿去了呢？ 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任何熟悉的人吃过马肉，没有听任何熟悉的人说自己吃过马肉，也从不知道有什么以马肉为原料烹制的著名菜肴。家乡传有 “人肉苦，马肉酸”的说法，意思是马肉和人肉一样，吃不得的。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三第一百三十三条，记其在乌鲁木齐时，怀疑一个道士是个妖人，食马肉则可破其妖术，“适中营有马死，遣吏密嘱旅舍主人，问适有马肉可食否”，道士的回答是：“马肉岂可食？”这道士到底是否妖人并不能肯定，而且即使是个妖人，未被人揭穿时，说话当也按照常理。而其卷十二第一百一十三条则是专记乌鲁木齐野生动物的，其中有一句“马则未见食之者”，本意是说当地人不吃野马肉——既然野马肉都不吃，家养之马的肉当是更不会吃了。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祭品中牛肉、猪肉、羊肉齐全，是谓“太牢”，只有猪肉和羊肉就是“少牢”了，这里也没有马什么事。所以疑惑人们一般是不吃马肉的。 其实，随便上英特网一搜索，就发现杭州有种叫“马肉米粉”的地方小吃，草原上的人们办有工厂制作马肉干作为旅游食品销售，日本人配了佐料生食马肉壮阳……之所以在中国城乡绝大多数的菜市场没有卖马肉的摊子，不过是养马成本太高的缘故吧？ 人不仅吃马肉，而且很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知道马看上去威风凛凛，并给了马一个六畜之首的名份，但更知道马不过是一种苦力而已，内心仍将其作为六畜中的普通一种——感恩的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 《太平广记》就有三篇笔记是专门讲马还前生之债的。《卢从事》篇载，有人送了卢某一匹小黑马，“初甚蹇劣”，“豢养三五年，稍益肥骏”。小黑马一直在卢某家任劳任怨地工作，有一天突然对卢某说起了人话：“阿马是你亲表甥。”原来这黑马为人时，卢某让他“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少年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此钱略尽”，等他死后，阴间为卢某追偿此债，判他“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韦有柔》篇载，建安县令“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托梦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后县令之马果“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吴宗嗣》篇载，某人在军使吴宗嗣“贷钱二十万”，“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数之曰：‘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刚过完一个年节，“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借钱者“白衣而至，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为复来？’”借钱者“不答，径自入厩中。俄而厅人报生白驹”。让人去问，借钱人刚死。等白驹长大，所卖之钱刚好与那人借的钱数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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