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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明中叶开始，江南社会风气趋向奢靡的议论日见激烈，其间虽一度经历过顺治朝的经济低谷，大致到康熙前期，故态复萌，杞忧之士又良多感喟（本文所论，以启祯、顺康为主，稍前推后延）。暂不论这些见解是否允当，至少它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已属于高消费地域，其消费水平与消费风气均领全国之先，殊为瞩目。 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借抄录万历《歙县志·风土论》，概述了有明一代社会风气演变的四个阶段，经史学家多次征引，已为同人熟知。其实，最先敏感到这种变化的是苏州府人氏王犄。他据其亲身经历，描述了明初以来的变化，认为早在成化前后，江南首府姑苏已得风气之先（1）。稍后，嘉靖、万历间浙江仁和人张瀚更认为江南三吴的消费风气在全国具有“唯马首是瞻”的影响（2）。松江府人徐献忠在其《吴兴掌故集》中也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江南另一中心城市杭州，王士性在其写于万历二十五年的《广志绎》中称“杭俗儇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不独中心城市，二、三等城市如松江府、县城亦然如此。据同时期华亭人范濂所《云间据目抄》说：“吾松素称奢侈，今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更可注意的是，第四等级的市镇，也受到了某种“高消费”风气的侵染，同样遭到呵责。例如州府第一巨镇乌程县南浔镇，乾隆董志宁《镇志》据明嘉、万以来变化载道：“迩来风会日趋，稍不如昔，奢靡渐启。冠婚丧祭，并尚繁文，颇有僭逾之风”。又如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早在明代中叶，该镇文人李乐据其亲历，也说“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者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病则祷神，称贷而赛。”（《续见闻杂记》卷十一）从有关方志材料看，湖州双林、菱湖，嘉兴王店、青镇，吴江盛泽诸镇多有妓院之设，颇可惊异。其中盛泽归家院十间楼更是以拥有名妓多人而鹊声江南（3）。钱牧斋爱妾柳如是青楼艳史即从此间而流衍于云间、虞山，成为明清之际江南一大轶闻。三吴风气侵染所及，徽商群起效尤，时称“大低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4），有青胜于蓝之慨。此类记载多不胜录，容另文再论。为了检验上述议论的程度，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扩大到该时期江南的城乡，对城乡家庭消费状况作一鸟瞰式的巡视。综合散见于文集、笔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各类消费记载，大致可概括为九大类，分述于下： （一）饮食肴馔消费。“民以食为天”。生理需求性的食物消费是生活消费的基础层次。明清之际一个劳动力的最低生理性食物消费有多少？崇祯末年湖州涟州沈氏所著《农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雇工生活消费的清单，弥足珍贵。沈氏作为一个饶有心计、精明能干的经营地主，颇留意于调动雇工的生产积极性，他制订的基本食物消费标准在当时当地算是偏高的。兹据原文制表如下： B：沈氏长工食物消费开支估算 据此估得一男性劳动力的长年食物消费相当于十一石米的代价（正常粮价）。妇女、儿童的口粮大抵减半。全家合伙则年费用不会比十一石米增加太多，估计不超过十五、六石（或银十五、六两）的标准。 有充分理由推论，前述的食物消费指数适用于相当多数的城镇平民。其中三分之一的支出属于副食。即使如此，不用说贫困的农民，就是象昆山归庄这样的寒士，靠卖文度日，竟有“平日安穷娄，饥来也自怜，腹肠鸣不已，耳目用难全”之叹（7）；海宁陈确在失去其妻经营家计后，备尝“八、七月之间，竟告绝粮，朋友假贷，尚复存活”之苦（8）。可见，高消费之恩泽并没有遍施于江南各阶层。这从当时日常副食品价格之贱也略可窥其一斑。兹据《沈氏农书》、《阅世编》、《陈确集》提供的数据（按白银计价）排列于下： 猪肉 （每斤） 二分或二分五厘 鸡蛋 （10斤） 五分 一石米（值银一两）即可买得猪肉或鱼虾五十斤。应该说日常副食品的价格是低廉的。陈确曾说“日烧一担柴，日啖一肉，兼置鱼虾”的生活是“贫儿”羡慕而不及的，按崇祯时的正常物价，也不过是银一钱、米一斗的代价（9）。由此可知，明清之际消费结构中副食品消费总量偏低，间接反映出社会消费水平普遍处于节俭状态。当然，也确有与此相反的消费行为令人惊骇，如江南官绅士大夫三日一宴、五日一请，穷极豪奢。检阅《戴名世集》，屡见置酒高会之记（10）。复检《吴梅村诗集笺证》、《陈确集》、《徐渭集》、《壮梅堂集》、《归庄集》亦复如此，不足为怪。仅吴诗粗略统计涉及酒宴之载不下百次，其同乡好友周子椒，爱客剧饮至售卖田庐而不顾，梅村有诗嘲之（11）。此等“酒癖”并不少见。陈确在《先世遗事纪略》中自述其曾祖鸣梧公“豪饮落拓，不问家人产”；祖父理川公亦秉承父风，“慷慨好客”，田产荡尽，到陈确父分得家产仅一亩七分。归庄的祖父也因“好客”，百亩家产几经耗费，到庄生之时，据其母回忆已“家无一亩”，一代名儒归有光之后裔落到如此穷困境地，豪饮盛宴之习害人非浅，风尚所染，竟难自拔（12）。 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结社更助长了盛宴之风愈演愈列。太仓张溥汇合大江南北十六个文社创立“复社”，自崇祯二年到六年间，先后有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诸举。史载“复社初起，四方造访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余年无倦色”（13）。为此，吴江巨富吴甑之一次出资白金三十镒，家谷三百斛。其中仅“虎丘盛会”，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台，鳞次布席皆满，往来如织，游人聚观无不诧叹”（14）此风绵延不绝，到顺治十年，乃有同声、慎交两社的再度“虎丘之会”，“九郡同人至者五百人”，两社轮流主席，“会日以大船二十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较之复社更穷极声色，沉缅黄白，殊不足取（15）。风靡而无极，文人间三五成群，赏雪观梅，观潮登峰，每每有酒宴之会，少则费财三、五两，多则挥金数十，以此相高，难怪时人有世风浸浸日下之慨。 华宴之上，水陆山珍，杯盘狼籍，一席之费，几为农家数年之食。《红楼梦》刘姥姥关于贾府蟹席之叹，确为写实之笔。《金瓶梅》中有关酒席之费，一般少则也五两、四两、三两不等，足低贫寒农家一年食物之费的三分之一（16）。明清之际江南缙绅之家开始盛行服用人参。晚明时一两高丽人参卖价为白金一两（17），到清初涨至白金五两。上党参也由原白金二钱一斤飞涨到白金一两有奇（18）。曹寅、李熙每喜用人参疗病，康熙屡劝其慎用，“不可多服”，降及中等人家，也“时尚参求之功，远求贵售”，至有陈确“妇病顺参汁，半瓶直数千”之哀鸣（19）。至于时新水果之需，诱使吴越商贾远至福建预订（时谓之“断”）园农的荔枝、龙眼（20）。上海顾氏露香园水蜜桃，红艳而甘，每斤二、三枚，价值白银一钱。万寿果（即花生果）刚流行于苏松，就被用于宾筵，以示新奇（21）。酒必名酒，茶必佳品（22），更不必细论。饮食肴馔所费高低之悬殊，仅据上述粗略描述，即知不可同日而语。 （二）住宅园林消费。明清江南民家稍有赀财，必讲求起宅盖屋，青瓦粉墙，飞檐雕窗，苏徽两种风格竞相争雄，各具特色。对此，明唐锦曾有评论： 我朝：庶人亦许三间五架，已当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 。（《龙江梦余录》卷四）桐乡张履祥明亡后隐居不仕，曾欲购置乌程县邻太湖的一块田产，计划“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种竹，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家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傍室穿井”，在乡居富裕农户（包括小地主）的住宅规划中颇具代表性。据其估算，费资需白银百两，少则也得六、七十两（23）海宁陈确记述其母回忆家庭经济变迁情况甚详。有关住宅，其母说：“尔父至四十九，始自出海买木，构中所、前所及墙门侧屋共二十间，约费二百余金”（24）陈确之父薄有田产六、七亩，余皆靠学馆授徒，辛勤积攒一生，几乎都殚心竭力于经营住宅。嘉靖间徐渭为浙闽总督草《镇海楼记》，得润笔费二百二十两，即于家乡会稽城东购地十亩，构屋二十二间，题为“酬字堂”（25），成为后来著名的青藤书屋的一部分。其造价与陈确所记吻合，大致为明朝中期中等规模住宅的通常标准。 万历间谢肇制对“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南人”常不免为“屋宅之建”所累，深有感慨（26）。中产人家如此，一般贫家则只能瓦屋二、三间聊作“宁居”，惜无详载，无从细说。现仅以昆山归庄落魄境况推论。归氏自记其住宅之窘道： 戊戌（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归子所居之室坏，乃以钱十二缗赎之而迁居焉，榜其室曰：“万家基”。居瓦三楹，向明而庳小，南北丈有二尺，东西三丈，出入必俯躬。 此屋原为其曾祖归有光陵墓守冢人所居，与贫民居宅庶几相近。十二缗赎价，按顺治十五年后钱银比价，大至约为白银十两八钱，也许这就是当时住宅消费的最低标准了。 住宅消费的高标准则就难以估算了。象明末清初誉为东南名士的钱谦益在家乡常熟有“狡兔三窟”，均备极豪华。主宅在城内，起名“荣木楼”，内有“半野堂”、“闻我室”；又在虞山胜景最佳处筑有别墅“拂水山庄”，小东门外建有“碧梧红豆庄”（28）。娶柳如是后，为金屋藏娇，不惜重金又在“荣木楼”后新构“绛云楼”，资金不足，忍痛割爱，削价二百两出让宋版汉书珍本于鄞县谢象三（钱原以一千二百两购入，该书曾为王龠州世贞珍藏）（29）。该楼“五楹”，二重或三层，“穷丹碧之丽”，兼备贮藏图书与住宿留宾客之用。建成七年后焚于火，数千金之产毁于一旦，珍藏书籍亦付之一炬。 大凡江南大型住宅均沿中央纵轴线建有门厅、轿厅、大厅及住房，再在左右纵轴线上布置客厅（花厅）、书房、次要住宅，后部住房常为二层楼房，楼上宛转相通，组成中、左、右三组纵列院落组群，结构复杂，形似迷宫。此外，江南私人园林发达当居国中之首。江南缙绅富室“好亭馆花木之胜”，每于宅内或山川秀丽之处扩建园林，造景富有艺术性，表现手法丰富细腻，正可谓争奇斗艳，匠心独具。钱谦益以千金之值从翁德源处购进废园一所，修饰点缀后，建有“玉蕊轩”、“留仙别馆”诸胜，“树绿沈几，山翠湿牖，烟霞澄鲜，云物靓深，过者感叹尝以为灵区别馆也（30）”。姑苏诸园林中有一胜景名为“拙政园”，颇脍炙人口。园始建于明嘉靖中，广十余顷，创建者为御史巡按王献臣。史载该园“堂宇亭榭、桥池花木之盛，甲于茂苑”。入清后，一度为海宁相国陈之遴所有，陈氏远谪关外后又为吴三桂之婿王永宁据有，“复盖崇高雕镂，备极华侈”（31）。吴梅村曾有长诗记其园林之胜，且叹园主数易，“人事靡常”（32）。钱塘江观潮胜地盐盐官镇明清时为海宁县（州）治所在地。镇西南有一江南名园“隅园”，一名“遂初园”，最早为南宋安化郡王沅之故园，占地二十余顷，迭经明末陈与郊、清陈元龙扩建，为明清江南私人园林之冠。乾隆六次南巡，四次亲临海宁，均驻跸于此，赐名“安澜园”，并将安澜园仿建于北京圆明园中。该园于咸丰年间被毁废，今仅存九曲桥与荷花池（33）。更令人惊异的是，园林之好几风靡于江南所有城镇，仅嘉定县城与所属南翔镇即有江园、唐园、迈园、嘉隐园、张园、杞园、檀园、漪园、三老园等十余所（34）。据归庄所记昆山城内外诸园之稍有名者亦不下于嘉定，尤以叶白泉黄园、徐多重采山园与徐乾学遂园最负盛名，其中徐氏“遂园”可与海宁“遂初园”、常熟“燕园”、海盐“绮园”齐眉。常熟、太仓、吴江诸城亦不减风骚。至于吴江同里镇、湖州南浔，据镇志所载，也颇多佳园。一园之设，少则白银千两多则至有万金之誉。仅以假山一项为例，若请高手叠作，材料人工之费，“非千金不可”（35）。可见园林设造之费实不低于住宅建筑。 （三）衣着服饰消费。明清之际江南士绅之服饰，顾炎武曾谓之“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力主严禁绮绣无益之饰（36）。明末清初华亭人叶梦珠更就冠服、内装的弃旧厌新、鄙朴崇奢、士庶无别详载其变迁细节，并见《阅世编》不列。其评论可一读，文曰： 故移风易俗者，于此（指冠服、内装）为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里邻。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僭而以为荣，不得之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阅世编》卷八《内装》） 按明清之际江南风尚，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其便服有路绸、瓯绸、绫地、秋罗、松罗、杭绫、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则生纱、硬纱、生罗、杭罗，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其中有以孔雀毛织入之花缎新样，每匹仅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37）；细精之姑绒，每匹价值百金（38）。入清以后，南方开始盛行皮裘，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39）。海獭暧帽每顶纹银二两。帽最贵者为细草编织名“得勒粟”者（产自北方少数民族），每顶三、四两，更可骇者，有一种西宁长缨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40）。至于大家闺秀穿戴首饰，据李乐嘉湖地区所见，原“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之物”（41）。叶梦珠详细记述过明清之际官宦之家命妇流行首饰，有金凤衔珠串、金钗、金簪、金耳环、满冠、棒鬓、倒钗之类，不少是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且有以玛瑙、宝石装点者（42）。仅以珍珠而言，“大者五十余颗，计一斤重，价近白金五千两”，则三钱重之珍珠价值为百两白银，令人瞠目（43）。见之于明世态小说《金瓶梅》，西门与诸妻妾、外遇间纵横捭阖、争风吃醋的角斗，往往围绕着衣着、首饰而展开，如李瓶儿初入西门为讨好众妻妾，取出箱中一顶重九两的金丝髻，打一件九凤甸儿（三两五、六钱），一个玉观章满池娇簪儿，四个乌银戒指；直到西门淫丧后，孙雪娥偷出家私中，即有金头面四件，银首饰三件，金环一双，金碗簪一对，金仙子一件，金桃心一件，银镯一付，戒指四个，银簪四对，诸如此类，略可窥知当时官宦富户用之于取悦妻妾之费是十分可观的（44）。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织造锦绮罗绸的农家妇女，则仅服用自制之粗布土服，所谓“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45），“辛勤贫女重咨，天寒十月犹单稀，以布易粟聊充饥，衣者谁知织者悲”（46）！ （四）陈设用具消费。江南陈设用具之精巧，为明清之际国人所一致公认。明嘉、万间张瀚在概论当时中国区域经济与风性民俗时，即说常松苏“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47）。稍后，王士性据其遍游全国的亲身经历，又对两都、江南、江北、西南诸省作了更为广泛的比较，其中论及苏州时云：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膺莫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广志译》卷二） 在《江南诸省》卷中又说：“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其实，家具陈设风尚檀梨漆器，不惟苏州人纤巧清雅，扬州有一周姓者在明末更创一派，精妙绝伦，一直流传到清乾隆年间，仍风行于江南，史载： 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翡翠、水昌、玛瑙、玳瑁、砗渠、青金、彩松、螺甸、象牙、密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桐西漫士《听雨谈》） 明高濂曾详细描述了当时富宦家庭中的各种家具形制和漆法，皆不惜工本，价值昂贵，其中有一种形似现代组合式的书橱，更令人惊叹（详见《遵生八笺》卷十四）。家庭陈设之豪华，不胜笔录，仅举吴江吴昌时之家其坐榻四面，环列梅花一百盆，梅花之外，稍下一、二尺，铺以氍毹，又列水仙一百盆，盆皆板精好磁器（《归玄恭文续钞》明崇祯时，瓷器价格最为低廉，最贵者不过三、五钱银子一只（48），即以三钱计，二百盆瓷器亦价值逾六十两，足抵四家农户一年食用之费。又，为附庸清雅，江南富家几案多供各色盆景，苏州虎丘、嘉定所出名闻迩远，其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49）。再说扇子有团扇、折扇、葵扇、蒲扇等。据说折扇，原由日本、朝鲜传入，在明代，起始仅妓女用之，后逐渐风行，且花色繁多，有以紫檀、象牙、乌木为扇骨的，然均不及骨扇为时尚所重，名扇则一柄少则一金，多至值三、四两银（50）。眼镜、自鸣钟等“舶来品”陆续进入富家。大约到明后期，江南好时髦者已佩戴以象皮为干的西洋眼镜，每副值银四、五两。到清初，苏杭人已能自制眼镜，遍地贩卖，人人可得，价格趋低，每副最贵不过七、八分，甚至有二、三分一副的，但西洋货仍属上乘，每副亦需二两白银（51）。自鸣钟由意大利人利玛窦传入，明末上海人最早学会仿造。家中设有自鸣钟，人皆以为奇，颇矜傲，其价失载。 （五）婚丧寿诞消费。古代中国向以礼义之邦自居，受传统文化影响，礼义繁缛，婚丧之费常与宅园之建成为家庭消费两大负担。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在明清于江南为甚。海宁陈确目击种种俗弊，曾起而抨击，为时论所不容，转而订下家约，算是从我做起，精神诚可嘉。他在家约中规定婚聘：“聘不过二十金，无聘金，但备钗币及牲果之类婚（52）；“婚不过二十金，嫁不过三十金，力不足者任减之，有损无益”（53）。这在当时已算是“低标准”了。闺女出嫁，规定“不受聘金、不办回盘，不迎奁，虽有力，不逾奁单（54）。陪嫁之费据陈确估算约近卅两白银。有一子一女，按陈确最低标准，也得百两白银，才能聊尽父母之职，恐贫苦农民是难以胜任的。而当时一般社会风尚，则要高得多，如会稽徐渭有文载道： 吾乡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贵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途，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闭门拱手，以要重聘。取一弟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产半之，下此者轻之，谈多不及也，相率以为常。《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 湖州董份嫁女于吴县申公子，收奁衣饰至满三百笥。已而陈于阊门，出女子六百人舁之，亘古未有”（55）。这是极豪奢的婚嫁规格。 关于丧事，陈确也有从俭的具体规定（详见《陈确集》卷九）棺椁之费，照陈确规定，“虽三、四金以下，亦足为固”，并力主“族葬、深葬、实葬”（有《葬说》详论之，兹略）其所简省诸节，恰好为民俗所崇尚，亦可见当时丧葬实破财劳神。例如棺椁一项，富家必用楠木，“一棺之直，皆百金以上矣”（56）。陈确挚友祝开美，家富甲于诸姓，“性不爱财而好礼”，为其父在西湖云栖寺设水陆道场祭忌日，诵经三昼夜，费金数十两。购置父母坟地，费资达白银万两（57），这当算是豪奢之例。然一般富家墓地少则数亩，多必数十亩。唐甄就说到一块墓地售价高达一百二十两，众家争购，主人还未肯脱手（58），按崇祯中期田价（到顺治初田价昂贵至极，非为常情），即在十亩左右。丧葬既如此破费，贫寒之士故多有葬亲之难。昆山归庄“以亲丧不能葬，日夜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赖钱牧斋等人赙布百金，才得“免不葬亲之罪”（59）。康熙间，唐甄死后身无一文，赖清八亲王赐白金五十两安葬（60）。大概这都算是已经尽量从简的数字。 寿诞之礼，分富悬殊兹不多言，仅举归庄所见之祝寿规模为例： “旬日之中，通邑之人，无不挈盒提壶，将筐篚，具币帛，再向东门者。东门之街，轿相接，肩相摩”（61） 华亭陈继儒（眉公）在松江佘山筑有宏丽之别宅，天启七年，正值七十大寿，据其子在《年谱》中回忆：“ 远近介筷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事也”（62）。若达官显宦，以祝寿为名，行贿献之实，犹如西门送蔡太师寿礼，服装之费五百两，打银器用三百两，动辄千金以上（63），实已属另一种政治性消费，容在“科举官场消费”一节中再行论及。 （六）文化娱乐消费。明清江南文化娱乐之费在生活消费中亦占相当比重，较全国其他地区都高出一筹。前述士大夫之间平居以文会友，诗酒流连，唱和斟酌，虽三、五两银一席，旷日持久，也是一笔不小的消费。又每好自刻诗文集，“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64）。明清之际木版刻字工价甚贱，每版（上下二帙）工资仅叁钱，若以八、九十版计，则工价约二十六、七两银上下（65）；或以字计，每百字银三分，则万言为三两，十万言才三十两银（66）。这更推动了私人刻书风气的盛行。明清江南文化创作之繁荣（野史笔记、诗文、小说戏曲等），似与此不无关系。另外，解囊为其师友梓刻文集行世，在明清江南尤为人所推崇，如钱谦益等筹集众人（包括地方官员）合资梓刻《归震川先生文集》，陆元辅为其故师黄淳耀刻《黄蕴生先生文集》，尤云鄂、方正玉等损资梓刻戴名世《南山集》，略为翻阅该时期文集所载序跋，屡见不鲜。江南士大夫又好山水之游，杭州西湖、苏州洞庭、安徽黄山、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会稽四明诸山，游踪所至，必有所记，检之文集，即知此笔旅游费在该阶层的生活消费中必不可少。归庄曾有文囊括道： “吾尝谓游道有三：有贵人之游，有豪士之游，有布衣之游”。（《归庄集》卷六） 看起来，第一、二种似近乎“公费”旅游，由他人（或官府行政费用）解囊出资的，第三种为“自费”旅游，不管出在谁头上，总之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明清江南缙绅士大夫珍藏书画古董，畜养花鸟盆景，都属士大夫生活方式中的艺术爱好类，所费尤以前者称巨。吴晗先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时，曾编撰有《江浙藏书家史略》（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新版行世），备载江南藏书家近九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明清时人。其时如昆山徐乾学“传是楼”、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毛子晋“汲古阁目耕楼”、嘉兴项元汴“天籁阁”、朱彝尊“曝书亭”、肖山王宗炎“十万卷楼”、鄞县范钦“天一阁”等藏书皆为海内称誊，详见吴书，不赘。至于珍藏古董、书画之好，沈德符谓：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丁，宣德之铜，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披靡于新安耳食诸大沽，日千日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膺不可复辨。”（《敝帚斋丛谈》） 王世贞《觚不觚录》亦发同感。珍藏品由古趋近，反映了江南收藏爱好更趋普及。其中价最昂贵者，如钱谦益家藏羊脂白玉杯名“一棒雪”者一件，“价值千金”（67）。周亮工有“墨癖”，收藏各种墨品万种，设“祭墨会”公开展览，名动四方（68）。诸如此类，所费均颇为可观。当然，这类高消费嗜好是一般农民、市民乃至贫寒士们所望尘莫及的。但也应该指出，由于江南城镇的发达，农村经济状况相对亦较其他地区为富，通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书房竞刻小说杂书，农工商贩“家畜而存之”（69）。康熙年间屡有“淫词小说”之禁，然禁而不止，流布愈广。江南民间又有社戏、神会之俗，地方戏曲颇受一般百姓欢迎。雍正间又有禁神会演戏的上谕（70），也形同虚文。至于象苏、杭这类城市，商贾小贩手工业者群集，多设戏馆、酒肆、茶店、赌场，娱乐活动良莠交杂，官府虽屡欲严禁，有识之士多以“绝千万人之生理”为由指为不智之举，亦议而未行。仅苏州阊门即有戏馆数十处（71）。市镇也遍设戏院、茶楼，滩簧、弹词等地方剧种依靠普通观听者的赞赏而发展甚速。官府当局文化偏见未能阻止民间文艺的繁荣，其中一个原因，此乃出于平民对娱乐的追求。 （七）民俗信仰消费。江南民间一年中流行的民俗节庆，几乎每月皆有，俱备载于方志，兹不赘举。张瀚曾举浙江灯市为例，视为奢靡之习： 因思吾浙之俗 ，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局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贾子生今，不知当何如太息也？（《松窗梦语》卷四） 浙江德清新市人沈则庵，流寓在濮院镇，“善画花鸟，能于纱上用灯草灰，作剔墨之画，以纱绷灯，照以火光，则纱隐无质，而花鸟浮动如生”（72）。此为灯之佳品，价格昂贵。史载“灯虽种种，唯料丝之光，皓洁晶莹，不啻明珠照乘”，苏浙“繁华之地，屡逢灯节，遍阅千门火树，碧映珠辉”（73）。江南城乡又有“香市”（亦称“庙会”）之举。例如湖州南浔镇有一嘉应庙，每年三月初一、九月初五两次香市，其中九月一次最盛，“贸易者先期至，手技杂戏毕集，演戏报赛，游人阗溢，二旬始罢”（74），已从宗教信仰演变为大型集市贸易。华亭县崇福庵“每当春初，兹庵香火，千里走集。自朝至暮，舟楫络绎不绝。香舶所停，舳舻相接者三、四里……近庵有街市，摩肩挥汗，炉烟闻于里外，犹甚盛也”（75）。苏州上方山有“五方圣神庙”，装神弄鬼，专意骗财，其“一筵之祭，约费中人十家之产”（76）。到康熙十三年江苏巡抚汤斌严令毁庙，蠹俗方禁。江南城乡无论缙绅士庶多崇信佛教，寺院遍地，仅湖州南浔镇五六里方园，“香林梵刹不下四、五十区”（77），至于名山大刹，善男善女，不远千里朝山进香，信笃弥甚。据方志载苏州士女乘舟由水路往杭州烧香，途径塘栖镇，必登岸进庙，烧香一柱以遂心愿，故该镇香火颇盛（78）。士庶百姓为求菩萨保佑，往往竭尽其力，迷信品的消费市场久盛不衰。 （八）科举官场消费。现代消费经济概念中有“发展性消费”的名目，它作为个人谋生立业的先期投资而被列入消费类中。据此江南士子的发展全注入仕途，用之于科举的消费庶几也可谓之“发展性消费”。明清江南的科举热浸润到仅有薄产十亩之家，也必冀盼诸子高中，不惜延师入馆。塾师之费，是最初的投资。据叶梦珠称，即使象僻在东海之滨上海县“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79）。芸芸众生，岂能人人入泮，而“考取入泮，后学始复有进身之阶矣”，到康熙十六年，于是有“每名议定纳银一百两，准作生员”的规定。捐纳例开，“于是多者每县纳至数十名，少者二、三十名，几过当年旧额。然而中产之家尚难勉从，单寒之家，力岂能办？”（80）。太学纳粟之例创自景泰，顺治初一度革除，不久又开，然例银颇重，非大有力者不敢问津。大致庠生纳银二百两，俊秀三百两有零。康熙十三年后，事例广开，纳银渐减，俊秀不过百余金，廪、增、附生，不过几十金，“暴客之子、捕盗之役，层列轿门”。与此同时，岁贡亦开援纳之例，大概由禀生起捐者，纳银三百两，由增生者四百两，由附生者五百两（81）。童生府取，在明末已必求缙绅荐引，每名价值百两。“应试童生，文义虽通，苟非荐判，府必不录。”入清后府取价值大降，每名由三、四十金减至数金，“府取之滥，至此极矣”（82）。以上皆为取得科举乡试、会试资格的投资费用，不可谓不重。 官场交际费有两类。一类为庶民巴结、纳贿于官府而有所求者。如前述达官显宦婚嫁祝寿，必有趋媚者盈门，持币帛而求一谒。小者胥吏，明末人痛恨至极，视之为公害。江南健讼，向为地方人士所感慨。遇有争讼，此等书吏差役必令促延酒肆开讲交易，有“讲手钱”、“发落钱”、“出力钱”等名目（83）。“一坐而酒钱动以千计”，讼家不倾家荡产，亦大损元气。遇大案，则贿赂关节更多，所费尤巨。顺治三年，钱牧斋弃官归常熟不久即被牵连入谢陛、卢世榷案，“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脱”（84），虽不免夸张，然钱氏晚年屡言匮乏，恐与此有关。另一类则为官场间的行贿。明末最著者即为复社张溥等筹资白银六万纳贿于当事太监，促使宜兴周延儒再相，颇哄动一时（85），一说鸠集贿金二十万两（86）。弘光时锦衣卫都督刘侨一度降于张献忠，后贿于马士英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得补原官（87）。史多载贪脏不法如严嵩、和坤家产抄没数字，其中可以看出，即使博得一官半职，也仍然时时需再“投资”，方得保往乌纱帽，加官晋爵。江南缙绅的投资方向，正与中国封建政治结构相吻合，惟其官场舍得投资，日后当然不惜以本求利，欲求政治之清明岂可得乎？！ （九）纳妾宿妓消费。明清江南缙绅，拥姬纳妾，视为当然，虽名士豪杰犹所难免。松江抗清豪杰陈子龙家境不算富裕，先后纳妾蔡氏、沈氏、薄氏（88）。昆山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先于金陵纳一姬，北上后又于太原纳一妾（89）。华亭张南垣为园林名匠，白发老翁，仍纳一雏妓为妾，吴梅村有诗嘲之；杨子常年逾六十纳妾，顾炎武以自身教训有书规劝（90），俱见当时社会风尚。何以如此？从另一侧面却看出江南贫富悬殊的现象令人心寒。唐甄即说：“吴中之民，务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91）。”《南浔镇志》载有乾隆佃户钱某，“迫于逋负，鬻其妻为人妾”（92）的惨痛事实。明清江南缙绅士大夫家类多养畜奴婢，多至僮仆侍婢数千指（93）。明时婢女的价格较贱，从《金瓶梅》看，十二、三岁丫头卖价银仅五两，十七岁为十两，也有七两五钱的，书中计五载（94）；妾的买价较高，以婢为妾的约五十两，余皆为百两以上，一般为三百两（95）。康熙时王鸿绪密奏中提到苏州地区买婢妾的价格较明时上涨，少则七十、一百四十，多则四百五十两（96）。至于名姝娶为妾者价值千金，如嘉兴黄媛介者，应视为特例（97）。 考察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生活方式，对狎妓之风印象深刻。该处青楼妓馆之盛，遍及城镇，俱见本节开首所言，其中如金陵板桥、苏州山塘、盛泽归家院以及杭州西湖尤为著名。陈确在致知府刘公揭中即说：“西湖楼舫，选妓征歌，昼夜不辍”（98）。金陵为士生乡试荟集地，青楼之盛，至有“长江两岸娼楼多”之唱（99）。现在见诸于江南名人诗文结集中，即留存有所谓国士名姝情意绵绵的种种艳闻轶事，如钱牧斋、柳如是，侯朝宗、李香君。龚鼎孳、顾眉，冒辟疆、董小宛，吴伟业、卞玉京，张溥、徐佛，孙克咸、葛嫩，以及有关陈沅（园园）、顾寿、寇湄（白门）等名妓悲欢离合的许多野史，于此亦从略不再展开。可见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用之于这方面的消费虽不尽都是“挥金如士”，恐怕也常“倾囊而尽”。仅一名妓赎身之价，即高至千金： 寇湄（字白门）十八、九时为保国公（朱国弼）购之，贮以金屋……金陵破，保国公降（满清），家口没入官。白门以千金予保国公赎身。（金怀《板桥杂记》） 黄媛介原为嘉兴名姝，能诗善画，流落吴门，钱牧斋曾出千金欲聘为妾，后未果（100），旁证名妓赎身之价通常为白银千两，令人咋舌。国士名姝艳闻，恐难尽归咎于奢靡淫佚，也是不合理的传统婚姻的畸形副产品，不在本文论列，兹略。狎妓之风流衍民间，徽商即得其下游。明清时人往往嘲讪“新安人衣食菲薄……惟娶亲宿妓，则挥金如土”（101）。“原来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就悭吝了”（102）。虽说徽州商人确有东施颦之嫌，然此风之罪魁祸首，理应惟自持风流之江浙士大夫是问，不应独独嘲讪徽商。此亦属当时社会舆论偏见之一。 综合九类消费状况，我们不仅看到，明清江南城乡消费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悬殊，而且从消费结构分析，日常食用消费仅只占微弱的比重。相比之下，宅居器用的消费稍大，然多为耐用消费，一次投资可子孙传代，比例也不算大。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炫耀门第的婚丧喜庆以及追求雕琢、新奇的珍宝美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诸如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拚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糜烂生活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决不罢手。这说明，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状的畸形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于明清江南消费性质的进一步解析与消费社会效果的评估，将在下篇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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