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太平军将士误击放炮，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  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   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此后，从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深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大量卖大批军火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 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四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十八个，洪天王有八十八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民运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享，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德当时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十五年之久的波及十八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

　　“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份，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颠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现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的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的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