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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管锥编》是钱钟书一生学术终结之著，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部经典。其中对《毛诗正义》的批评，以连类共贯、阐释循环、参互比较之法，精妙地揭示出《诗经》美学内涵的丰富性、原创性；管指窥深地追寻出《诗经》的思想意蕴与艺术技巧乃后世文学的祖构，后世各体文学皆在非自觉自知之中存留其遗意；又从《诗经》及其《传》、《笺》和《疏》的考辨与赏析中，顺理成章地抽绎出独具思辨色彩的理论。这两个方面，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其对文献的博综精取、求端讯末之法，也为文学史料学提供了足资尊崇的范式。 【关键词】 《诗经》 祖构 遗意 理论 文学史 钱钟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是一位智者以其卓绝劳动构筑出的一座真正的文化大厦，其中对于《毛诗正义》的批评，是《管锥编》之中纯粹文艺学批评的范例。《管锥编》中关于《毛诗正义》的评论一共六十则，其中《国风》四十八则，《小雅》八则，《大雅》四则。如果加上与这六十则联类论及的《毛诗》其他篇章，应有百则左右。钱先生观照的皆为妙章秀句，而且特精于以诗解《诗》，以文解《诗》，以后世之辞赋、小说、戏曲解《诗》。虽说钱先生所解读评赏的篇数，仅止于《诗三百》的三分之一，但是皆出于评赏主体性情之所契、心灵之所入、自然酿就之果。他赞赏谓“《三百篇》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三百篇》中多有“攻琢、雕炼之词”，“可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三百篇》“自有连城之璧”。他的评赏则以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之法，锐敏精湛地抉发出《诗三百》所蕴涵的这种诗的美学妙境。因此，钱先生关于《毛诗正义》的批评，可以视为深藏理性内涵的文学研究论作，视为以缜密的比较方法结构的文化史论作，也可以视为以独特形式表征的文学史论作。 1 研读《管锥编》，总会时时感悟到钱钟书 先生观照人类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在《毛诗正义》的批评中，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前人成果的充分尊重与精到辨证之中。赏评《诗三百》的篇章秀句，大致是首先评述毛《传》、郑《笺》、孔《疏》，并连及后世直至清、近代学者之考论，其次是连类举证历代作者承续《诗经》之“遗意”的文学实绩，最后是引征佛经西典以为参证。此可谓钱先生说《诗》的三段论式。兹分述于下： 其第一段论式，钱先生对于毛、郑、孔三家先后基本承续的《诗》说，既指摘其谬误，又多所肯定，尤其对于郑、孔二氏之语言训诂和诗义会通，时多赞美之辞。他欣赏郑玄在经学“家法”甚严的东汉，解《经》说《诗》独能突破门户，逾越町畦，而以老、庄之学甚至谶纬之说引入笺注，其所解析常达到切实圆融之境。他欣赏孔颖达于疏解毛《传》、郑《笺》之中抉发文心、诗心的会心之论，而明确地将其标举为汉代的美学大家。论及孔氏对于《关睢·序》疏解中显示的诗乐合一与诗乐差别的观点，钱先生谓：“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不能纤芥弗遗，岂得为丘山是弃之借口哉?”对于郑、孔二氏在语言训诂学上所发明的具有规律性的原则，若互文相足之例，从一省文之例，易含三义之辨、诗有三训之辨等等，皆为训诂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钱先生即以郑、孔发明的这些训诂学实绩为基础，综合而得并行分训、背出或歧出分训、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并行分训之同时合训，这样一套精严科学的语言训诂法则。汉、唐以后，钱先生很重视朱熹的说《诗》之论，曾谓：“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鹜，谨严似胜汉人旧解。”此虽针对朱氏评注《国风·狡童》而发，实则可做钱先生对朱氏《诗经集传》与《朱子语类》中说诗之言的总评观照之。朱氏说《诗》注重所谓“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批评原则，他大致不主张在《国风》抒发男女恋情的诗作中，附会寄托，穿凿君臣之义。钱先生赞赏朱氏所谓“读《诗》且只做今人做的诗看”的观点，认为宋明以来“诸家虽囿于学识，利钝杂陈，而足破迂儒解经窠臼”。在有清一代的学者之中，钱先生不很重视专务训诂而轻忽词章的朴学家的《诗》说。他曾批评高邮王氏父子谓：“盖不究义理，并弗顾文理，而只知字之通假耳。”并且将他们惯用“对文”之例解《诗》讥为“是儿曹”的做法。对于戴震的说《诗》观点，钱先生同样做了尖锐的批评。戴氏主张读古经须“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但是读《诗》则以为，“《诗》之词不可知矣”，“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而必须离《诗》而外骛，“断以‘诗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钱先生批评谓：“是《诗》破‘古经’之例，不得由‘文字语言’求‘通’其‘志’……须别据《论语》一言，以‘蔽’全书之‘志’，反而求‘文字语言’之可‘通’，毋乃类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乎?” 这就是说，钱先生对于《诗经》的批评，解析其中名章妙句，总是广泛系统地董理自汉唐迄清、近代的诸家之说，剖毫析厘，去谬存正，之后以自身的敏感与睿智，更上一楼，达到刘勰所谓“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服媚弥芬”并“玩泽方美”，使考据、义理、辞章相融为一的精神创造的境界。钱先生依时序先后而胪列出的历来学者的说《诗》之论，实即显示出《诗》之一篇、一章、一句的研究小史，让我们具体而微妙地领悟到诗经学、尤其是《诗》批评学演进的轨迹。 其第二段论式，即以后世之诗文、小说、戏曲以及民间俗谚、儿歌解《诗》。钱先生极善于以后世文学作品的旨趣、体制、意境、艺术技巧以及修辞炼字等等方面的典型范例与《诗经》的章句连类共贯，做平行比较，以后代文学作品所展示的意蕴与技巧映发、解析、印证、演绎《诗经》所蕴藏之思想与艺术的奥妙。而反过来，钱先生又极善于在《诗经》中敏锐地追索出后代诗文以及其他文学体类若辞赋、小说、戏曲等意趣、情志、艺术技巧的胚胎与萌芽。《诗经》所酿就的一切，对后代文学来说乃是“祖构”，后代文学所创造的一切或隐或显地乃是延伸，引发《诗经》的“遗意”。但是，特别应该强调，这个延伸与引发的过程是在非自觉非自知之中实现的。经过钱先生管指窥深地剖析提炼，《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初祖，作为中国文学的本源，则清晰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兹略举几个重点方面： (1)关于《诗经》的旨趣及其留存于后世诗文的遗意。 对于《国风·君子于役》，《诗·序》以为诗旨在“君子行役元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论此诗，以为古之“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夕是“当归之时”，是以“无卜夜之宾，宵行之禁”。此为合理的社会，正常的生活。但是，国家德衰邪作，一切反常，人们做长夜之饮，昏夜之乞，于是就必然产生“晦明节乱”的现实情势。顾氏关于《君子于役》之旨趣的理解显然是不切诗的本意的。所以钱先生认为，顾氏“意有所讽，借题发挥”，而忽略了“其言之腐阔”。钱先生列举《诗经》中一系列描述“君子行役”的其他篇章，说明当归未归，向晦不息，有多种社会原因，并非只有德衰邪作、宴饮无度这一种原因。钱先生喜欢把自己举为例证的《诗经》中之一篇或一章，约而贯之，减缩为一句，以代全诗，若“击鼓南行”即指《邶风·击鼓》之首章，“零雨西悲”即指《豳风·东山》之首章……钱先生列举的这些诗所描述的，或士卒戍边远征，或使臣奔走王事，或劳人心境忧苦，都不可能“如泽耕夏耜之朝出暮返”，但是这些人勤苦忙迫，都不可能日入而归日出而作，也“未始不昼动夜息”。顾氏欲讥刺现实社会德衰邪作而导致的“钟鸣漏尽而不知止”的反常而腐败的生活现象，而竟然忽略了《君子于役》一诗之中士卒远戍未归室家愁苦思念这个主旨。在钱先生看来，本诗之“苟无饥渴”与《采薇》之“行道迟迟，载饥载渴”相通，皆为远征士卒想像中之闺中妻子思念远戍丈夫的忧虑之辞；而顾氏则把诗中描写的“远戍未归”和室家“盼待君子‘自公退舍’”的诗旨，完全弃置考察之外。如果依顾氏的解《诗》法，则自然要把本旨讥刺贵族淫乱之《齐风·载驰》之“鲁道有荡，齐子发夕”云云，说解为“刺‘宵行’”(即“晦明节乱”)，而把《小雅·弁》之“乐酒今夕，君子维宴”云云，《湛露》之“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云云，皆解说为“美‘卜夕’”(即谓赞美昼夜宴饮，荒淫无度)。其实，《小雅》此两篇虽皆写宴饮之乐，但上篇诗旨在写君亲臣附，令德令仪，下篇诗旨在写国家忧患，“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危难之时以饮宴解脱悲愁之情，皆非“美‘卜夕’”之意。但是，钱先生设身处地地理解顾氏之谬误，评论曰：“顾氏之言，诚为迂拘；谅其忧时愤世之志，毋以词害可矣。” 钱先生则以诗解《诗》，以为《君子于役》主旨是描写征人远戍室家黄昏思念之情景。于是博征后代诗文映发而印证之。若清许瑶光《雪门诗抄》中《再读(诗经>四十二首》之十四：“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钱先生以许诗为证，评其作者为《诗经·君子于役》的“大解人”，认为《君子于役》乃为后世闺怨诗的初祖。继而引唐白居易的《闺妇》，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唐吕温的《药师如来绣像赞》，晋潘岳的《寡妇赋》，唐韩偓的《夕阳》，宋赵德麟的《清平乐》等，映发印证《君子于役》的主旨。钱先生认为汉唐以来写闺怨的这些诗赋作品，“取景造境，亦《君子于役》之遗意”。 (2)关于《诗经》的意境及其留存于后世诗文的遗意。 《邶风·燕燕》，是古人抒写别离情境的诗。旧说以为是卫庄姜送其女弟戴妫归陈的诗，今读不必过泥。故钱先生特摘其第二章末联“瞻望勿及，伫立以泣”，以为后世送别诗之初祖。宋许岂页《彦周诗话》评张先词《虞美人》句：“一帆秋色共云遥；眼力不知人远，上江桥”，以为超《燕燕》的意境。许氏引文中把张词“不知”“误忆”为“不如”。钱先生不只赞同许氏的评论，而且特赞其“误忆”，以为“‘如’字含蓄自然，实胜‘知’字，几似人病增妍、珠愁转莹”。又疏解张词曰：“去帆愈迈，望眼已穷，于是上桥眺之，因登高则视可远——此张词之意”。其实，钱先生是引申许评，以疏解张词并揭明《燕燕》中所含离情别恨的意境。又引征张氏同为承《燕燕》意境之《南乡子》、《一丛花令》，评论曰：“盖再三摹写此境，要以许氏所标举者语最高简。”同时连类而及写相同意境的宋辛弃疾《鹧鹄天》，唐邵谒《望行人》，梁朱超道《别席中兵》，王维《齐州送祖三》、《观别》，宋王超《送人南归》，梅尧吕《依韵和子聪见寄》，王安石《相送行》，直至明何景明《河水曲》。这些唐宋以至明代描写送别意境之诗词，钱先生以为“亦皆远绍《燕燕》者”。 (3)关于《诗经》的艺术技巧及其留存于后代诗文的遗意。 此中最富典型性的例证就是钱先生所评论的《魏风·陟岵》所创之“倩女离魂”法。其首章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此谓父对行役之子的叮咛。第二章、第三章写母与兄对行役者同样真挚的叮咛。郑《笺》、孔《疏》皆解为“征人望乡而追忆临别时亲戚之丁宁”。钱先生认为，郑、孔“说自可通”，但是“词气不类临歧分手之嘱，而似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尔”。钱氏之解比郑、孔两家之解则更为体察入微。后两家只观照行役者征途中对离乡时亲人叮咛的回忆，而钱先生则观照到行役者与其亲人彼此之间的深切思念：行役者思亲，同时即是思亲人正在思己。继而，钱先生则以一系列后世写离别之诗文映发印证之。若三国魏徐干的《室思》：“想君时见思。”谓室家深闺思念行役在外的夫君，此时也正是夫君思念自己的时刻。唐高适的《除夕》：“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谓行役者思乡时而想故乡亲人正在思念远隔千里之己，念己两鬓染霜至明朝也已离家又一年。又，唐韩愈《与孟郊东野书》……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张炎《水龙吟·寄袁竹初》，清龚自珍《已亥杂诗》。此外，又引《古乐府·西洲曲》，其描写男子下西洲而拟想室家念己望己之情景。就上引这些三国魏直至清代的诗词作品实例，钱先生评论曰：“据实构虚，以想像与怀忆融合而造诗境，无异乎《陟岵》焉。”这就是说，别离诗的意境创造特征在于，我思人时想人正思我；我思人即“据实”、“怀忆”；人思我即“构虚”、“想像”：两种心理因素相融而现此情境。《陟岵》乃是别离诗所造意境之祖构，而前引诸例，即是《陟岵》意境的映发印证，也是《陟岵》意境的“遗意”。钱先生又进一步阐释日：“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他；写心行则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如《陟岵》是；写景状则我视人乃见人适视我，例亦不乏。”此中的“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人”，是创作别离(抒情)诗的心理规律，同样也是创造写景(即景抒情)诗的心理规律，即“我视人乃见人适视我”。钱先生借用金圣叹评《西厢记》提炼出的“倩女离魂法”，来概括“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人”这种创造诗境的艺术技巧。但是，钱先生指出金氏只在唐诗(杜甫、王维之作)与《西厢》中发现这种方法，“盖未省‘倩女离魂法’之早著于《三百篇》及六朝乐府也”。钱先生列举的以“倩女离魂法”创作的写景状之诗，写此处“我视人”乃见彼处“人适视我”。若唐杜牧的《南陵道中》：“正是客心孤回处，谁家红袖凭江楼。”明是孤独羁旅之客于依恋难舍之此处，瞩望彼处谁家年轻女郎，却见彼处这红袖正在凭楼栏瞩望此处之客。宋杨万里《登多稼亭》之二：“偶见行人回首却，亦看老子立亭间。”明写伫立亭上的老子看远去的行人，而写偶见行人却回头望亭上的老子。如此连类引征范成大《望海亭》、辛弃疾《瑞鹤仙·南涧双栖楼》、翁孟寅《摸鱼儿》、贺方回《立夏明日行园无客》之四、钟惺《五月七日吴伯霜要集秦淮水榭》，直至清、近代陈澧、邱逢甲、黄遵宪写同类意境之诗作，说明“倩女离魂法”或“写心行”或“写景状”等皆具同样的妙用。 (4)关于《诗经》的结构谋篇艺术及其留存于后世诗文中的遗意。 钱先生特为赞赏《周南·卷耳》的结构谋篇技巧。关于此篇的主旨，《小序》以为是“后妃”为“臣下”“勤劳”“朝夕思念”而作，毛《传》、郑《笺》皆依循无违。朱熹以为是后妃怀文王朝会征伐之苦而自作。全诗四章，第一章是思妇之词，自怀征役于远地的君子，诸家之解皆通畅无碍。第二、三、四章之“我”，朱说则以为也指思妇，“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清胡承珙《毛诗后笺》则以为诗中之“我”，“有其人自‘我’者”，有其人“代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并见”。钱先生批评朱说为“葛藤莫辨，扦格难通”，批评胡说谓：“然何以断知首章之‘我’出妇自道而二、三、四章之‘我’为妇代夫言哉?”于是，钱先生针对以前诸家之解提出自己的阐释见解，以为“实则涵泳本文，意义豁然，正无须平地轩澜、直干添枝。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日‘我’。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改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维以不永怀、永伤’，谓以酒自遣离忧。思妇一章而劳人三章者，重言以明征夫况瘁，非女手拮据可比，夫为一篇之主而妇为宾也。”就是以《卷耳》篇的范例，钱先生提炼出文学作品中普遍运用的一种结构谋篇之法，即所谓“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批尾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之法。钱先生列举后世诗文、小说作品所运用的“双管齐下”法，以印证阐发其对《卷耳》篇结构谋篇艺术的批评观点。例如，唐王维的《陇头吟》：“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回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泪双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身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此诗同《卷耳》之主宾安排与时空映衬完全相同。故钱先生赏评谓：“少年楼上看星，与马背老将听笛，人异地而事同时，相形以成对照，皆在凉辉普照之下，犹‘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老将为主，故语焉祥，少年为宾，故言之略。”南朝宋鲍照《东门吟》：“居人掩闺卧，行客夜中饭。”诗又题《东门行》，描述离乡游子之劳顿忧苦。钱先生引证皆信手拈来，若补上此前两句“摇摇征驾远，杳杳落日晚”，则诗意更明豁。日晚游子与亲故离别，“征驾”已上远途。“居人”已经入眠，“行客”才得进“夜中饭”。人异地而事同时，相形以成对照。此诗行子为主，故详写，居入为宾，故略述。唐白居易《中秋月》：“谁人陇外久征战?何处庭前新别离?失宠故姬归院夜，没蕃老将上楼时。”钱先生所摘此诗中四句为近承远接法。失宠故姬于庭前离别归宫院之夜，也正是久在陇外征战，于蕃地功名不显的老将登上戍楼之时；也为人异地而事同时，相形而成对照。此诗是典型的“双管齐下”或“话分两头”的结构谋篇法。钱先生略去此诗的前联“万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绕天涯”，于万里之外绕行天涯的清光，其本身虽无情思，却能令故姬、老将同时添愁益恨。其尾联“照他几许人肠断，玉树银蟾远不知”，月中之玉树银蟾于人世毫无知晓，却令故姬、老将同时感到断肠之恨。此中则难分主宾详略。继之，钱先生又引刘驾《贾客词》、陈陶《陇西行》、高九万《清明对酒》、金人瑞《寒北今朝》、颜延年《秋胡诗》，以及小说《女仙外史》第二十一回、《红楼梦》第九十八回，证明《卷耳》篇所运用的双管齐下的构思方法，及其在后世文学各种体类作品中的遗意。 钱先生还将《卷耳》篇所创的这种双管齐下或话分两头的结构谋篇技巧，与上文述及之《陟岵》篇开创的倩女离魂法之造境技巧加以区别。前者所描绘的是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彼此只有相形对照的作用；而后者所描写的两人处两地，不只情事发生于一时，而且彼此还有心理思绪上的感通与互动。钱先生证明后者则列举《淮南子·说林训》：“行者思于道，而居者梦于床，慈母吟于燕，适子怀于荆”，高诱注：“精相往来也”。钱先生评论谓：“盖言远隔而能感通……虽荆燕两地，仍沆瀣一气，非《卷耳》谋篇之旨。”继而又举南朝梁任防《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唐李白《春思》等诗文作品，其中所描述的抒情主人公皆为我于此地思人适是彼地人思我之时，想人之思我正是写我之思人，其情境中皆以我为主体。此即上文述及之“倩女离魂法”。此创造诗境之法，非两头分说、双管齐下之法。 (5)关于《诗经》的心理描写艺术及其留存于后世诗文中之遗意。 钱先生评赏《郑风·狡童》颇细，驳斥毛《传》、郑《笺》依循《小序》所谓“刺忽(郑昭公)也，不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牵强寄托之说，而赞赏朱熹《集传》所谓“淫女见绝”之说。钱先生引用《郑风·褰裳》、《丰》、《东门之(土单)》等描写男女情爱心理的篇章与《狡童》比较而观照之，精妙地评析出在不同的情爱遭遇下的女性心理。《东门之(土单)》云：“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褰裳》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王风·大车》云：“岂不尔思，畏子不奔”。此三诗皆描写年轻女子思念男友的心理活动。其思念之切，是共同的，但是对男友的想法则各异。钱先生加以评析谓：“三者相映成趣。《褰裳》之什，男有投桃之行，女无投梭之拒，好而不终，强颜自解也。《丰》云：‘悔余不送兮’，‘悔余不将兮’，自怨自尤也。《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钱先生认为，《诗经》上述篇什“已开后世小说言情之心理描绘矣”。 又，《豳风·七月》，是《三百篇》为数稀罕的长制之一。前贤评谓“至此诗，天时、人事、百物、政令、教养之道，无所不赅，而用意之处，尤为神行无迹。神妙奇伟，殆有非言语形容所能曲尽者”。钱先生则特赏其第二章描写女子伤春心理之句与孔颖达发挥毛《传》、郑《笺》的批评见解。诗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郑《笺》云：“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孔氏《正义》疏解谓：“迟迟者，日长而暄之意。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凄凄’，春言‘迟迟’者……人遇春暄，则四体舒泰，觉昼景之稍长，谓日行迟……及遇秋景，四体遍躁，不见日行急促，唯觉寒气袭人。……‘凄凄’是凉，‘迟迟’非暄，二者观文似同，本意实异也。”对于这一节精彩的疏解，钱先生评论谓：“按孔疏殊熨帖心理，裨益词学。”就是说，孔氏以“人遇春暄，则四体舒泰”之理，对毛《传》所谓“春，女悲”，郑《笺》所谓“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的疏解，很契合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心理。而孔氏《正义》中对“凄凄”与“迟迟”的辨析(即文似同而意实异)，则有益于修辞学的丰富与发展。钱先生又以张衡《西京赋》中“阳舒阴惨”之薛综注、潘岳《闲居赋》中“凛秋熙春”之李善注为佐证，申说孔疏关于“凄凄”、“迟迟”的辨析。钱先生做出理论概括谓：“皆一言触物而得之感觉(指“凄凄”、“惨”烈，是凉)，物之体也，一言由觉而申之情绪(指“迟迟”，“舒”缓，由此而申之为“女感阳气而思男”、 “欲嫁”)，物之用也；孔疏所谓‘观文似同，本意实异’者。”钱先生依《传》、《笺》之正解，以为我国咏“伤春”之诗文应以《豳风·七月》为祖构。并且列举历代伤春、怀春之作，若唐张仲素《春闺思》、王昌龄《闺怨》、魏曹植《美女篇》、唐欧阳詹《汝川行》，等等，以为诸作皆远绍《七月》之遗意。钱先生以为，它们虽有踵事增华之妙，但是“均逊《七月》之简净”，“女子求桑采蘩，而感春伤春，颇征上古质厚之风”。 (7)关于《诗经》的思想意蕴及其留存于后世不同著述中的遗意。 钱先生颇赞赏《卫风·淇奥》篇。全诗三章，朱熹《语类》云：“一章切磋琢磨，言自修之精密；二章言威仪服饰之盛，有诸中而形诸外也；三章金锡圭璧，则锻炼已精，温纯深粹，而德器成矣。”据《小序》，此诗颂美卫武公之才德、威仪与风范。钱先生特评其末章之“宽兮绰兮，倚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句，赏其如郑《笺》所谓“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的和谐宽容之风度。钱先生以《礼记·表记》“君子貌足畏”云云，《玉藻》“君子之容舒迟”云云，《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论君子“有威而可畏谓之威”云云，《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云云，印证映发《淇奥》前两章所颂君子内修才德而外现威严矜庄的德行。钱先生尤其以《论语·阳货》、《宪问》、《公冶长》、《雍也》诸篇所载孑L子在他的门生中间表现出的“威而不猛”、“莞尔而笑”、言常“戏之”的“善戏谑不为虐”的风范。此中所述孔子的言行风范，是印证映发《淇奥》的意蕴，同时也是《淇奥》的内涵表现于孔子身上的遗意。钱先生以为，同“举体毛孔皆笑”的释迦牟尼与“其容常戚戚”的耶稣基督相比较，“孔子‘时然后笑’，较得中道”。而唐代以孟子之后独为儒家传人自居的韩愈，则颇能理解《淇奥》篇所颂美而孔子所体现的君子的德行风范。其《重答张籍书》、《答张籍第一书》皆是或显或隐地“合并《阳货》及《淇奥》郑《笺》语意耳”。甚至在钱先生看来，《汉书·严朱等传》载汉武帝令王褒等为歌颂，所谓“词赋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以为戏谑，也未曾不是受了《淇奥》的濡染。《大雅·常武》篇，思想主题如吴阊生所谓“此诗极陈王师之神武，而其归以文德为主”。钱先生评赏其正面描述战略战术之第四章：“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此为历代诗学家所称道之章。孔颖达《正义》袭毛《传》、郑《笺》而发挥之，谓“兵法有动有静：静则不可惊动，故以山喻；动则不可御止，故以川喻。兵法应敌出奇，故美其不可测度”。钱先生按断谓：“《笺》胜《传》，《正义》又胜《笺》，以兵法释之，尤为具眼。”并且标举姜南《学圃余力》以兵法解此章：“《孙子》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阳，动如雷霆。’《尉缭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轻者如炮如焚。’二子言兵势，皆不外乎《诗》之意。”钱先生按断谓：姜氏之解“实即申《正义》之意，庶几无剩义”，进而又以《孙子·虚实》篇、《荀子·议兵》篇、《淮南子·兵略训》补释《诗·常武》篇所论兵势之静与动。钱先生借用前贤之说并申以己论，意在证明《常武》篇乃后世兵学之初祖，其遗意已灌注于后世兵学之作。 以上数点，是钱先生《毛诗正义》批评之文学史意义的一个基本方面。 钱先生揭示《诗经》思想意蕴，除条分缕析其与后世诗文作品之祖构遗意关联，还常就《传》、《笺》之谬解及穿凿出的寄托之意而引申之，实则出于有为而发。若《王风·采葛》：“彼采葛、采萧、采艾”，“一日不见”，“如三月、三秋、三岁”：共三章九句，用重章渐进之法。朱熹《集传》以为：“盖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实近乎诗旨。首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毛《传》谓：“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钱先生联类《郑风·子衿》之相同两句，引郑《笺》：“独学无友，故思之甚。”毛、郑之解实悖谬诗旨。但是，钱先生却按断谓“二解不同，各有所当”，并以后世诗文映发毛、郑之义。引魏文帝《典论》记刘表父子事，曰：“故曰：‘容刀生于身疏，积爱生于近习’岂谓是耶?”又引《晋书·闫缵传》之《上疏》、《北齐书·崔季舒传》中阳休之言、宋黄庭坚《东坡真赞》，以及王安石《李舜举赐诏书药物谢表》之语，钱先生以为这些文章“均采《采葛》毛《传》之旨”，并就此引而申之：“苟离君侧，谗间即入，理固然矣。顾不离君侧，人自难于进谗间己，而己则易于进谗间人，即成佞幸……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并且进而又引李德裕《退身论》所述个人“身退罹殃”的教训，引《朱子语类》所记秦桧“做宰相是不可去”的体验，引李光地《榕村语录续编》所载徐光乾“一去必为小人所害”的忧虑，证明古代权臣所以恋位不去的社会原因。钱先生结论曰：“毛《传》即非合乎诗旨，似将情侣之思慕曲解为朝士之疑惧，而于世道人事，犁然有当，亦如笔误因以成蝇，墨汗亦堪做椁也。”此为说诗释传，实为论世讥俗。 钱先生于说《诗》之中，并论史与讥世者，还有关于《秦风·驷铁》及《卫风·木瓜》思想意蕴的评论。《驷铁》描述诸侯于征伐间隙所为田猎之事，首联谓：“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毛《传》解为“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孔氏《正义》引《卷阿》“媚于天子”、“媚于庶人”疏“上下”。陈奂《诗毛氏传疏》谓“媚者，爱也”。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则驳朱熹《集传》以“所亲爱之人”解“媚子”，以及严华谷之以“便嬖”解“媚子”，以为“田猎讲武，以便嬖扈从，诗人美君，殆不如是……《诗》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兹一人’……皆是美词。”钱先生批评谓：“钱氏意在尊经卫道……未为得也；严氏《诗辑》之说，颇有见于前代之敝政邪风，亦未为失也。”于此钱先生肯定严氏诗评针对其时“敝政邪风”有为而发的正确性。继引证一系列先秦至汉之经史，若孟子斥乡原“阉然媚于世也者”，焦循《孟子正义》引《思齐》之什“思媚周姜”句毛《传》释之，以“爱”解“媚”字，而“媚”即为“恶词”。孟子有言： “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而“不敬”、“弗仁”与“爱” (“媚”字之同义词)连属，并非“佳词”。若《国策·楚策》所记楚王射兕云梦有安陵君陪乘，安陵君即楚王之便嬖；《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叔虎美而有勇力，娈怀子嬖之”，叔虎也是诸侯王的便嬖；《史记·佞幸列传》所述皆为便嬖之事，等等，钱先生以此驳斥钱大盺说而为“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句做疏解谓：“是田猎而以便嬖扈从，时习之常，诗人亦据实赋咏而已。”并且进而引申谓：“盖古之女宠多仅于帷中幕后，发踪指示，而男宠均得出入内外，深闱广廷，无适不可，是以宫邻金虎，为患更甚。《史记》创《佞幸列传》之例，开宗明义曰：‘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亦征心所谓危，故大书特书焉。”《木瓜》朱熹《集传》以为男女示爱、彼此赠答之辞。其首章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木制之假果；琼琚，美玉。钱先生疏解谓：“做诗者申言非报先施，乃缔永好，殆自解赠与答之不相称与?颇以征人情世故。……后进文胜之世，馈遗常责报偿，且每望其溢量逾值，送礼大可生利。”钱先生驳正疏解《诗》、《传》，也常“以征人情世故”，实为针对其所处现实之“敝政邪风”有为而发。 其第三段论式，即以后世各种体类之文学作品以至经、史、子之著解《诗》之同时，也以佛经和西文经典为参证。若论《卷耳》篇“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之“双管齐下”的结构谋篇艺术，则以如下西方著作为参证：塞万提斯之《堂·吉诃德》第二编第五章叙夫妇絮语，第六章起曰“从者夫妻说长道短，此际主翁家人亦正伺间进言”云云，又萨克雷《名利场》结尾最脍炙人口之描写：“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评论《燕燕》所创之亲故离别“眼力不如人远”的情境，则以如下西方著作为参证：莎士比亚剧中女主角惜夫远行云：“极目送之，注视不忍释……行人见远浸小，消失于空濛矣，已矣!回眸而啜其泣矣!”钱先生谓：此“即眼力不如人远之旨。西洋诗人笔透纸背(意谓坦白直率道出)与吾国诗人之含毫渺然，异曲而同工焉”。疏解《氓》“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章及郑《笺》，则以如下西方著作为参证：古罗马诗人名篇中女语男日“吾与子两情之炽相等，然吾为妇人，则终逊汝丈夫一筹……意谓男子心力不尽耗于用情，尚绰有余裕，可以旁骛”；英国小说《斯泰尔夫人》女主角谓“爱情于男只是生涯中一段插话，而于女则是生命之全书，拜论为诗铺陈之”。钱先生释“犹可说”、“不可说”之“说”有两意：一谓“辩解开脱”，二谓“宽解摆脱”，以为上引西方诗文所描写之女性心情“皆即‘士耽’与‘女耽’之第二义耳”。释《君子于役》所描写之室家闺怨多在黄昏增愁之境，则引丁尼生笔下懊侬怀想欢子，不舍昼夜，而最憎薄暮日落之际为之参证。钱先生评论谓：中西“诗人体会，同心一理。”固释《驷铁》篇“媚子”即指男宠及其擅权害国，则述美国一名剧即以英王因男宠而失位杀身为本事，法国一诗人弹射朝政，即谓若欲进身荣显，就不能不谄事君主之嬖幸为之参证。钱先生以为中外皆有讥讽男宠为祸之诗文，与《驷铁》“可相说以解矣”。 2 在《毛诗正义》的批评中，钱先生或疏解赏析《三百篇》的本文，或辩驳引申《小序》、郑《笺》与孔《疏》，或评判汉唐以降经师与《诗》学专家说解的曲直正误，或评鉴留存《三百篇》遗意之后世诗文，往往以其独具的敏锐与睿智，从正反两个方面引发出文艺学与美学的理论观点。兹举数端： (1)关于诗旨的表现与理解的观点。 钱先生认为诗的创作必须以诗人的主体情志为基础，诗的批评也必须“尊本文而不外骛”。他反驳毛《传》、郑《笺》关于《狡童》诗旨之寄托的说解后，归纳出一个探求诗旨的理论观点：“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苟参之作者自陈，考之他人载笔，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则匹似名锦添花，宝器盛食，弥增佳致而滋美味。若芜词庸响，语意不贯，而借口寄托遥深、关系重大，名之诗史，尊以诗教，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代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非谈艺之当务也。” 钱先生将诗创作、诗批评相并而论之，将创作之优劣、批评之正误相对而观之。意思是说，诗人的创作完全是出于自身的体验与激情，而不为现实利害所拘牵，之后诗的思想与艺术始能和谐统一，接近于完善的艺术。鉴赏批评者也要以自我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嗅觉去玩味诗作本文，而不必以作者自陈与他人说明去穿凿微言大义。这是就好的创作与批评而言。相反，那种思想平庸形式粗劣之作，不管怎样抬高其思想现实意义，终究不能成立，不能获得艺术生命，而鉴赏批评者不是细心玩味诗作本文，而仅止于搜寻诗前的本事与诗外的寄托，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证史，用来说教，而绝对不是艺术批评。这是就不好的创作与批评而言。 (2)关于比喻艺术的理论观点。 比喻是诗创作的一种最有生命力的艺术手段。钱先生就《有女同车》中“颜如舜英”、“颜如舜华”句，以“舜(毛《传》：舜，木槿也)英、华”比喻女人的容色之美，而批评恽敬专“取草木状、群芳谱考论”此中之比喻，谓“真固哉高叟之说诗也”。于是归纳出一个关于比喻艺术的观点：夫诗文刻画风貌，假譬设喻，约略仿佛，无大剌谬即中。侔色揣称，初非毫发无差，亦不容锱铢必较。使坐实当真，则铢铢而称，至石必忒，寸寸而度，至丈必爽矣。“杏脸桃颊”、“玉肌雪肤”，语之烂熟者也……脱若参禅之“死在句下”，而想像女之脸颊真为桃杏，女之肌肤实等玉雪，则彼姝者子使非怪物，即患恶疾耳。引彼喻此，杏欤桃欤，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脸颊，玉乎雪乎，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肌肤；合而仍离，同而存异，不能取彼代此、纳此入彼。作者乃极言其人之美丽可爱，非谓一睹其面而绥山之桃蓬莱之杏、蓝田之玉、梁园之雪宛然纷然都呈眼底也。 诗的比喻，当出于直觉会心、直寻即兴，即钱先生借用的西方艺术心理学所谓“情感价值”。所以比喻与其所喻，约略仿佛，无大剌谬即可。如果坐实当真，要彼此之间，锱铢必称，则反成笑话，损害艺术。钱先生以“合而仍离，同而存异”为比喻的艺术标准。 (3)关于诗词修辞的理论观点。 诗词创作有其自身的艺术形式特征，不可以文赋语言标准律之。钱先生疏解《小雅·雨无正》第二章“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句，引明叶秉敬解：“此歇后语也。若论文字之本，则当云：‘夙夜在公’、‘朝夕从事’矣。”钱先生引申叶说，提出自己的关于诗词语言修辞特征的观点：盖韵文之制，局囿于字数，拘牵于声律，卢延让《苦吟》所谓：“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散文则无此等禁限，“散”即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或《丁香》绝句中“散诞”之“散”……韵语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之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己，“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屦。曲尚容衬字，李元玉《人天乐》冠以《制曲枝语》，谓“曲有三易”，以可用“衬字、衬语”为“第一易”；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即指语法)，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各自不同，韵不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 此一节精审的论说，将诗词与散文的语法修辞特征做出了严密的辨析，也将诗词与曲的语法修辞差异作出明确的区分。不只从理论上阐释《雨无正》所用“歇后语”的合理性，而且也以更高的美学视野论证了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体的艺术价值与存在意义。 (4)关于诗文写景状物不可执著征实的观点。 评论《淇奥》篇“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句，联类晋左思《三都赋·序》所谓“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奥之产”，并以正反资料证明西汉以来淇奥业已无“虚心直节之此君”，左氏“或不免尽信书欤!”继而，钱先生提出鉴赏诗词景色物象之观点谓：“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意谓诗词所描述之人物、世事、风物，已经作为独立统一的艺术世界而存在，其与现实世界、人的心理(精神)世界，既有联系又相区别，它只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因而既不能据以考究史志，也不能据以验证地舆。而且，钱先生曾经论及文学创作的“意识腐蚀”作用，谓钟嵘所谓“直寻”(即直接忠实地感悟与表征客观世界)则很难在创作实践中完成，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创作主体所接受之前贤提供之艺术范本的影响。这就是说，即使得自当时目验的东西，没有因世变事迁而有所改观，也不能据以求真坐实。 (5)关于诗境创造之“同时反衬现象”的理论观点。 钱先生赏析《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句，赞赏毛《传》所谓“言不喧哗”之疏解，即篇中“二语烘衬之妙”，并广为征引后世诗文描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之境的实例，借用西方文艺心理学之“同时反衬现象”标举之：“眼耳诸识，莫不有是；诗人体物，早具会心。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钱先生以我国与外国文学创作实绩与理论批评，证明文艺创作之“同时反衬现象”在视觉与听觉上的典型表现与审美作用。 此外，关于文学创作上的虚实真伪的观点，关于诗词之含蓄与寄托之区别的观点，关于文学起源及诗、乐、舞相连的观点，关于诗词批评之不轻训诂尤重会归的观点等等，皆是从《三百篇》及其《笺》、《正义》的疏解赏析之中，顺理成章地提炼出的普遍性的理性认识。钱先生以文字训诂、篇章赏析、艺理会归相统一而以后者为重心，这种批评方法给人们提供的精神与美学滋养，是任何所谓理论建构与文献考索无法望其项背的。 钱钟书先生这种从文学艺术现象的“循环阐释”开始，而以理论表征为终结的批评方法，实际上也应该是文学史所当遵循的原则。此即钱先生《毛诗正义》批评之文学史意义的另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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