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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圣叹的思想性格极其复杂，其中的许多构成因素互相对立，这在他点评《水浒》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既维护封建制度，又崇尚率性而为；既沉溺于传统的文化意识，又能够从传统文化意识中站立起来。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情与理的尖锐冲突。金圣叹外儒内庄，释心墨行，一颗敏感的心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追逐。 【关键词】 金圣叹；《水浒》； 文化人格 金圣叹的思想性格极其复杂，其中的许多构成因素互相对立冲突。然而，纵观对金圣叹的研究，大多是从既定的成见出发，对金圣叹矛盾的言行“各取所需”。许多研究者不是全面细致地研究真实的金圣叹，而是在用金圣叹来证明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观点。因此，这些研究中主观臆断的成分极为明显。我以为，我们应该采取全面系统的方法来还原真实的金圣叹，深入剖析他充满矛盾性格的复杂性及其造成的原因，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从他性格因素的冲突中获得一些关于主体性格和谐发展的启示。 入清后，金圣叹欲绝意仕途，然而，他的心情又是矛盾的。“今冬无米又无菜，何不作官食肉糜。邻舍纷纷受甲去，独自饿死欲底为？”（金圣叹《甲沈秋兴之二》）这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吟叹。在踌躇彷徨中，清苦的金圣叹终于放弃了“作官食肉糜”的机会，与统治者分席断襟，“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读书著述为务”（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但是，当他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时，又“感而泣下”，北向叩首而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金圣叹《春感八首》）〔1〕(P858)。他幻想与清朝最高统治者文心相通，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心情溢于言表。如果金圣叹宁愿忍饥受寒也不出仕是坚守着他的清高和气节，那么，对天子的感恩零涕又是因为什么？是否文化超越了骨气？ “圣叹性流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这是金圣叹的好友徐增对他性情真实细致的描写。清代学者邱炜爰在《菽圆赘语》中也对金圣叹的性格作过刻画，说他：“长年困青毡，对佛火，参禅挥尘，领略道人况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任性逍遥的红尘隐士，最后却“为邑人公义，上讦墨吏，激昂就死”。（邱炜爰《菽圆赘语》）“哭庙案”中的金圣叹心念苍生，肩担道义，竟如赴汤蹈火的战士一般。他撰写《哭庙文》，深夜串联人等，两次哭庙，不避死地。想当时他鸣钟击鼓，撕裂儒冠，放声大哭之时，何等慷慨悲愤！临难赋诗：“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又见其胸怀公义，气贯长虹。金圣叹究竟是何等样的人物，何等样的性格？我们怎能一语以蔽之？ 1．关于《水浒》的创作动机 关于《水浒》的创作动机，金圣叹提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他在《序二》〔2〕(P6)中以“史氏之有《杌》”作比，认为施耐庵创作《水浒》是“诛前人既死之心”，“防后人未然之心”。也就是让读者看到起义造反者的悲惨下场，以一百八人为戒，低首为奴，服从统治；其二，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却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这就是说，施耐庵作《水浒》只是自己消遣而已，本与政治无关；其三，他在第一回、第十八回的回首总评及第六回、第十三回的夹批、评点中，又认为《水浒》是“庶人之议”，是作者“发愤作书”、“怨毒著书”。“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他觉得《水浒》反映了百姓的心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施耐庵作《水浒》究竟是为统治者服务、为百姓喊冤还是纯粹就是个人的消遣？他金圣叹莫衷一是。 关于《水浒》的总体评价，金圣叹在《序二》中说：“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又说《水浒》“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十分明显，他认为《水浒》是一部犯上诲盗之作。然而，他却又极为喜欢《水浒》，对《水浒》评价甚高，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同列才子之书。他在《序三》中说：“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他在自己年富力强之日，“心绝气尽”地点评《水浒》，也正说明了他对《水浒》深深的喜爱。“《水浒》一书，真是天下古今奇绝妙绝之文，奈何可以不批？”（《与王山书》对同一部书，极恶亦极喜，是何道理？ 3．关于对梁山起义的态度 金圣叹在《序三》〔2〕(P8)中认为：“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在《序二》中说：宋江等一百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第一回总评中又两次说道：“ 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可见，他对梁山起义者是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在对梁山起义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的评点中他却又怀有深切的同情和真诚的赞许。如楔子中洪太尉去请张天师路遇蛇虎，吓得魂飞魄散，真人对他说：“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金圣叹评曰：“这是一百八人的总赞”。在第十一回的点评中说：“江等一片之心皎然如冰在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特别是他对梁山起义的原因认识相当深刻。在第一回的总评中说：“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他将根源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认为“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然其实谁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圣叹外书》）满腔的爱恨该付与谁？金圣叹有些犹豫不定。 4．关于《水浒》人物的点评 金圣叹对《水浒》中的人物多有繁富细致的点评，这些点评既有中肯的一面，同时又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以他对宋江的评论为例来加以说明。宋江是梁山的头领，又是金圣叹点评最为用力的一个。一方面，金圣叹认为“《水浒》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读第五才子书法》），“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将宋江“考定”为“下下人物”。金本凡有文字改动之处，好多是针对宋江的人格，意在突出宋江的“虚伪奸诈”，“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观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读第五才子书法》）。另一方面，在金圣叹的批语中，也有不少赞扬宋江的地方，如在第十七回的点评中称赞宋江是“人中俊杰”，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说“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在第十一回，对宋江称赞再三，说宋江“以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材，抱非常之志”，“病夫闻之，皆欲奋发”，大宋皇上和他相比，也只是“所谓其余”。在对《水浒》人物的点评中，金圣叹评价人物的标准也不够统一，有的是以心地是否爽快纯正来评，如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有的是以人物性格是否丰满来论，如“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从整体上看，金圣叹对《水浒》英雄的个体行为多是持肯定态度，而对他们所举行的起义却是否定的。难道是许多好人集体干了一件坏事？这种评价抵牾得让人匪夷所思。 从“理”出发，金圣叹视梁山起义者为盗贼。尽管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尽管宋江领着他的兄弟们去为朝廷打方腊并且大部分战死，但金圣叹仍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说：“若夫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认为“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在金圣叹看来，造反是要灭族的，灭族之罪是不能赦免的，否则就会“坏国家之法”，朝廷就会“无治天下之术”。他在《序三》中说：“《水浒》所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他所欲伸的“神理”是什么？又说：“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他的“忧”又是什么？他自己说得再分明不过了：“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 《序二 》）于是，他把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删掉，增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情节结束全书：“梁山大聚义之后，是夜卢俊义便得一梦，……情愿归附朝廷，那人拍案骂道：‘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治天下？’”对此，金批之为“不朽之论”。于是，把一百八人一起处斩，金批以“真吉祥文字”。卢俊义醒后，看到堂上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鲁迅先生对此早就说得分明：“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然金圣叹“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他却“究竟近于官绅”。（《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3〕(P331) 金圣叹十分推崇《水浒》，其中首要的一条是因为《水浒》塑造出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不仅将“人物性格”提到了小说本质论的高度，而且将“人物性格”是否鲜明突出作为了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其实，“性格”在金圣叹的眼中也不过是指人物的性情而已，他强调的是性格的先天性和自然表现性，他明显地忽视了人物性格的价值及其与环境的联系。性格是人物独特的出身、成长、教育及社会环境等影响下的某种稳定的情感，与环境具有血肉般的紧密关系。性格是要通过动作得到具体的反映，而推动人物的动作、决定人物的行为方式的内在原因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伦理、宗教、道德等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人的自我又渗透到他的全部心情的那种理性内容”。作为艺术的人物性格，其中的哲学意蕴是丰富而且深刻的，它寄寓着对人的社会价值所作的形而上意义的思考。所以，人物性格需要提示某种更高层次的东西——必然性、社会性、“普遍力量”、“理性和自由意志”等等，这些东西才是人物性格的核心。而金圣叹恰恰忽略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原因正在于，金圣叹不曾对他所信奉的“理”发生半点怀疑，他已经明明懂得“乱自上作”的道理，明明看透了“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岂可得哉”的现实，却仍然维护造成这种现实的社会秩序。他对那些滥杀无辜的残忍冷眼旁观，仅仅从造句笔法的角度加以点评，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善恶判断。他感受到的只是“快人快事快语”，只是心中怨气的挥发。金圣叹把来自于社会文化的“理”和源于自然人性中的“情”朝不同的方向都推向了极端。他因此把人物性格从他生长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从而导致了他评价《水浒》的片面和矛盾。 而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皇权是封建专制的核心，皇权至尊，无限神圣，绝对不可侵犯。皇权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任何人都难以完全逃脱它的笼络和浸染，金圣叹自然也不例外。在《序一》〔2〕(P1)中，他多次把天子和圣人相提并论，主张“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在他第七十回增改的诗中盼望着“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金圣叹理性思想的深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支配之下，他才极力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痛恨起来造反的梁山义士。 从文化的角度看，金圣叹外儒内庄，释心墨行。在对待社会问题上，他采取的是儒家的态度；在个人的修身方面，他怀抱的又是道家的态度。孔子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主张积极参与，庄子则坚持主观的心灵省悟，在内心生活中构筑自由的精神家园。佛家讲超然尘世，墨家讲仗义行侠。金圣叹心地如佛，至净至柔，他曾发出“人之无良”的喟叹；而他又不乏侠骨义胆，对那些肝胆照人的英雄心服口赞，神亦往之。对众多的思想意识，金圣叹都有所接受却又不能够统一起来，因而造成他言论的悖反，突出表现为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尖锐矛盾。一方面，他在政治思想上忠君，沉溺于传统的文化意识，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传统文化意识中站立起来，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强调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文化意识的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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