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十二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指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作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戮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纂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的“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内容，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夫子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四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