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宋江实有其人。近人余嘉锡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载《余嘉锡论学杂著》），收集考辩甚力，可以参看。

　　《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頕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史书尽管没有明言宋江一伙就是在梁山聚啸，但“梁山泊在宋为盗薮”也是名著史册的。例如“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脚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宋史·蒲宗孟传》）“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同上《江几传》）“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刻名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同上《任谅传》）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大浸的，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三○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五亦载同事。苏辙《栾城集》卷六有《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咏梁山泊》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汙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注谓：“时议者欲干此泊，以种菽麦。”可知这个问题的确在“新”“旧”党之间引起过争议。从苏诗头两句描绘的情况看，梁山泊作为连接南北的水路枢纽，在当时经济上显然还有多重作用。所以成为“盗薮”，原因正在于此。一直到宋徽宗时，“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杨）戬……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号为‘西城所'。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可见仍然是利之所在，故成为“官”与“盗”争夺的焦点。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艸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 首先是对“孝义黑三郎”、 “及时雨”和“呼保义”作了解释，又用“宋十回”展开了他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清人王望如评论“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时有“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这令人想到作者所以为宋江取字“公明”，实在是给赵匡胤钦定的《官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讽刺。但也因此决定了他与晁盖、吴用、公孙胜等梁山泊上层人物的紧密关系，为他日后取代晁盖成为首领奠定了基础。

　　“招安”可谓宋代特色。语云：“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要想富，跟着行在卖酒醋。”历史上的宋江确曾招安，并且参与了征讨方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征方腊攻帮源洞）王涣统领马公直并稗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上述史书文集相佐的记载，是1939年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其中叙及折在征方腊以后才擒拿宋江的，算是相反孤证。

　　但是自美籍学者马泰来发现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忠愍集·捕盗偶成》诗，其中提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谔。”反对“招安说”者也收回了看法。可知宋江一伙接受招安是当时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而后世说话人所据亦有本。考虑到《水浒传》的形成过程，几乎与主张“尊王攘夷”的理学传播同步进行，就不难理解为何百回本、百十七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都描写了宋江征讨方腊之前，先写他参与征辽战事。电视剧删除了这一节，则宋江之全力经营，就惟有“招安征腊”一事了。

　　金圣叹评点天下“才子书”，以《水浒》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尤其赞赏《史记》之胆识：“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序一》）这就是《水浒传》所以被金圣叹“腰斩”（或鲁迅所言“断尾巴蜻蜓”）之由，应该说，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讨好。《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

　　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播映，宋江又成了议论的中心，一时使人想起了七五年的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最近一家南方报纸用将近一版的篇幅批评小说《水浒》，犹有过之。李雪健没有参加剧组的播出宣传活动，不知是否因为受不了耳边听得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显然在表现宋江英雄聚义与朝廷招安的两难处境中，他对角色的把握也陷入了两难。这就牵涉到宋江是否是“农民起义领袖”的问题。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宋江身分的历史材料。余嘉锡据南宋末年龚开的赞词“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而《宋史》记载“保义郎”为五十二阶武职中的第四十九阶，揣测“宋江以此为号，盖言其武勇可为使臣。”“江起于平民，以流俗所习知之卑秩自名。”他考证当初随宋江“横行河朔”的三十六人中，也没有可以称为农民者。这涉及到对宋代社会的认识问题。日本史学界占上风的看法，是把“宋代社会看作已克服了封建性的社会”（中华书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册425页），黄仁宇的看法，则以为“王安石变法”已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三联书店《中国大历史》）。

　　还是在几年前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一次研讨会上，任大惠偶问怎样把握筹拍中《水浒》的总体感觉，我答曰：“《水浒》需要市井气。多看看《清明上河图》，就能体察出《水浒》人物活跃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法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