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先生的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在他面临出处进退之际所作出的抉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退溪先生作为一代儒宗，并没有表现出一般儒家那种“得君行道”的急切愿望，相反，他总是屡召屡辞，旋进旋退，终其一生都在为请退不遂而苦恼。他甚至向君王明确表示，他已经“自断一生以退为义”，所以“欲退之志如水必东”。但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他放弃了儒家积极入世的基本立场，相反，他的行为是儒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入世的另一种表达，其中有深意存焉。

　　退溪先生执意退归，给人的最初印象是疾病缠身所致。由于因病旷废职守、心中不安，因此其退归的理由似乎根子在疾病。朝廷明知其身抱痼疾，却执意召命屡下，愈晚愈勤，原因也只是退溪先生素有贤名，且愈老愈显。一方执意退归，一方却执意召还，于是辗转循环，纠缠着退溪先生的一生。双方的理由如果仅此而已，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以至于退溪先生竟发出了“吁天而天无阶，控人而人不信”的感叹。

　　“六进六退”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容易惹人生疑。有人因其进而疑其退，认为其退只是暂时的，最终将进仕。无论从儒者的入世精神，还是从常人的利害取舍，这种猜疑都有其道理。也有人因其退而疑其进，认为其退意如此坚决，有山林隐士或异端之徒的遁世之嫌，故移书责备。从退溪先生平时对山林之士的景仰之心来看，这种猜疑也有所据。退溪先生否定了所有这些猜疑，尤其对那些从常人利害取舍角度疑其退的揣测深感厌恶，因为它无异于以小人“怀巧宦之心，挟市井之谋”而待己。

　　针对退溪先生的苦辞力退，劝进之言纷至沓来。正是在持续激烈的往返论辩中，退溪先生的苦衷得以渐次展现。劝进之言大要有三：（1）圣眷朝望如此，不可不进；（2）不必拘滞古义，讬为退辞；（3）迹非山林，须尽臣子之义。退溪先生以己非贤哲、虚名难当应对第一说；以古今一理、古义不可弃应对第二说；惟第三说最为敏感，论辩也最为激烈。何为“臣子之义”成为了论辩焦点。退溪先生认为，臣子之义并非盲目服从君命，而在一切以古义为标准决其进退。这就意味着，古义的地位高于君命，一旦违背古义，则君命有所不受。

　　在“臣子之义”问题上，退溪先生陷入了孤立。他执着于古义，乃是他苦辞退伏的真正原因。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坚决否定惟君命是从的所谓“臣子之义”，详细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君臣之义”，并按照儒家“君臣义合”的原则，区分了君臣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他提出，君臣的结合必须以理性的义为基础，在义的面前君臣是平等的；君要臣尽服从的义务，必须优先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义的基础被破坏，臣有权提出退出君臣之间的合作，甚至有权要求彻底解除君臣关系。所以按照古义，他认为“君之使臣，有时而不可强也；臣之事君，有时而不敢徇也。”退溪先生的这种思想，必然与传统社会的绝对君权发生冲突。

　　易退难进是朱熹与李退溪共同的特点。但是，朱熹急于“正君心”，却常苦于不得君信而无缘施工；而李退溪则急于退归，却常苦于恩命屡加而不得脱身。朱熹刚直豪迈，意欲直达君心、斡转乾坤；李退溪委婉坚韧，意欲牢守底线、重振颓风。朱熹所处之时代，文臣无杀戮之祸，故宋儒之浩气堪比战国，不但“君臣义合”的意识普遍高涨，而且“得君行道”也有王安石与神宗的君臣遇合为现实的样板。所以朱熹敢于以“格君心之非”为己任，要求与君王“共治天下”。但宋亡以后，君权膨胀，文字之祸迭起，儒者之处境日趋穷蹙，“君臣义合”彻底成为空想，无人再敢侈谈“直指君过”、“共治天下”。李退溪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但他并没有被时代的恐怖所吓倒。他力排众议，坚决否定“惟知有君命而已”的正当性，重建“古义”的权威，重举“君臣义合”的大旗，“以退为义”，顽强地要求致仕，以彻底解除君臣合约。退溪先生的执着努力获得了成功，为后世儒者争得了宝贵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使儒家君臣大义的权威在李朝得以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