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准备用另一种写法讲述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另类、最具魅力的时代：以《世说新语》为切入点，横向展现魏晋时代的画卷。原因如下：
　　
　　一、《世说新语》分36门记载了1000多则魏晋往事，是了解魏晋风云的最重要的典籍。唐时编纂《晋书》，里面的人物事迹，多取材于这本书。《世说新语》所叙都是真实的，并无虚构与夸张；二、当前出版的各类历史图书多以正史为蓝本，以帝王年代为顺序，纵向讲述历史，很多甚至是对史籍的白话翻译，文笔又差，读起来实在没意思；三、魏晋时代的魅力与汉唐宋明不同，他的最出奇之处在于士人们生活和精神上的奇异。当然，政治斗争也肯定要写到，一部《世说新言》几乎已囊括了魏晋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一言以蔽之，品读《世说新语》，不但可以窥出整个魏晋时代的独具个性的人文生活，还能了解到它的政治争斗史。
　
　　以以前写过的一篇短文为自序：
　　
　　《在我们的历史上，曾有那样一个时代》
　　
　　一个外国人——日本人大沼枕山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提及魏晋时代，我们随即想到的关键词是“魏晋风度”，或称之为“魏晋精神”、“魏晋气质”、“魏晋情怀”。与汉朝的敦实厚重、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内向的特点完全不同，魏晋时代以洒脱放旷、冷峻玄远著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在这种背景下，魏晋时代终成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最为另类最为奇异的一个时代，也成为最受到争议的一个时代。

　　魏晋风度主要是指晋人风度。最初的几个大明星如阮籍和嵇康，虽生活在曹魏时代，但他们的传记却被收入了《晋书》。也许在编撰者看来当时的皇帝虽然姓曹，但政权早被司马家族掌控（以诞生绝顶聪明的人和绝顶傻瓜而著称），于是就懒得再把阮籍和嵇康这些人编进曹魏的历史啦。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铺垫，到了司马炎那里，晋王朝终于统一了魏蜀吴三国。不过，这个王朝却没有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反而招致很多的愤怒：从政治上看，西晋的统一非常短，国家很快就又陷入了更大的分裂，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三百年的大分裂，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最漫长的一次；从社会上看，王、谢等世家大族把持权柄，门第观念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严重的；从思想上看，玄学的出现导致儒学的衰退，喜欢打铁的著名愤青嵇康更是喊出了这样口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口号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统治地位崩溃了；从生活上看，士人们的行为洒脱旷达，追求率性与自由，不拘泥于礼。这所有的一切，导致传统的历史学家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认为魏晋时代，礼崩乐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放荡不羁，热衷于玄学清谈和栖逸山水，以至误国。具体来说，就是那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整天不务正业，天天围绕着《庄子》和《老子》聊啊聊；要么就是干一些不靠谱的事，比如阮籍驾驶着自己的车子，没有目的地狂奔，看到前面没路了，就坐在地上大哭一场。再比如，王徽之雪夜驾着小船去看朋友，天亮时终于赶到了朋友家，但门都没进转身返回。如此等等。可以这样说，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整个王朝都弥漫着对快意人生的追求。所以，后人一看到“魏晋”二字就感到头疼。在当时，有人也开始上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书法家市长王羲之（其实在永和九年他刚组织过一次有42人参与的兰亭聚会）。王是会稽内史，当时的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是整个东晋最大的明星聚居地，有着呼风唤雨的号召力，类似于今天的北京。有一天，王市长约了他的好朋友——另一位大明星、未来的丞相谢安，携手登上城楼，指点着远处苍茫的江山，说：“小谢啊，我觉得，像夏朝的大禹和周朝的文王那样，才是干正事啊！我们晋朝的人们，就知道聚会聊天啊，喜欢游山玩水啊，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怎么得了啊！”谢安听后，嘿嘿一笑：“我只知道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聊天聊坏的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
　　
　　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个时代，喜欢的人喜欢死了，恨的人恨死了。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老家在浙江绍兴（会稽）的鲁迅在广州做了那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先生看来，魏晋的明星们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内心世界都是很郁闷的，所以寄情山水。鲁迅的感慨引发了人们来对魏晋时代的再次关注、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和宗白华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如果说汤用彤的落笔点是在玄学和清谈，学术味道浓厚；那么宗先生的落笔点就更为平易和直接，他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在我看来，魏晋风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曹魏正始年间何宴、王弼和夏侯玄首开玄学之风，经过竹林时代嵇康、阮籍等七贤的傲然使性，再到西晋金谷时代的优游，再至东晋兰亭时代的寄情山水、自然而为，最终蔚然而成魏晋精神。这种精神或风度，说它虚妄也罢，说它无聊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捣毁了儒家的束缚（仅这一点就使得魏晋时代卓尔不群了），向内发现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发现山川自然之美的时代，思想解放、心灵觉醒，那个时代里对人性的自由的向往与实践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时光的演进总是令人伤感。东晋末年孙恩的暴乱把百年魏晋精神涤荡殆尽。在镇压这次暴乱中脱颖而出的刘裕，在420年夺取了司马氏的政权。庶民出身的刘寄奴在极端的不自信下，开始对精神放荡的士族阶层以全面打击，以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公元433年，随着诗人谢灵运的被杀，魏晋的精神与气质彻底终结。尽管此后有隋唐的开放盛大，有宋明的商业和文艺的高度发达，但背后都有一根儒家的绳索束缚着那个文明，而魏晋时代心灵彻底解放的局面，再也没有了。
　　
　　还好，古人把一本志人笔记《世说新语》留给了我们。魏晋明星们的故事，一代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追求，依赖此书被记录和流传下来。该书成于南北朝时期，编者是刘义庆(403—444)。刘是南北朝时宋之宗室，袭封临川王，史书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以想像，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但正是这个文学青年，编辑而成了这部中国古代最优秀的记述人物轶闻遗事的笔记。《世说新语》的文字简约、隽永，口语化，后人历来称颂有加。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现代的鲁迅的评价是：“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宗白华的评价是：“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王子猷（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
　　
　　下面要品读的，正是这样一本书。
  
　　德行第一
　　
　　陈蕃背后的东汉残阳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陈仲举（？—168）名蕃，河南汝南人，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说过一句特厉害的话：“大丈夫要扫清天下，干嘛要扫房间里的卫生呢！”它和陈汤的那句名言一起，成为东汉时最有名的两句话。陈汤的那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陈汤的话道出的是一个王朝的气魄，自信嘛！而陈蕃的话则说出一个少年的远大志向。那一年他大约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吧。当时，他老爸的一个朋友去串门,看到他的屋子很乱，就责怪陈蕃懒惰：“乖，为什么不打扫干净迎接宾客呢？”于是正在读书的陈蕃说出那句话。朋友反问：“房间都扫不了，又怎么扫清天下呢？”陈蕃觉得很有道理，性格刚直的他二话不说,拉着老爸的朋友一起打扫起卫生来。

　　后来，陈蕃同学真的有出息了，官做到尚书、太傅，与李膺齐名，成了东汉后期著名的工作狂，所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自然也是天下的榜样。如果逢着开明的时代，陈蕃定会做个魏征那样的人物；但是，在当时风云诡谲的政治风云中，刚直方正的他，只能注定自己的悲剧人生。东汉首开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政治的时代。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的一点是：东汉的皇帝在继位时往往年龄很小，这时候只能是母后临朝，利用外戚掌权。而皇帝长大了，又要从外戚的手中夺回权力，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所以，从汉和帝（10岁登基）开始，朝廷上也就掀起两股旋涡：一边是外戚，另一边宦官。永元四年，即公元92年，成年后的汉和帝利用宦官郑重诛杀掌权的外戚窦氏家族，一举成功。随后在汉安帝时期又有两次大规模的宦官和外戚冲突。到了汉桓帝延熹二年，即公元159年，宦官单超诛杀了权倾朝野的梁氏外戚，至此宦官的势力达到最高潮。宦官的胜利带来的直接恶果是掌控皇帝，凌驾于大臣之上，肆意干涉朝政。陈蕃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朝廷中展开工作的。

　　东汉后期，自李膺获罪后，多年来，陈蕃一人独撑危局。乘车之时，他总是拽着缰绳，举目远望，想一扫朝廷的乌烟瘴气。汉灵帝即位后，陈蕃被窦太后任命为辅政大臣。说起来，宦官和外戚这两股势力都让他讨厌，但相对来说他更痛恨宦官，多年来的专权，宦官们已养成了对大臣的无以复加的傲慢态度，这尤其让陈蕃不能容忍。此时，威胁朝廷的宦官势力以曹节、王甫为首。汉灵帝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秋九月初七，陈蕃与外戚窦武秘密策划，意欲诛杀曹、王，却不料走漏风声，后者抢先发难，率诸宦官关闭洛阳的宫门，劫持了汉灵帝，软禁了窦太后，并迅速矫旨发兵袭杀窦武。

　　风云突变!

　　此时的陈蕃,已年过古稀，想起小时候的誓言，他不禁百感交集,老泪横流。须发皆白的他拎了一把长剑，带领自己府内侍从以及学生近百人冲击洛阳承明门，想冒死一拼，捕捉曹节、王甫等人。结果自然是一个悲剧。按《世说新语》注中的引书记载，老爷子被捉后，暴怒的宦官以打他的耳光羞辱他。最后，被宦官折磨而死。回想起来，在东汉历史上最著名的五次大的宦官与外戚的冲突中，竟都是以宦官的胜利和外戚和大臣的失败而告终。这不得不让人扼腕。公元189年，汉灵帝死了，少帝即位，宦官与外戚再次发生冲突，远在凉州的董卓趁机拥兵入洛阳，伟大的三国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在生前，陈蕃以刚直方正著称。汉顺帝时，陈蕃做到了尚书，但因耿直的性格触及权贵（有可能是外戚梁冀），被贬做豫章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当时，豫章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叫徐孺子，陈蕃早就知道此人的名声，所以到豫章后衙门还没进，就直接去徐孺子那儿。手下阻拦说：“大家希望您先去官署哦！”陈蕃回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去拜访高人，就不明白了，有嘛不行的呢？”后来，陈蕃和徐孺子成了哥们儿，经常关在屋子里一起谈论天下的事儿。陈蕃希望徐孺子出来为朝廷效命。每到这时候，徐孺子总是笑而不语。在做豫章太守的那段日子，陈蕃专门在自己的寝室里为徐孺子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徐孺子留下过夜。

　　徐孺子最终还是没有出山。徐是个明白人，知道东汉的政局已经完蛋了，虽有陈蕃这样的工作狂意欲挽狂澜于既倒。在东汉的古道旁——那是个黄昏吧，徐孺子微笑着摇摇头。陈蕃长叹一声。他身不由己。这是由个性造就的命运与选择，性格决定命运自古使然！那个时代的剪影大约如此：望着徐孺子的身影渐渐融入暮色中的山林后，陈蕃怅然若失。许久，他转过身来上了瘦马，这时候有清冷的风吹来，在夕阳下拖着疲惫的背影踏上返回洛阳的险恶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