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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黄仁宇的历史观点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历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国民党军队中低能的士兵、勾心斗角的官僚和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因此他要寻找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最后答案也许真的要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但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与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一样，前者由于身在此中、后者由于无法重现而又同样得到加强，因此我们恐怕谁都不能肯定地说：哇！我找到了历史的真相。 不久前还在一篇文章中建议，无论是否畅销，三联书店的《黄仁宇作品系列》中，还是应该列入他的《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因为作者“大历史”的落脚点恰恰就在这里。人们读了他《关系千万重》、《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会被他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故人旧事的叙述所吸引，轻而易举地被他牵着鼻子，进入《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但是走到这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终于发现，现代的问题，也许必须从五百年前说起。 我显然低估了出版社的见识，因为没过多久，这部学术著作就已经摆在案头，同时还有一部作者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问世。就一般读者而言，他们会觉得两本书风格迥异，一本是叙事散文，可以轻松读下去，而另一本则是被材料和“数目字管理”起来的，即使是历史学家而非明史或经济史专业的学者，也会只光顾那前者，而感觉后者的确不忍卒读。其实在黄仁宇那里，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无论对明代中国还是对宏劾返目捶ǎ加胨纳钐逖橛兄苯恿怠? 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讨论，联系到史家个人和借以构建历史的史料中的主体因素，已经讨论了大半个世纪，故有克罗齐一切历史为当代史或科林伍德一切历史皆思想史之说，到后现代史学则通过文本批判等等推向极至。常有人指出，中国史学历来有“求真”的传统，固无疑义，但无论是追求实证性的考辨还是“秉笔直书”的史德，都不怀疑总体意义上的史料的客观性，也不考虑即便是“良史”也有可能存在内在的局限性。这使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有学者针对宋元山水画的议论，认为北宋山水画表达了画家的一种“无我之境”，把个人的情感隐含在对自然的描绘之中，而不试图通过画面内容的安排，把这种情感直接外露地表达出来。而到宋元之际，画家强调的不再是描述对象的细节真实，而是把重点放在传达个人的情感心绪之上，画面上的自然景物不是画家所要表现的最终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因此进入“有我之境”。 如果仅从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的著作中是很难看出他个人独特经历的影子的，因为凡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总是被要求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冷静地对待他的研究对象，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学科规范”。这倒不是说研究者故意要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去诠释历史，而是研究者在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总会有自己独特的考虑。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不过是从学校到学校，像黄仁宇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人本来不多，而有此经历而后又转学历史，并把亲身体验与研究课题结合起来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但人们自以为平淡无奇的经历并不会“润物细无声”地潜入自己的历史思维，恐怕也会大错特错。我们有幸读到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的传记，知道了历史撰写背后的许多故事，也有幸了解了黄仁宇直言不讳的自白，对那些史学专著的审视，恐怕也要多几重视角，这也许便是人们倡导“重写学术史”的原因所在。 黄仁宇并不避讳“有我”。他的《黄河青山》、《地北天南叙古今》讲了许多抗战期间在前线的遭遇，讲了战后他在东北甚至在日本涉及停战问题的经历，战争前后是他的回忆的重要主题，他所谓“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主要就是指这个战争经历。甚至这个经历延续到他在美国读书和教书的生活中。按他所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潜水艇三明治”，的确是他亲身的体验再加上他后来治史学的结果。其结论即“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确有其自圆其说的说服力。 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因为这个原因而要求历史学家都去经历一次战争。大多数人还是要在图书馆和书斋中重建他们头脑中的历史。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无法做到；人类学家做田野工作、以求获得“地方性知识”、然后再对其加以“深描”的办法，对于研究古史的人来说也难以实践，我们只是想强调，每个人为了说明问题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经过选择的，那么应该自觉地思考为什么选择这些、而非那些史料；然后在依据这些史料对历史进行重现和解释的时候，还要思考我们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重现和解释的根据。“无我”是真正能做到的吗？ 据说黄仁宇曾经交待，《黄河青山》须在他去世之后才可翻译出版。我妄自揣摩，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对几十年前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有他自己颇为宽宏的解释，而在于他对所任职的学校将他随意解聘颇有怨辞，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些中国史权威对他的研究思路及新著《中国并不神秘》采取了否定态度而大为不满。头一场风波发生在他与费正清之间，因为后者对他研究明代财政税收的观点不敢苟同，因此该书未能按计划在《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中出版。按黄仁宇的说法，原因在于美国人惯于把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费正清也是同样，他们可能会更多批判明代财政制度的荒谬，来取代对这套制度背后逻辑的挖掘。他还指出，他们之间的矛盾系因“学术圈和部分出版社的习惯”所引起。这样说来，二者的分歧竟在于黄仁宇更多的是从对中国的体验出发，而费正清更多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现实体验？是两种“有我”的冲突，还是相形之下后者更无法摆脱“有我”？ 令黄仁宇耿耿于怀的另一场冲突发生在他与芮沃寿（中译本音译为亚瑟莱特）之间。他用了“悲愤交加”这个词来形容后者否定其书稿对他的震动，因为他认为此书与他的作家生涯和教师生涯息息相关。黄仁宇一方面怀疑芮沃寿认为他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方法太富民族优越感或太偏袒中国，另一方面则认定后者毋宁选择具体的研究时段进行细节描述，并不赞成进行长时段的宏观论说。而黄仁宇主张，“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因此他的诠释方法，是以时事为出发点讨论长时段的历史，他认为，尴尬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终于使我们明白，黄仁宇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大历史观”在美国的影响甚微、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症结，在于他过于强烈的“有我”。 其实就《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万历十五年》来说，黄仁宇可以说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前书就明代中后期的具体制度，利用了大量资料和数据，分析了帝国管理体制中无法克服的弊病；后书则分析了若干人物的命运，认为他们的不同结局不过是一个大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些都符合他的个人体验，也可以有史料的证明。但是由于不可能对史料做竭泽而渔的工作，因此过于强调某种既定的思路逻辑，也会带来明显的缺欠。比如出于对帝国体制僵化的强调，作者对“一条鞭法”的社会效果极不乐观，而新的研究则提供了不同的资料佐证；再比如出于对制度的批判，因而对像正德皇帝或万历皇帝这样的个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声色犬马是对传统官僚政治的不近人情的消极抵抗，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他批判明代的财政管理不如以前历代灵活，因此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以当时士兵头戴竹盔、身披纸甲这样的例子，说明代在工程建设上的成就不过就是长城、宫殿和陵寝等等，来证明明代的“衰落与迟滞”。现在看来，即使不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语境下展开讨论，他也对明代赋役制度不断调整的意义估计不足，特别没有考虑到制度的简单和缺乏灵活性与制度的束缚是两回事，因为如果仅仅是前者，反倒可能给市场的自由运转提供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们同意他说当时的发展趋向并非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但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他对当时发展水平的估计还是过于悲观。 究其根源，黄仁宇的这些观点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历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军队中低能的士兵、勾心斗角的官僚和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因此他要寻找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最后答案也许真的要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但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与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一样，前者由于身在此中、后者由于无法重现而又同样得到加强，因此我们恐怕谁都不能肯定地说：哇！我找到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美国学者也不敢追求绝对的“无我”。费正清与芮沃寿不同，他与黄仁宇有颇多相似之处，希望对历史有个宏观的把握，原因在于他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有不少的参与，上世纪讨论应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的三个John中，他就算一个。他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方法是典型的“有我”。但他能做的，黄仁宇不见得能做。有的人以宏观叙事为业，视为理论家；而另一些人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做事，就可能被视为信口雌黄的疯子。多数美国学者像芮沃寿，他们的策略是把“有我”体现在微观的叙事上，这样就可能把讨论限制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就不会引起过多的异议。我突然想到写《白银资本》的弗兰克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另一个黄仁宇。 司马迁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昔西伯拘羑，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说的都是“有我”而发，做出生前不曾料想到的名山事业的。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在养尊处优的生活里写历史的人，是永远不能登堂入室的了。而黄仁宇设若能因此从祀史家的圣贤祠，不亦可获慰于九泉之下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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