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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园花月一时新 俞平伯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长达七十年，有多方面的建树和贡献。不幸的是1954年那场将学术与政治严重混淆的既粗暴又简单化的大批判，使得全国上下大多数人长时间地把他仅仅看成一个“红学家”；而且是一个谬误百出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红学家”。事实上，俞平伯自己从来没有以“红学”自居，更没有以“红学”自囿。“红学”仅仅是他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尽管是一个显著的方面)。俞平伯是一位博学而多能的现代文学大师。他的文学成就，跨有创作与研究两大领域；而在创作与研究中，他又是各有多方面建树的．限于本文主旨，我们这里不讨论他作为现代白话诗人、散文家和当行本色的旧体诗词作家的成就和地位。即单以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因为他兴趣广泛，涉猎范围宽，研究成果也纵贯二千余年，兼及诗词曲文及小说等几乎所有部门。要对他这些面广量多、时间跨度又大的成果做出综合性评价，殊非易事。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于他的某些观点和著作的争论，又在客观上增加了问题的难度。比如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人们虽然已经否定了“文革”前那种以政治干预学术、长期给予俞平伯不公正待遇的“左”的做法，但对于他在这个领域的独特历史贡献仍较少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评判和认定。有的论者甚而只是含糊其辞地承认关于俞平伯的学术观点“可以自由讨论”，而回避了在功过是非上做出明确判断。个别人还有超越历史条件苛责俞氏的议论。 不过，尽管有如上所述的种种难处，我还是认为，俞平伯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可以盖棺论定的。正确看待其学术成就的关键是：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找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提供了哪些前人所没有的新东西。出于这种考虑，本文不拟做面面俱到的评价，而是以纵向考察和历时性观照为主，将俞平伯摆到我国学术发展史上去进行比较分析，重点探讨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作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那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做了些什么，取得了哪些开风气、打基础和示来者的业绩。俞平伯晚年总是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持一种既超脱又客观的反省态度。1986年发表的《旧时月色》一文之末慨叹曰：“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像‘旧时月色’了。”这是他用当今的新人新事来作对比，认为自己旧日的作品已显得过时，特借姜白石词句作形象的比喻。如果我们换一个审视角度，把俞平伯的学术业绩与“五四”之前的学术界对比，与他的同辈人对比，那么所得的印象就绝不是“旧时月色”，而是可以借用他自己的《题〈石头记〉人物图》一诗中“新园花月一时新”的句子来概括了。本文的主旨就是想说明，在“五四”潮流冲积出来的学术文化“新园”里，接受了新学洗礼的俞平伯是如何奉献出新成果的。 二 《红楼梦辨》之诞生 俞干伯最负盛名的研究成果，是五四精神孕育出来的。 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从广义来说，自东周时期的删订编集《诗三百》和孔夫子品评《诗》开始，到晚近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小说、戏曲和诗词评论止，在两千多年中数不清的文人学士对于历代文学作品所做过的搜集、整理、编纂、评点等等工作，都属于文学研究的大范围。我们决无意于看轻和贬低这些前人的累累成果。事实上，直至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仍在充分吸收和合理利用前人这些成果。但是无论如何，突破传统“国学”的种种局限，运用近代文艺学的先进观点和方法，将古典文学研究从学科界限混沌不清的旧学中划分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科学意义上的专门学问，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以后的事情。没有这场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运动，就没有文学领域的观念和方法的革新，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正是在这场狂飚突进的运动兴起之际，年方弱冠的俞平伯始而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从事宣传工作；继而又一手进行白话诗、文的创作，一手搞起了古典文学研究，成为在这个古老的领域中开创新局面、建立新体系的先驱者之一。 俞平伯在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开拓之功，首先表现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在古典文学中，他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说上。他着手开展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最优秀的代表作《红楼梦》的研究，是在“五四”运动落潮不久的1921年。这种在时代新风推动下进行的把研究小说当成学术、当成正经学问的开创性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促使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在我国“五四”以前的漫长时代里，小说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引车卖浆者流”的下贱玩意儿。在所谓“正宗”文学的殿堂里，从来没有小说的席位；研究小说，更算不得学问。在封建统治阶级和社会习惯势力双重的轻视和压抑下，小说创作之花尽管也曾艰难地在中华大地上开放，并出现过一些可以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但小说研究却长期无人间津一一因为人们认为它不值得作为研究对象。明、清两代之交，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小说批评开始兴起，但是这种新兴的小说评点派的主要人物如李贽、金圣叹诸人，多被统治者和正统势力目为异端，必待灭其业、杀其人而后止。晚清梁启超等人重视小说，时有专论，但他们并不立足于学术研究，而是用小说为其改良政治服务。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评论》。此文与旧式的评点派不同，比较认真地探讨小说《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然而通观全文，与其说他在做系统的小说研究，不如说他是借小说来发挥其从叔本华等人那里承接过来的哲学与美学。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观。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胡适，自1918年起陆续发表一批文章，大力提倡白话国语和白话文学。为使古为今用，胡适充分肯定了古代白话小说的典范作品《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在长期流传中所起的帮助白话规范化、奠定白话国语的语法基础的伟大作用。曾经流行了几百年、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喜爱的古典白话小说《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经胡适的大力提倡，被重新标点出版，更广泛地流行，一时成了国语教育的“辅导教材”。自此，古典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整理、研究和评论鉴赏的任务提到了新一代学术文化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首开把一向只运用于传统经学和史学等正统学术领域的考证方法运用于小说研究的先例。这就意味着：小说考证与研究被当作一项学术研究工作，当作“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小说研究实际上被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胡适对古典小说研究的建树主要是表现在开风气之先这一点上。由他登高而呼的这项开创性工作，必须由大有力者来承流接响，做出有更大典范意义的实绩，才能成为有根基、有规模和有明确指向的事业。事实上，胡适将考证运用于小说，虽然是在文学观念革新的基础上所做的方法上的革新，但他的《红楼梦考证》着重解决的是一部古典小说的作者和年代等问题。这一做法当然为小说(大而言之，文学，研究所必须，但基本上仍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更多地具有历史学的意义。小说研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开辟的重要部门，它的题内应有之义须是将小说作为文学来对待、来研究，它在运用考证方法时，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作品的本文上。要紧扣作品本身来进行将考证与批评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性考证。在这个建设新学科的急迫问题上，客观形势在呼唤着新的人和新的成果迅速出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俞平伯，这位与胡适谊兼师友的“五四”先进人物，这位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敏锐准确的文学感受和鉴赏力的年轻学者，紧接胡适之后于1923年出版了他那本在古典小说学术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红楼梦辨》。 关于《红楼梦辨》一书在新红学和整个红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学术上的是非得失，人们已经做了许多评论和争辩。这里不打算多说．我们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部以我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为研究对象的专书，在现代的古典小说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学术意义?在哪些方面有示范和推动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顾颉刚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有一段很好的评论，他说： 《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这部书出版之后，希望大家为了好读《红楼梦》而连带读它；为了连带读它而能感受到一点学问气息，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他们若是因为对于《红楼梦》有了正当的了解，引申出来，对于别种小说以至别种书，以至别种事物，都有了这种态度了，于是一切“知其当然”的智识都要使它变成“知其所以然”的智识了，他们再不肯留下模糊的影像，做出盲从的行为：这是何等可喜的事!① 从这段评论文字可以看出，在俞平伯的同辈学人的心目中，《红楼梦辨》并不是一般的解决“个案”问题的平庸之书，而是为新时代如何做学问昭示广阔道路的典范作品，它具有开辟文学研究的新天地的普遍性品格。顾颉刚这段话告诉人们，《红楼梦辨》有如下几点启发意义： (一)小说是正经的文学； (二)学问无处不在，研究小说也是一门严肃正经的学问； (三)研究小说的专著不但可以引导人们正确鉴赏文学，而且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学问的气息”，从而把自己的有关知识上升到理性的层次，完成文学鉴赏中从“知其当然”到“知其所以然”的飞跃； (四)小说研究的主要项目是探讨作品所体现的作者品性以及考证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等等； (五)小说研究成果应当而且能够教人学会运用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因此不言而喻，小说研究自身必须是一种用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来作指导的专门学术工作。 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几乎全是常识，而且有的说法已经显得不完备和落后了。但在本世纪20年代初，一部小说研究专著能够达到上述五条要求，则属于“零的突破”，理应大书一笔。熟悉那一段学术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红楼梦辨》一书，是俞平伯在1921年春夏之间连续五个月与顾颉刚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的基础上写成的。顾颉刚既是此书早期酝酿基本观点和学术理论框架的参与者，又是此书付梓之前的第一个读者，因而对它的分量与特点有最亲切的体会。顾氏既是大历史学家，又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因而他的上述评论，能从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史着眼，一下子点明这部专著的重要历史作用。现在看来，说《红楼梦辨》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上具有开创意义，这个评估丝毫不过头。俞平伯具有诗人和文学史家的双重身份，他充分了解和熟悉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旧时的评点派和猜谜派不同，他把古典小说当作文学作品看待，把古典小说研究当作学术对待。《红楼梦辨》这一空谷足音似的早期成果，使刚刚接受了新学洗礼的“五四”时代的读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古典小说是古典文学中重要的分支，应享有与“正宗”文学同等的地位。从此，小说研究在学术工作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后来者研究古典小说所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多。可以说，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相次问世为标志，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解放了，方法更新了，领域拓宽了，门类齐全了，向现代科学迈进的步子加大了。俞平伯自己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中追述本世纪初小说研究观念的变化时说：“及清末民初，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②我们照实而书，在王、蔡、胡三位大师的后面完全可以添上第四个名字：俞平伯，因为他的实绩与开拓者的地位是相配的。 提到《红楼梦辨》等著作，人们总是强调它使用的是传统的考证方法。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以下两点：第一，将一向只用于经学和史学的考证方法运用于小说研究。以取代不科学的零碎评点和索隐猜谜，这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上的革新；第二，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证是一种在近代科学的学术观念支配下的新型考证。具体来说，俞平伯的考证，不同于单纯史学意义的考证，而是以弄清古典小说这种文学形态有何价值和意义为终极目的的考证。过去论者常常将俞平伯的考证和胡适完全等同起来，不明白在俞平伯那里，文学和审美的趣味极为浓厚，将文学还原为文学来进行仔细研究的观念远比胡适明确和坚定。这就导致长期压低了俞平伯在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位置，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红楼梦辨》比胡适《红楼梦考证》进步的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它严格地将一部古典小说作为文学来进行考证和评论，摆脱了文史不分的混沌模式，取得了文学范围内的研究实绩。顾颉刚早在为《红楼梦辨》所写的序中就已点明：“(胡)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③所谓“专在本文上用力”，大意相近于我们所说的“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具体看看《红楼梦辨》的内容，方知此言不虚。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五篇，专论后四十回续书，着重从文学描写的优劣和情节发展线索诸方面，对高鹗续书进行研讨和评论；中卷六篇，第一篇通过讨论作者的态度，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余五篇分论作品的风格、时地，考求有关人物的死因及推测八十回后的情节等等，内容虽杂，却全围绕着作品本身；下卷六篇，头两篇通过探究版本，补论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其他四篇读《红楼梦》杂记作为附录。三十年之后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增删修改重新出版。新版取名为“研究”，无疑是突出其有别于一般历史考证的文学研究性质。从内容看，新版更加突出了原书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版本文字作为研究中心的优点。无论从原作和新版来考察，都可以看出俞平伯一贯倡导和坚持把古典小说作为文学来研究评论的科学观念。1954年那场大批判之后，论者在“左”的不正常文化氛围中说了许许多多任意贬低和否定《红楼梦辨》的话。如今看来，该书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却无疑是“五四”之后第一部按文学的观念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古典小说的开山之作。 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俞平伯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自始至终认定文学就是文学，总是把研究对象置于审美的眼光下，来进行美学层次上的考察与批评，决不附和任何一种脱离文学和美学原则任意解说和歪曲古典小说的反科学论点。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早在1925年，他在发觉了自己原先所持的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观点不妥时，就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其中说： 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 这里提出的“趣味的研究”，在50年代的那场批判中曾受到责难。平心而论，新中国的读者对于俞平伯20年代的个别用词感到生疏和不入耳，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只要不纠缠这个别词的含义，而是从实质上观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趣味研究”的说法固然不准确，容易让人误解。但从俞平伯数百万字的研究和鉴赏文章的实际内容和风格来考察，他所谓的“趣味”，就是一种审美鉴赏的欲望和兴趣。如果这个理解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趣味研究”，实质上是要求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上面这段引文的中心意思显然是说：不应当把文学等同于史学或一般的科学，应该从审美的需要出发，进行发掘它的美学价值和阐明其艺术特征的研究．不信请看，就在此文之末，作者还忠告他素所尊敬的胡适道：“我希望他亦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这样的明确主张在20年代就能提出来，堪称为卓识，因为它相对于旧红学的索隐猜谜和新红学登场以后胡适所长期固守的“自叙传”说及呆板的史学考据等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俞平伯一直到晚年都坚信自己把小说当成文学来研究的正确性。他在1980年《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中强调：“《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未知然否。”④同年7月2日他致新加坡作家周颖南的信又说：“《红楼梦》成为‘红学’，说者纷纷，目迷五色，我旧学抛荒，新知缺少，自不能多谈，只觉得宜作文艺、小说观，若历史、政治等尚在其次。”⑤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⑥一文中，俞平伯更对时下之弊痛下针砭道： 《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 说“小说是文学”和要“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常识，但实际上，他早年提出这一点，对于被“历史癖”与“考据癖”统治的旧学界是一种质的变革；对于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也仍有警诫作用。联想起十年浩劫中借古典小说来牵强附会地大谈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恶劣倾向，和前些年“红学”界离开小说本身的研究而去大搞“红外线”、大兴“曹学”的现象，俞平伯苦口婆心的呼吁难道没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吗? 三 “以文艺之眼光读《诗》” 俞平伯的学术革新还表现在《诗经》研究方面。 《诗经》研究是我国学术文化研究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自汉代把《诗经》列为儒家经典，二千年来，研究著作不知凡几。除了大量散佚者之外，至清代《四库全书》尚收录有《诗经》研究专著146种。到了近代、现代，《诗经》作为持久不衰的专门之学，研究专家与专著亦复层出不穷。而俞平伯对于《诗经》学非专攻，才非专诣，他的《诗经》研究成果主要就是《读<诗>札记》l7篇，若仅就文章数量和学术实绩而沦，他在这个部门尚不能自成一家。然而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单独提一提他的研究《诗经》的观点和主张，足因为他较早地运用五四文化批判精神来清算二二千年《诗经》研究中用儒家人伦礼教观念曲解文学作品的顽固传统，努力把《诗经》还原为文学来进行审美阐释和评论；他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得五四风气之先，从而具有打倒旧学、建立新学的前导作用。 俞平伯《读(诗)札记》17篇中，有9篇是他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诗经》时写的讲义。也就是说，他刚刚出版其第一部文学研究专著《红楼梦辨》之后，紧接着就撰写起《诗经》研究文章来了。明白这种时间上紧相衔接的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表明：俞平伯在学术研究上，继襄助胡适“打倒旧红学，建立新红学”之后，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同样的精神来重新研讨《诗经》。他的《读<诗>札记》虽然远不如《红楼梦辨》那样引起巨大的轰动和重视，但同样起着破旧立新的先锋作用。为了看清这一作用，有必要简单回溯《诗经》研究史。 在源远流长的《诗经》研究史上，汉代和宋代是两个重要时期，被后人称为“汉学”和“宋学”。“汉学”注重训诂，其对于文字及名物制度的疏解，对于后人探讨诗义有很大帮助。但汉人常以礼教说诗，又严守家法，强附史事，穿凿附会之处颇多。其中影响最大，流毒最广的是《毛诗序》。《毛诗序》分《大序》和《小序》。其《大序》从儒家“诗教”出发，宣传《诗三百》本是“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些古代诗歌的文学特质。《小序》阐释具体篇什的题旨时，都遵循《大序》的基本观点，作了许多阉割、歪曲作品原意的政治历史解说。“宋学”注重义理，对汉、唐旧说特别是《毛诗序》的穿凿附会，提出了一些怀疑和否定；但其缺点是多凭空臆断，而且封建礼教观念依然很强。可见无论为“汉”为“宋”，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把《诗经》奉为儒家经典，把儒家“诗教”作为研究《诗经》的基本指导思想。 清代作为《诗经》研究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成果颇多，水平亦有超逾前人之处。然统而观之，清人或宗汉，或宗宋，或杂采汉、宋之说，大部分人难于排除汉、宋门户之见。个别抨击汉、宋两派之失、力上从诗人本意来解说《诗经》的有见识之作(如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其而遭受冷遇和压抑．直至近代才引起学术界重视。有清一代是封建专制主义横行无忌的黑暗时代，《诗经》研究从总体上自难突破儒学的牢笼。 “五四”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清算统治了封建的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学思想体系。锋芒所及，自然会发展到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批判和扬弃以解经为日常课题的旧式《诗经》研究体系。从20年代开始，“五四”文学新人掀起了一个以新的文学观念来解释评论《诗经》、否定陈旧迂腐的《毛诗序》和汉、宋家法的小小热潮。俞平伯，作为这支文学新军的前锋队员，一如他在小说研究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他的《诗经》研究论文中也力主廓清旧儒布下的云山雾海，把本属文学的作品还原为文学，来重新进行审美鉴赏与评释。在《读<诗>札记》之五《召南·小星》一文中，他明确地主张“以文艺之眼光读《诗》”，他是这样论说的： 《诗》三百篇非必全是文艺，但能以文艺之眼光读《诗》，方有是处。且《国风》本系诸国民谣，不但不得当作经典读，且亦不得当为高等的诗歌读，直当作好的歌谣读可耳。明乎古今虽远而情感不殊，则迂曲悠谬之见不消而亦自消矣。⑦ 既然探求《诗经》文义只须凭“文艺之眼光”，并以读者的情感去印证原作的情感即可，那么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掩盖《诗经》本义的“迂曲悠谬之见”呢?俞平伯准确地看出，这是儒家“诗教”在作怪。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以《小星》为例，痛揭腐儒以礼教解《诗》之弊道： 《小星》一诗既文义昭然，何来《小序》之谬说。又何故郑玄从之而后人亦从之耶?……简言之，则缘诸说其根本即已谬矣。故枝叶亦因之而谬，且亦不得不谬．所谓根本之谬者何?即他们以《诗》为孔子六经之一，以为是有功能、有作用的东西。《诗》之功用何在?美刺正变是也。有美斯有刺，有正斯有变；故《风》《雅》俱分正变。《风》之正，二《南》是也；其变，十五国风是也。正风有美而无刺，故尽是后妃夫人之德化。《周南》每篇必曰后妃，而《召南》每篇必曰夫人，而且必定是美诗。此所以《小星》不得不喻群妾，而“三五”不得不喻夫人。此所以明明是怨诅而硬派作感谢。此所以把宵征见星，抱衾与裯曲解作燕昵之事。他们之谬非缘此诗而生，乃借此诗而见；不伐根本而枝叶谋之，其谬种故在，又何益耶?⑧ 这一段雄辩的文字真可谓数语中的，直取心肝。传统儒家《诗》学这株结满谬误之果的大树，一下子被俞平伯的文化批判的利斧砍着了“根本”。今天来读这样的文字，犹令人生痛快淋漓之感!当时的俞平伯，既受其渊深的家学熏陶，透悉旧学之弊；又刚刚参加过五四运动，喜得新学真髓。所以他笔生风云，一往无前，在扫荡旧学的“谬种”时发挥了一个新派年轻学者应有的威力。 俞平伯对于历代腐儒用礼教曲解《诗经》的做法不但极为愤恨，而且也十分鄙弃。17篇《札记》中在批驳谬说时，随处对于前代解释《诗经》的“大儒”们进行辛辣讽刺和严厉打击，以此来证明《诗经》旧学思想体系之荒唐和迂酸。比如他讥笑毛公“冬烘愚拙”、“迂拙”，其解说《诗经》的言论多为“‘固哉高叟’之诗说”；他痛斥卫宏“特创谬论”，其“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他憎恶郑玄“独标妄说”、“胡扯一起，不知所云”，指出“郑玄之谬则更有甚于卫宏”；他还谴责朱熹“为攻击《小序》之祖师，但他实往往做《小序》的奴才”，说他往往“扭捏作态”、“实作古人傀儡”；此类甚多，难以备举。但俞平伯之痛恨旧儒，仅仅是因为他们为“圣人之道”所蒙蔽，以非文艺的眼光和方法来曲解文艺，因此他并不简单地骂倒古人完事，而常常是边破边立，用正确的审美批评和情感体验来驳倒谬说，使优秀的古代诗歌恢复文学的真面目。他在《札记》中解说具体作品时，都作了这种示范。比如《召南．野有死麇》一篇，明明是描写自由恋爱的男女在野外欢合，但旧儒却以礼教的观念来任意解说，“强为比附，甚至故作曲说，使原诗之意由明而晦，由通而塞”。对此，俞平伯一针见血地予以剖明道： 其实此诗一点也不难懂，用不着左说右说，绕许多弯子的。《诗经》，前人不讲则已，一讲便糟，愈讲便愈糟；其故因诗人之心与迂儒之心相去较远耳。即以此诗而论，第一章明明说“吉士诱之”，则非正式缔姻可知。然而数千年来曾无痛快说一句话者，其故良可思，即如姚际恒见解之弘通，亦必罗嗦引据《昏礼》，不敢说他们野合，而必说及时婚姻。此足见《诗经》之尊严人人心太深，虽贤者亦未能免俗。 在引用和肯定了姚际恒解说此诗第三章的一段“大胆爽快”的言论之后，俞平伯进一步痛斥腐儒解《诗》之弊，并正面申说自己的见解道： 当知诗人心中初无迂儒之礼教观念存在，故诱女之男未始不可称吉士。而怀春之女未始不可称如玉也。至于三章，全系赋体，亦无艰深晦滞之处。麇鹿、白茅，所以将恋爱之意，非必某以代皮，某以代帛。所谓吉士，或系武夫，或系猎者皆不可知。前两章写林中景象及士女之丰姿，三章则述为婚时女之蜜语，神情宛尔，绝妙好词。不知腐儒何恨于此诗，而必欲损之以为快耶？吾每读此等明白晓畅之好诗，其痛恨迂儒之心尤甚于读他诗。有意曲解，其敝甚于不知妄说。 俞平伯如此痛恨前人对《诗经》的种种曲解，是否意味着他对我国古代的《诗经》研究持全盘否定态度呢?不是的。他决非不问青红皂白地骂倒古人的虚无主义者。他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前，既秉江南名宦之家学，又经国学名家之指点，对于传统的学问有些什么长短利弊已大致了然于心。因而他对于旧的《诗经》学并不视为漆黑一团，只是骂其所当骂。他所要摧毁的，是旧《诗经》学的那套封建的、反科学的指导思想——亦即他反复驳斥和讥讽的“迂儒之礼教观念”和“迂儒之心”以及在这种荒谬的思想指导下对《诗经》具体篇什、句子的穿凿附会的解说。而对于古人——包括他所点名批驳的一些著名的汉、宋儒者——研究《诗经》的若干合理的、中肯的和确当的具体见解(包括训诂、考订、解释章句等等)，则充分肯定，尽量吸收。比如对于汉儒毛公、卫宏、郑玄，他便有所区别。《札记》之七很有分寸地指出：毛公说诗，“瑕瑜互见”。并举《召南·野有死麇》为例说：毛公说此篇的许多话“固然很迂拙，以外亦颇有可采者”；还指出：毛公解释语词，有时颇“近情理”，“于诗意合”，“至谨慎”，“犹非卫(宏)、郑(玄)所及”。此篇公正地对毛、卫、郑三家总下考语云：“世所谓《毛诗》说，半皆卫、郑之说耳，毛公冤矣!毛公病在冬烘愚拙，然其妄却小逊于二氏。”对于宋儒，俞平伯也采取了科学分析其得失的客观态度。如对朱熹，他虽力纠其谬，但对于《诗集传》中若干具体意见则有所依从、有所吸取，并称赞朱熹的某些解说为“卓见”。对于宋人程大昌、王质、郑樵等人的看法，也有认真的探讨和引用。在《札记》之七《<柏舟>故训浅释》之末，俞平伯精辟地衡估宋儒解《诗》的功过道：“昔人讲学每厌干实而喜曲诡，见古人有片句只字之异说，便争罗致之，以为光宠；曾不知《诗》有本训，有比附之训，有本义，有断章之义。惟古是从，不辨黑白而从之，故读书愈多而蔽愈甚。宋儒《诗》说固多浅妄之谈，然在此点上不但远胜于汉儒，且或胜于清儒也。” 从《读诗札记》17篇可以看出：在历代说《诗》著作中，俞平伯比较推重和赞赏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崔述的《读风偶识》。这是因为姚、崔二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三家诗和毛、卫、郑的那一整套迂腐荒唐的旧说，有不少“大胆爽快”、“甚有根据”的见解。对于姚氏《诗经通论》，他肯定与引用之处尤多。但即使对于姚氏这样的为近代学者公认为较有卓识的解《诗》名家，俞平伯也决不盲从，而是既充分肯定，又批评其谬误。《札记》中不时点出了姚著的“臆说”、“未当”和“不免武断”之处。这种站在现代的思想高度上大胆而准确地取舍古人的气魄和眼光，这种将批判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审视文化遗产的做法，对于五四之后的新型学术工作无疑地具有普遍启示意义。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人，要么盲目拜倒在古人脚下，迷恋骸骨，颂古非今；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以彻底否定和骂倒前人成果为能事。这些偏颇的做法，比起五四时期的俞平伯，不是反而落后了吗?朱熹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说明俞平伯在批判取舍旧学的基础上建立新学的正确态度和做法，真是贴切得很。如果不是计较具体成果的多少，而是看其思想观点所体现的实际内涵，那么我们可以说，俞平伯关于《诗经》研究的一系列看法和做法，正是集中代表了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学术历程中的努力方向。 四 趣味说与鉴赏学 俞平伯的学术创获，还表现在文学鉴赏学方面。 俞平伯形象感悟与艺术审美力强，长于古诗词、古小说及戏曲的鉴赏，这是读过他文章的人都知道的。有人甚至判断说：“与其说俞先生是位评论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考证家和鉴赏家更为恰当。”⑨不过我们这里不打算探讨俞乎伯的鉴赏水平如何，而是想说明：他为古典文学学科中的重要分支——鉴赏学提供了一些什么。 我国自古以来即注重文学鉴赏。如果从春秋时季札观乐、孔子品《诗》算起，文学鉴赏已有两干多年的历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文学批评家们也很早就论述过鉴赏问题。如早期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中的《知音》就是一篇鉴赏论，钟嵘《诗品》中亦多有关于鉴赏的议论。宋代以来的大多数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评点，更是以鉴赏为主要内容。不过，我国古代的文学鉴赏由于太过偏重于直观感受和印象式的评点，因而虽有充分尊重读者审美能力和主体作用的优点，但却始终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鉴赏的特点、本质、规律从心理机制、方法等等，一向缺乏系统的探讨和总结．建立科学的文学鉴赏学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五四以后的新时代学人的肩上。俞平伯是新时代难得的既酷爱鉴赏、又精于鉴赏的创作家兼研究家，他的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代表作如《读<诗>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等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可称为鉴赏专著。可贵的是他不但以大量专著和论文为现代读者提供了鉴赏的范本，而且以行家的身份，把鉴赏作为一门学问来对待，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和规律性概括，为现代鉴赏学的体系贡献了必不可少的基建材料。 俞平伯鉴赏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他虽接受了西方近代文艺观点，却决不生搬硬套外国理论来凭空构建什么鉴赏体系，而是以传统文学鉴赏为基础，用现代眼光去总结并提高古人的鉴赏经验和理论，从而推出保持着民族特点和传统优长的鉴赏学。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提到，俞平伯早在20年代就提出：对文学应做不同于史学和一般科学的“趣味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抒”文学作品中“活的趣味”。他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指明：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审美鉴赏的过程，是一种通过理解和体味作品的形象、意境、情感来获得美的愉快享受的艺术认识活动。这就触及到了文学鉴赏的实质。“趣味”说这种通俗易晓的鉴赏主张，来源于钟嵘《诗品·序》的“滋味”说。钟嵘在该文中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里“滋味”实际上并不单指五言诗，而是悬出了品评一切诗歌的标准。钟嵘在同一文中阐明：“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还在评论具体诗人和作品时多次使用了“滋味”、“味”、“讽味”、“玩”等概念。于此可见“滋味”说的核心在于强调对于诗歌的非功利的审美判断，把诗歌看作一种愉悦身心的审美对象。所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以达“诗之至”，就是指内蕴感情，外修文采，把诗的感情因素和形式美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滋味”说的实质内容。钟嵘此说，纠正了自孔夫子以来片面强调政治道德功利作用而忽视诗歌审美价值的儒家诗论的偏颇，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对于现代鉴赏理论的建立，也还具有可供吸取的合理内核。俞平伯对此有透彻的了悟，他将“滋味”说发展为“趣味研究”说，作为自己文学鉴赏的指导原则，并贯彻到自己的全部鉴赏著作和文章中。通读过俞平伯的鉴赏著作的读者都能看出，“趣味”说在他的鉴赏活动中一以贯之，他的每一篇鉴赏文章、每一本鉴赏书都以审美感受和艺术分析为中心内容，从来没有堕入现代畅行多时的那种“一背景二思想三艺术四影响”的庸俗社会学八股框子中。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代的鉴赏工作打开新局面无疑仍具启发作用。 鉴赏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必须阐明文学鉴赏的特点及其过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兼顾鉴赏与创作两者。因为鉴赏与创作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没有创作，鉴赏就失去了对象而无从谈起；没有鉴赏，创作的价值就只能处于潜在状态而无从实现。除了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外，创作和鉴赏之间，就其运作的过程而言还有发人深省的既相似而又相反的若干特征。过去的许多鉴赏理论，在接触到一些规律性问题时，或只能泛泛而谈，或含糊不清，使人无法窥见本质，重要原因即在于不懂创作过程，未能将创作与鉴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俞平伯在这方面则发前人所未发，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他凭自己长期从事诗词创作和鉴赏的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从创作过程与鉴赏批评过程的对比中阐明了鉴赏的特点和规律。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论述中，《略谈诗词的欣赏》一文⑩的两段话说得最为精当、最有理论创见。其一云： 概括地看，创作的过程由内及外，诵习(按指读者的阅读与欣赏)的过程由外而内，恰好相似，只是颠倒过来。但经过一往一复，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点上。因为作意并非单纯的，有本义与引申之别。本义者意在言中，引申者音寄弦外。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亦可自己引申，即浮想联翩与作者的感想不同，固无碍其为欣赏也……读者见仁见智，原不必强同，只后人之假想不容取代作者之用心。欣赏当以了解为前提，本旨重于引申，此一般皆然，初学尤宜注意耳。 其二云 在这两段话中，文学鉴赏的实质和途径被俞平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表述得清楚明白，透彻中肯。所谓创作过程“由内及外”，显然是指作家的心灵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感情激荡，萌发了文学创作的念头，将内心构思、酝酿而成的形象、意境和思想通过语言文字外化为作品。所谓鉴赏过程“由外而内”，显然是指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从作品表现的意境、情绪及其所塑造的形象中，获得具体的感受和体验，产生感情上的激动和共鸣，从而探求到作家真、善、美的用心，并领会文学形象和意境所包含的意义。关于创作过程“由内及外”、鉴赏过程“由外而内”的说法，是俞平伯一再强调和反复阐述的鉴赏学的一条规律。比如他在1950年发表的《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一文中说过：“创作跟批评，其过程实在是颠倒的”；1951年发表的《杜律<登兖州城楼>》也说：“批评分析，在过程上正和创作相反。”11《略谈诗词的欣赏》中的上引两段话，把这个规律阐述得具体化、系统化了。他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想起了《文心雕龙·知音》所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俞平伯显然是对刘勰的观点有会于心，并把它接过来加以现代意义上的阐发、充实和具体化，并概括为艺术活动的规律。俞平伯这个观点的理论意义在于：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就鉴赏论鉴赏是无法揭示其实质的，必须把它和创作过程联系起来看，把文艺活动视为一个理应包括创作与鉴赏两部分的完整过程，才能从中找出鉴赏的规律和途径。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给艺术下定义说：“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12托翁所说的“一个人”指文学家，而“别人”则指读者。这个定义的前半部分，恰好就是俞平伯所论的创作的“由内及外”，后半部分则是鉴赏的“由外而内”。托翁认为合此二者，才能称为完整的“艺术”。现代西方接受美学更进一步强调：“艺术作品的价值，只有在读者和作者的合作下才能产生和实现。俞平伯的见解，与西方近代和现代文艺家、美学家们颇多相通或巧合之处。不能否认，俞平伯作为五四新人受过西学一定的影响。但从他上面那些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精华部分，而其据以立论的基础，则是我国自己几千年的文学创作与鉴赏的丰富经验。他的思维和用语，也显然是中国型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悟到：创立既有现代意识而又有民族特色的文学鉴赏学，路子是可以走得通的。 俞平伯在论述艺术活动过程时，不单阐明了创作与鉴赏二者之间既相似又相逆的反向对应关系，找准了文学鉴赏的规律和途径，而且更发现并解释了鉴赏者“逆溯”作者用心时“不一定回到原来的点上”和“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兴会不必尽同”的现象。上引两大段话，述具体探讨和指明了如何区分作者原意中之“本义”与“引申”二者以及正确地“沿流讨源”、“以意逆志”的方法．这就大大地超逾了前人所谓“诗无达诂”和“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等一般性的议论，提供丁为进入鉴赏活动中的理性鉴别、评价、判断阶段所必须的理论钥匙。关于这一点，《略谈诗词的欣赏》一文有许多精彩论述，此不赘引。当然，鉴赏是一种复杂的艺术思维活动，单靠一些经验性条文是难以解决具体问题的。作为理论探讨，只能抓住关键，说明主要规律和途径，以期能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俞平伯充分注意了这一点，并进行了将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有效探索。比如，他抓住创作与鉴赏实质上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在思想感情上的双向交流这一根本特征，对于今人如何正确理解古人的诗歌发表过以下一段探本之论： 读诗无他，不外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自己说诗也常闹笑话，但这却是弘通之论，可惜后人都把它乱用，拿来作穿凿附会的挡箭牌，真是可惜。再申说一句，说诗最要紧的是情理，而且比较有把握的也是情理。因为训故音声、名物制度古今不同，经师授受未必得古人之真；篇章呢，自孔子以下，历战国之纷扰，秦火之焚摧，汉儒之窜乱，三家之亡佚，其中间错乱亦不知其几何矣；至于微言大义不传者多矣，臆造者亦多矣，不起作者于九京，谁与定其是非哉!惟推情论理，古今虽远，感则可通，今之忧谗畏讥犹古也，今之喜笑眷慕犹古也，在千载之下观千载之上，茫茫昧昧，何去何从，而善读者每犁然有当于心，守之而不惑者，此无他，情理实主之。故读《诗》不易，终较读他经为易，正因其间充满了人情物理的原故。13 所谓“古今虽远，感则可通”，所谓“千载之下观千载之上”全靠“人情物理”，其意就是说：虽然今人与古人、读者与作者之间有着时空的悬隔，客观上妨碍了文学鉴赏，但既然文学艺术活动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思想感情的传达与体验，那么虽有时代、地域、文化氛围、生活环境诸方面的差异，但“情理”却可以成为沟通今人与古人、读者与作者、创作与鉴赏的渠道。作品所固有的反映了人类某些普遍性的思想和情感，是读者在鉴赏中赖以认识作品、探究作者本意的主要依据。只有找出这种“人情物理”上的共通点，才会使审美鉴赏成为现实。俞平伯一向十分重视探求这种共通点，早在1921年，他在《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就强调：“诗的效用是在传达人间的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的正当关系。”既然诗传达的是“普遍的情感”，读者与作者之间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因而正常的鉴赏决不会带来作者与读者之间南辕北辙互不理解的悲剧。同一文中俞平伯针对有些人过分强调“见仁见智”的说法论辩道： 见仁见智。原在乎读者的眼光和所处的地位；但启发仁或智的可能性，却应为作品所固有，决非渺不相干的。若作者说了东，读者觉得是西；作者说了善，读者觉得是恶：这不是读者有精神病，就是作者表现能力不济。但一般的读者决不会全是精神病狂，故这个责任当然是在作者的身上。不是他词不达意。就是他原来没有真实的态度，这两个毛病至少须有 一个，或者竟两个都有……再说详细一点：读者和作者有异程度的了解、赏鉴，是不足奇且当然的。但读者决不得和作者有异性质或方向的了解、赏鉴。若然如此，便无异于宣告艺术的破产。(黑点为原文所有——引者) 基于以上的理论发现，俞平伯在自己的大量鉴赏著作和文章中总是从寻求读者与作品之间在“人情物理”上的共通点出发，正确地认识和体验古人的感情和意境，“以意逆志”，发掘出古人的文心和诗心。日本近代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曾说：“所谓鉴赏者，就是在他之中发现我，我之中看见他”14；真正的艺术鉴赏“就是自己活在对象之中，也就是在对象中发现自己”15。俞平伯就非常注意用自己的经验、印象和生活情景去印证古诗词的意境，从而更深切地理解古人作品的艺术美。在这方面，人们已经熟知一些事例。这里我仅举他《清真词释》序言中的一段被人们忽略的闲话： 记得民六的深秋，我偶在一张洋纸上写着清真的《意难忘》，字迹歪斜真如涂鸦，为新婚之妻许氏所见，他当然更不懂这玩意儿，还以为我的大笔哩。我说：“我会做这个倒好了!”后来我们同到天津我的舅舅家去，俗谓之“住对月”，正值严冬，斗室温馨，华灯映水，读清真的《少年游》而感到趣味。 这是文学鉴赏中读者与作者情意相通，“在他之中发现我，我之中看见他”的绝佳例子。俞平伯为什么会在严冬斗室之中度蜜月时读清真《少年游》而感到特别有“趣味”呢?让我们引录清真原作就明白了：“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周清真这首词，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写的是青春风流才子与妙龄歌女的爱情，其情事与新婚的俞平伯伉俪并不相同，特别是蜜月中的新郎，根本不存在“向谁行宿”的问题。然而词的上片所写的冬闺之中青年情侣温香暖玉、相怜相惜的旖旎风光，与俞平伯在舅舅家“住对月”时所体验的“斗室温馨，华灯映水”的小夫妻甜日子，不是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吗?难怪他悄然动容，思接千载，对清真这首代表作要感觉特别亲切有味了。他这个鉴赏的例子，正可以作为他“今之喜笑眷慕犹古也”和“在千载之下观干载之上”一类论断的最好注脚。 当然，由于古与今、作者与读者之间毕竟存在着环境、心态、事理等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和距离，因而在鉴赏过程中，“人情物理”的契合只是相对的，回不到“原来的点上”却几乎是绝对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痴人说梦，强作解事，势必破坏鉴赏，达不到审美愉悦的预期目的。对此，俞平伯曾以“甘苦寸心知”的体验加以说明： 我感到了解古人的文学很难，作旧体文词也很难．因为古人的环境和事物，都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不易了解。比如古人有两句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诗的好坏不谈，这印象我们就难体会。现在的学生投考被录取，和从前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其情趣是迥不相侔的，因而也感觉不到那种愉快。再有，古人词里往往有薰笼，是用来燃香的，如麝香、沉香等。这是古代房屋里常用的东西，到《红楼梦》里还有。现在虽有舶来品的香水，但是情趣大不相同了。还有“灯花”，生在电气时代里的人物，恐怕不易领略这种况味，用手一捻就亮的电灯，是绝无灯花可言的。还有黄莺和大雁，无论南方北方人，现在恐怕都不常看见了，然而这些东西在旧诗词里却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究竟都是小节，主要的还是人事的变迁。生活的心情不同。前面我说过，古人的生活奢侈浪漫，有那种闲情逸致来弄月吟风。现在 的人什九为了穿衣吃饭，在奔忙劳碌中挣扎，就拿我个人来说，这八九年来，就没有心情来填词，平均一年也只得一首，而且大半是悲哀愁苦之言，这是无可讳言的事，所以我说，了解古人作品很难，自己写东西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环境使然，没有办法的。 指明这种今人对古人“不易了解”的难处，不是宣传虚无主义和取消鉴赏，而是为了探讨出缩短古与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能尽量靠近作者的本意，争取做到大致不差地领略出原作品的意境形象及思想感情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确立一些变通明达的原则，以使审美鉴赏能突破难关，达到目的。谙熟事理的俞平伯提出了“不远乎人情物理”和“自圆其说”两条互为补充、并行不悖的原则，丰富了鉴赏学的理论宝库。试看《读(诗>札记》之十一《谷风故训浅释》中的两段话。其一云： 然而我们岂以此灰心，而觉占书全不可读呢?是又不然。精密言之。这种困难初不必古诗方有之，即近人之作品亦复如此，惟其程度稍不同耳。内外相符的厂知，只存在于创作时的一刹那。至于欣赏批评，横看可成岭，侧看可成峰，初不必处处吻合作者“当时之感”，方得谓为健全的欣赏与批评也。申言之，我们读书的时候，误解是无时不存在的(微浅则不足为病)，却也不碍于我们的读书。若必待误解全消，真相毕露而后叮读书，则古往今来，殆早绝读书之种广矣。作者之原意如何是一事，我们心中的作者之意如何又是一事。其吻合之程度，有疏有密；疏者谓之谬误，密者谓之正确，其区別原只在程度上。 其二举《诗经》为例论证云： ……故解《涛经》者决不求其别具神通，生千载之厂去逆干载以上人之志，只求其立说不远乎人情物理，而又能首尾贯串，自圆其说，即为善说《诗》者。换言之，我们并不敢妄将《诗》之内心揭出，只企求以正当的眼光，把《诗》从那里边映现。密合或否既无从审度，则应当先求自身立说之明通。 限于本文的题旨和篇幅，我们不能对上引诸多观点和论说一一展开分析研讨。但从本文的简略介绍中已可得知，俞平伯不但是古典文学鉴赏家，而且是古典文学鉴赏理论家。他的鉴赏理论，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个人的丰富而扎实的鉴赏经验、我国古代文论中关于鉴赏的若干论述、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启发。由于立足于传统，结合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感悟，并且如盐入水地融进了外来的先进文艺观，因而俞平伯的鉴赏理论虽然并非面面俱到、周详完备，但却自成体系，自具特色，在现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了我们建设科学的鉴赏学体系所必须取资和参考的一笔宝贵遗产。又由于他不但对规律性问题多所论述，而且对于鉴赏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也时时仔细介绍，因而他的鉴赏专著和文章对于当代读者的鉴赏实践也有切实的指导作用。比如对于诗词的欣赏，他根据其艺术特质，力主多多吟诵，体味到原作的意境和感情。《略谈诗词的欣赏》一文明确提出“目治与耳治”相结合的阅读欣赏方法。其略云：“阅读分精读、略读，吟诵分朗涌、吟哦。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泛览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声入心通’也。”并指明提出这个方法的根据是：“(古人)当时之感既托在声音，今日凭藉吟哦背诵，同声相应，还使感情再现。”我们知道，俞平伯是老辈学者中为数不多的精熟音律、会唱昆曲，还能用传统声吻吟诵旧诗词的行家之一，因此他的这些说法，确属金针度人的经验之谈。像这类引导读者进入文学殿堂寻幽探胜的例子，在俞平伯鉴赏著述中随处可见。认真总结和介绍这些东西，无疑有助于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的普及和鉴赏工作的群众化。 五 俞氏红学的功过是非 本文第二部分曾借《红楼梦辨》为例谈了俞平伯对小说研究的开拓。这里再说说俞氏红学本身的功过是非。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成果，是一定的历史和学术条件下的产物。他的“红学”代表作《红楼梦辨》产生于距今将近七十年的本世纪20年代初。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像《红楼梦辨》这样的标志着观念变革和学术进步的开山之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顾颉刚当年在为《红楼梦辨》所撰序文中即已指出：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胡)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憧憧往来的幻象，反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 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占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黑点为原文所有——引者) 顾颉刚所批评的不凭材料而只凭猜度力、“用冥想去求解释”的“神经过敏”者，就是五四之前的“索隐派”旧红学；所揄扬的“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从而建起了“用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者，就是五四之后以胡适、俞平伯为主将的“考证派”新红学。俞平伯对新红学的实际贡献，比胡适更大。他的《红楼梦辨》，确实标志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 具体地说，俞平伯的红学论著，在下列三个方面具有开创意义： (一)把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还原为文学现象来加以研究，抛弃了旧红学“索隐派”的猜谜式的反科学的方法，用材料考证与艺术辨析相结合的新方法，从作品本身出发，把作品同作者的身世、思想、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红楼梦》研究从此开始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促进了对该书创作过程的了解和创作方法的研究。 (二)俞平伯作为一个融旧学与新学为一体的内行的文学鉴赏家，始终把《红楼梦》这部代表着我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放在审美鉴赏与批评的层面上，对它的艺术风格、美学内蕴，特别是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系列，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探究，进行了许多切中肯綮的分析和阐述。这就超逾了胡适等人偏重于历史学层面的考证的狭小框框，开辟了对《红楼梦》进行美学观照的广阔道路；并为《红楼梦》鉴赏提供了具体的示范，打破了旧式小说“评点”派的一统天下。 (三)俞平伯又是《红楼梦》版本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红楼梦》原稿的考证和佚稿钩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从20年代起就对《红楼梦》有关版本的历史、流变、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述。1954年他在政治上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之后，仍继续坚持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其突出成果之一是完成并出版了《红楼梦》流传史上第一部参汇几种早期脂评本的校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他对《红楼梦》版本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更是早为红学界所熟知，兹不一一。 在有关俞平伯红学功过是非的不少讨论文章中，人们都谈到过他在此项研究中的失误和局限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和学术宽容的精神。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时间达六十多年之久，他早期提出的某些错误看法，后来自己做了修正或纠正，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就不应该作为失误来议论。比如他虽曾附和胡适的“自传”说，但后来自己发觉谬误，早在20年代就发表专文做了修正。这种“问题”早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还有的问题，本属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他可以有他的说法(比如《红楼梦》是否“自然主义”及风格特征是否“怨而不怒”等)，别人不该因为审视角度不同、所用概念内涵有差异等原因，就自封正确，而硬说俞平伯“谬误”。尤其是1954年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强加给他的许多罪名，更不属于他的“失误”。照我看，俞平伯在红学上的失误和局限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之林的崇高地位认识和估计不足；二是忽略了《红楼梦》和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完全就文学谈文学，未能透彻地解释有关的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其余的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错小误，便不值得提起了。即使这两条，我们认为只要懂得学术无止境、个人的努力只能相对接近真理而不可能穷尽真理的道理，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它们丝毫没有削弱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开山和主将的历史地位。 六 迹浅而意深的诗词研究 在俞平伯自成一家的学问体系中，比重最大、成果最丰而又是他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是他对古代诗歌的研究。 俞平伯的曾祖父是前清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樾，父亲是曾中前清探花的近代著名诗人、词人和诗词研究家俞陛云。家学渊源极为深厚。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又先后得到国学名家黄侃、词曲大师吴梅等人的精心指导，沉思翰藻，洞晓音律，遂在古典诗词曲等方面皆成为行家。他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撰写的古代诗歌研究文字(包括专著、论文、鉴赏及考证文章、选本等)近一百万字，其涉及范围上自《诗经》、《楚辞》，中经汉魏风诗、唐宋诗词、元曲，直至清代、近代诗词，几乎贯通了一部中国诗史。这笔丰厚的学术遗产，有待后来者全面系统地进行整理总结。本文只能择其最要者略加评说，借以窥见其大致轮廓。 俞平伯论诗词的文章或书籍，既不同于一般系统而规整的长篇学术论著，也有别于那些完全依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写就的启蒙读物或普及文章。它们看似一篇篇随意漫谈的文字，却善于借此发挥作者自己平素的心得和成果，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个人学术风格，对古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有深刻的阐发，对前人的成说有所补充或纠正。它们还往往通过对一篇篇作品的分析，使人看到文学史的概貌，并了解到文学史上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文章和书籍大多数都是诠释章句或解析评赏具体作品的。他这样做有其充分的理论根据。他一向对那种忽视古典文学研究的必要程序和基本功而大发空疏之论的学风深致不满。早在他从事古诗研究的初年，他就举《诗经》为例，说明诠释疏解之类的工作对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决定意义道：“夫文义不明而高谈大义者，妄人也。故治《诗》当先从训故入手，先祛成见，继通文义，则大义不说而亦通矣。”16因此，俞平伯对古代诗歌作品总是不惮烦难，从诠释、训故等最基本的工夫做起，“先祛成见，继通文义”，直至通其“大义”，发掘出其思想艺术价值。他常常是闲闲起笔，娓娓而谈，不发表什么崇论宏议，却从对最基本的字、词、句、篇的注释考辨入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近及远，引人人胜，在解说与分析中揭示出前人作品之妙谛，并通过一篇篇代表性作品的解剖最终让人掌握了一个作家、一种诗体甚而一代文学的概貌。他解说汉乐府《羽林郎》、长诗《孔雀东南飞》、李白杜甫诗以及温庭筠、周邦彦、史达祖词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典范。他曾在《论作曲》一文中提出：诗词曲作品要能打动一般的读者，就应该做到“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指远”。如果用此话来概括他自己的古代诗歌研究著作的特色与优点，是再适合不过的。 一般地说，某些仅仅停留于文学欣赏的感性认识阶段的普及性文章，常常不免有作者个人的偏爱。那些文章的作者，可以在选择和评析作品时喜爱某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某些题材和某种体裁，而疏远甚至嫌弃别种内容、别种情调的作品。然而文学研究与批评则必须防止以鉴赏代替一切，要求排除个人的好恶，做到完全公正，严格掌握批评原则与批评标准。俞平伯的诠释、赏析之作在选择和取舍作品时，就具有冷静理智的头脑，有一套持之有故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和标准，是他从早年置身五四新潮流中时开始形成的。 俞平伯是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进步文学家。他曾参加“文学研究会”等几个作家团体，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和“平民文学”。1921年lO月，他在《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就悬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标准，这就是平民性和普遍性。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应是：“把人生普遍的情感，而自己所曾体验的，明明白白，委委婉婉，在笔尖下写出来”，从而使诗歌“人人了解，人人感动”；“即不能遍于人人，也必是大多数识文字的人”。他反对“专以解剖刻画为能事，或借艰深文其浅陋”的作品。在这篇专论中，俞平伯继承和发展了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首倡的诗人以写“常人之境界”为贵的理论，明确地指出：“诗人底伟大，并不在他心境底陆离光怪，是在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说不出的话”(黑点为原文所有)。 这种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强调反映人生普遍情感，主张通俗明白以使人人喜闻乐见的批评标准，一直贯穿在他几十年的诗歌研究与赏析中。从他论诗词曲文集和诗词选本的篇目可以看出，他所选取来作为解剖样品的作品，几乎都是各个时代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脍炙人口之作。比如他释《诗经》的17篇文章，选的全是十五国风中表现人生普遍情感的佳作；对汉魏六朝诗，他选析的是家喻户晓的《古诗十九首》、乐府《羽林郎》以及长诗《孔雀东南飞》；对杜甫诗，他选取了现实性最强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反映乱世离人思念妻儿之普遍情感的《月夜》，等等。 在古代诗歌批评标准上，最充分地体现了俞平伯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公正态度的，莫过于《唐宋词选释》一书。该书摒除个人的偏嗜，其选目和作品分量大致能客观地反映词史的真实面貌，集中地表现出选家冷静的学术头脑。人们都知道，在宋代词人中，俞平伯最喜欢的是传统婉约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从在北京大学受业时按黄侃的指点研读《清真词》算起，俞平伯喜爱周邦彦其人其词足有六十多年历史。在他发表过的论诗词文章中，以关于周邦彦者为最多。解放前他出版过赏析专集《清真词释》。直至1983年。他八十多岁时还发表谈清真词的文章。17但他在面对整个词史时，却没有被个人的艺术情趣蒙住眼睛。他曾恰如其分地批评周邦彦道：“周词有缺点，如思想性不高，词藻太多，反映当时现实较少等等；但北宋的词多为歌唱而作，一般地说，词家都是那样的，亦不能独责清真。”18基于这种对周邦彦的清醒认识，他在确定《唐宋词选释》选目时，只精选了清真词9首，而对于较为广阔地反映了社会与人生的东坡词和稼轩词则分别选了19首和17首之多。凡此等等，既坚持了进步的美学标准和文学批评原则，又充分注意了代表性，体现出古代诗歌史(包括词史)的真实面貌。这样，就使得俞平伯这类独特的研究著作增强了科学性，而比一般畸轻畸重的赏析之文和选本高出一筹。 更可贵的是，50年代之后，俞平伯根据唯物论的反映论原理，将自己原先在诗歌批评上朴素的平民理论和普遍情感论，改造和上升到强调社会内容、主张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新高度。他明确地提出了应以是否真实、深刻而广阔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作为评价古代诗歌的根本原则。他具体而生动地阐述这个原则及其理论根据道： 毫无疑问，文艺应当向着深处前进，这是它的主要方向；却不仅仅如此，另一方面是广。“深”不必深奥，而是思想性或艺术性高。“广”不必数量多，而是反映面大。如从来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别。所谓“大家”者，广而且深，所谓“名家”者，深而欠广。一个好比蟠结千里的大山，一个好比峭拔千寻的奇峰。在人们的感觉上，或者奇峰更高一些；若依海平实测，则大山的主峰，其高度每远出奇峰之上。以突起而见高，不过是我们主观上的错觉罢了(《唐宋词选释·前言》)。19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俞平伯在古典诗歌批评上“广而且深”的原则有三条具体标准：1．思想性强；2．反映面广；3．艺术性高。这是一种大致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的批评标准。通过阅读俞平伯评论《诗经》、屈赋、汉乐府、李杜诗、唐宋词等优秀作品的那些论文及其唐宋词选本，我们就可以具体地感受到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贯彻这些正确的批评标准的。 俞平伯如此重视诗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这是否意味着他看轻艺术性呢?不是的。他向来鄙弃艺术上低劣的标语口号式作品。在解放初期他发表《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艺术技巧》一文，指出：“教条式、标语口号式的文字感召力亦很差，究竟得不到什么效果。”他主张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并认为二者是不能机械地、生硬地分开的。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孔雀东南飞》这篇思想内容好、艺术性又高的作品的解剖，辩证地说明道：“我们谈到文学，说或作的时候，形式技巧，内容主题自不能不分别言之。实际上，内外是浑然一体不能分拆的……思想跟技巧哪个重要，是很难说的。思想重于技巧，虽似合理，但无技巧，思想失其所凭依。技巧跟思想既不可分，我们实亦不能说思想重于技巧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俞平伯的研究论文和赏析文章总是把主要篇幅放在艺术分析上。他往往通过详博的引证和仔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优秀作品是如何通过高妙的艺术手段来成功地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在极左思潮泛滥的过去若干年里，我们的文学研究与评论流于贴政治标签，划阶级界线，重思想，轻艺术，甚至无视艺术，用庸俗社会学和思想大批判来代替对文学本身的探讨。在那样一种不正常的形势下，俞平伯却能不媚时，不随俗，在重视思想内容的前提下，长期坚持把诗词作为诗词来研究，努力探索这门独特的语言艺术本身的性质和规律。这种科学态度和学术勇气，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在古代诗歌研究中，还有一个长期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资料考证与批评鉴赏二者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道理，专家多有论述，似乎已是研究界皆能领会的常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有不少人处理不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若干年以来，这方面的偏颇不时发生。一部分年轻学子忽视基本功的训练，鄙弃资料考证工作。与此相反，另有一些学者却对学习理论和开展评论不感兴趣。有的人甚至经常沉溺于繁琐的考证之中，认为这样才算学问。俞平伯对以上两种偏向皆不以为然。他既重旧学基础，亦不废理论探索，主张考证与批评鉴赏缺一不可。《读(诗>札记》之八《邶．柏舟》就二者的关系深刻而形象地论辩道： 文学本以欣赏为质，烦琐之考辨非所贵尚，此意稍有常识者皆审之矣。然视考辨为治诗之鹄的可非，而视考辨为治诗之阶段则不可非；不考辨可明的作品而亦故意考辨之可非，非考辨不明的，不得已而考辨之不可非。前人素无异说，妄立名目，眩才扬己者可非；而辟荆榛，张壁垒，志在扫雾埃以示云天者不可非。考证论辨之事，在文坛上只是一种打扫工夫。莹洁清明之地无洒扫之必要者，故意洒之扫之以示其勤，诚觉其可怜而可厌(然亦未必可恨)；至在蛛网尘封，数千百年之华屋中，则作洒扫夫者岂非后来居是者之功臣，乃亦诃为多事，得勿远于人之情乎? 这是多么痛快而明达的议论!考证论辨与批评赏鉴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事实上俞平伯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徒作意气之争，而是扎扎实实地以自己富有成果的考证工作来充当了诗词研究“华屋”里的一员辛勤的“洒扫夫”。在这一方面，他自己做出的典范例子是不少的。比如《读<诗>札记》诸篇旁征博引，辨析精微，驳正了从汉到清诸家解《诗》的若干谬误，疏通了《诗》中一些名篇的大义，为廓清干载以来《诗》学中的“雾埃”做出了贡献。又如《诗的歌与诵》一文，运用丰富的古代文化史、音乐史的资料，详细考察了二千多年中国诗歌史上诗与音乐之间不断离合的过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我国古代诗歌流传与使用的主要方式是“诵”而不是“歌”。再如《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补陈寅恪之不足，考证出韦庄晚年深讳《秦妇吟》，导致此诗千载失传的真正原因。他如《宋玉梦神女非襄王梦神女净、《南浦西山》、《读<云谣集杂曲子．风归云>札记》、《吴梅村绝笔词质疑》等等文章，皆针对诗歌史上存在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是正辨误，发前人所未发，或得出了堪作定论的结果，或提供了可备一说的新见。认真领略俞平伯在考证方面的正确见解及其实绩，对我们做到考证与评论并重，在古代诗歌研究中进行扎实而有成效的工作，当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我们要评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俞平伯在古代诗歌领域虽多所建树，但就中比较而言，他的词学研究成果最多，也最有特色。 词学，作为古代诗歌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中有不少需要认真探索的领域，有若干聚讼数百年迄未圆满解决的专门性问题。俞平伯对于我们诗国中这一特殊样式的兴衰过程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他既不为关于源流正变的许多旧说所拘，更不取那种将一部词史机械地、简单化地、削足适履地划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来进行褒贬的做法，而是大处着眼，运用科学的反映论原理和文艺批评原则，来清理词的发展过程，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精辟的阐述。他论词所用的主要标准，就是上文已提到的关于反映现实生活“广而且深”的要求。在著名的《唐宋词选释》前言中，他运用这一标准，对词已有的和应有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总结道： 词的兴起，自非偶然，而且就它的发展可能性来看，可以有更广阔的前途，还应当有比它事实上的发展更加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新声”，而且应当是“新诗”。唐代一些诗文大家已有变古创新的企图，且相当地实现了。词出诗外，源头虽若“滥觞”，本亦有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像诗一样的浩瀚，而自“花间”以后，大都类似清溪曲涧，虽未尝没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动人流连，而壮阔的波涛终感其不足。 对于词为什么不能发展成“长江大河”，俞乎伯认为，主要原因是文人们部分地背离了早期民间词的传统，将它由“广深”引上了“狭深”之路。在上述这篇系统的词论中，俞平伯在对比叙述了早期词“接近口语”、“相当地反映现实”、“题材广泛”以及能“传达人民的情感”等等优点以后，对文人词的某种倒退趋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简明扼要地概括上千年的文人词史道： 词的发展本有两条路线：(一)广而且深(广深)；(二)深而不广(狭深)。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受着历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广而且深的道路，它到文士们戶中便转入狭深这一条路上去。因此就最早的词的文学总集《花间》来看，即已开始走着狭深的道路……此后历南唐、两宋未尝没有豪杰之士自制新篇，其风格、题材每轶出《花间》的范围；但其为“诗客曲子 词”的性：质却没有改变，亦不能发生有意识的变革。“花间”的潜势力依然笼罩着千年的词坛。 这是对文人词的得失利弊最确当的估价。不过，对于这两段论述，如果我们不求甚解，很容易把它们看作是俞平伯对千年文人词的批判与贬抑。实际上这是两段褒贬得当、通达公允的词体优劣论。它们避免了片面性，从史的角度立论，既准确地抓住了词有别于一般抒情诗的特点，又恰当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于词的审美特征的正确把握。 在这里，俞平伯用了两个说法来描述词的审美特征与特殊的境界形态：一是说，词的路子“狭深”；二是说，词境常常是有别于“长江大河”的“清溪曲涧”，是不同于壮美之景的“曲折幽雅的小景”。这是对词的审美特征最集中最形象的概括。近千年来，词之所以较多地被人们用来抒写这种“狭深”的内容和婉曲柔美的境界，不仅是由于这种体裁本来就具有长短错落的句式和柔婉谐美的律腔，而且也因为唐末文人们根据自己的艺术趣味和生活需要，对原始的民间样式进行了提炼和改造，有意扩张和发展了它在形式．风格．情调等方面的阴柔之美。我们知道，词是由市井坊曲逐渐走向士大夫群的。这个转化使它部分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减少了原有的朴质清新气息，这是其一大病。然而事情亦有幸有不幸。正是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被有意培植起来的这种婉曲、深长、细密和含蓄之美，使得词终于从五七言诗的附庸蔚为大国，成了自具面目的独立品种，这却未必是坏事了! 俞平伯对词的这种审美特征的认识并不自著《唐宋词选释》时始，而是持之有故的。早在1924年发表的《葺芷缭衡室札记一则》中，他就别有会心地指出： 我觉得宋人作词佳处在“细”、“密”(疏散亦是一妙，宋词未始没有，在此且不具说)。凡词境宛如蕉心，层层剥进，又层层翻出，谓之细；篇无赘句，句无赘字，调格词意相当相对，如天成然不假斧削，谓之密。具此二妙，在词之一道推宋代词人独步，而在两宋北似胜于南。 这种认为词之特征为“狭深”，其佳处在“细密”，并认为宋词中北宋胜南宋的一贯看法，其源实出于王国维。王氏的《人间词话》主北宋，并以北宋词为典范来总结词的特征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前辈词学家们关于词的特征是“狭深”、“细密”或“要眇宜修”、“言长”的观点，基本符合千年词史的创作倾向。这并不排斥或无视词中那些(尽管只是少部分)以阳刚之美取胜的杰作，更不是否认词的风格多样化。比如王国维在同一著作中特别强调了“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种可贵变异，并多处赞扬了这两位开拓型词人的巨大成就。而俞平伯上面论词的话中也指出了在“花间”势力笼罩千年的情况下，也有“豪杰之士”(按指苏、辛等)自制壮美之篇，其风格、题材轶出传统藩篱这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实。这种从审美特征与发展演变过程出发来探索词史规律的做法，比起强分正宗别格和机械地划分两派的那些旧说，更为接近事实。 由于能够大处着眼和准确把握审美特征，俞平伯在评论历代词家时，往往剀切中的，公允平实。特别是对一些文学史上有争议的词家，他更能高屋建瓴地做出科学的判断。比如对周邦彦，《唐宋词选释》前言中指出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谓“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的结论不可靠，正确说明了这位词人“实为《花间》之后劲，近承秦柳，下启南宋，对后来词家影响很大”。又如姜夔这样一位南宋大词家，从古到今对于他的流派归属和风格特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看到他继承周邦彦的一面，遂认定其源出于清真(如南宋黄昇等)；有的人则因他有一些作品风格清刚，有稼轩特色，又将他归入稼轩一派(如清人周济等)。现代不少论著则纷纷将他定为“婉约派”或“格律派”。对这些说法，俞平伯通通不以为然。他力排众议，从分析白石词的基本特征入手，得出了确当的结论： 白石与从前词家的关系，过去评家的说法也不一致，有说他可比清真的，有说他脱胎稼轩的。其实为什么不许他自成一家呢?他有袭旧处，也有创新处，而主要的成绩应当在创新方面。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他“未免有生硬处”，虽似贬词，所谓“生硬”，已暗逗了这消息。他的词，有个别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只比稼轩要含蓄一些，曲折一些。20 又如对东坡词，俞平伯坚持把它作为抒情文学来研究，高度评价东坡对词史的重大贡献，而不陷入所谓“正宗”“别调”之争，更不去纠缠词乐方面的糊涂账。他对所谓“东坡词合不合律”这个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正确总结道： 何谓合律，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东坡的词非尽不可歌，他人的词也未必尽可歌，可歌也未必尽合律，均屡见于记载。如周邦彦以“知音”独步两宋，而张炎仍说他有未谐音律处，可见此事，专家意见分歧。不适于做文艺批评的准则。至于后世，词调亡逸，则其合律与否都无实际意义，即使有，也很少了，而论者犹齗齗于去上阴阳之辨，诚无谓也。因此东坡词在当日或者还有些问题，在今日就不成为问题了。21 俞平伯不仅对以上这些词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多所创见，而且对所谓“冷门”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比如历来的学者都热心于文人词的整理和研究，而对于民间词则甚为冷漠。近代敦煌曲子词被发现以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总的看来民间词的整理和研究仍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俞平伯不但对敦煌曲子词做过专门的研究，而且还对于民间词的问题发出过呼吁。他是把要不要开展这项工作提高到我们现在的研究算不算真正的“词”学这一高度来认识的。他说：“严格说来，我们所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形，即包括了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又说：“我们大学里讲授的词史只是文人词的历史，而不是真的活的词史。”22为此，他希望研究者端正对民间词的态度，一方面“耐烦”地到各种“词话、笔记、杂书里”去搜集材料，另一方面“用上新观点来研究”这些材料，以期“给词史一个新生的面貌”23。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俞平伯未能在包括民间词在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但他在词学研究方面的许多论证(或提示)却对于后来者继续这项工作起着督促和启发的作用。 1990年11月－1991年2月于北京
①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79—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黑点为原文所有． ② 《俞平伯论<红楼梦>》下册，1143页。 ③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75—76页。 ④ ⑤ 《俞平伯论<红楼梦>》下册。 ⑥ 《文汇月刊》1990年第6期。 ⑦ 《俞平伯学术精华录》432—433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⑧ 《俞平伯学术精华录》，433页。下文凡引论《诗经》语皆出此书，不再作注。 ⑨ 魏同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⑩ 《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11 二文皆已编入《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12 《艺术论》。 13 《读<诗>札记》之十三：《邶．静女(上)》，《俞平伯学术精华录》第484页。 14 《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第49页。15 同上书，第54页。 16 《读诗札记》之十一：《谷风故训浅释》，见《论诗词曲杂著》。下文提及或引用俞平伯之文，除另加注者外，皆见于此书，不再一一说明。 17 俞平伯：《白石<秋宵吟>与<清真词>之关系》，《文史知》1983年第9期。 18 俞平伯：《周邦彦词<红林檎近>》，收《论诗词曲杂著》。 19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l0月初版。 20 见《唐宋词选释．前言》。 21 见《唐宋词选释．前言》。 22 23 《民间的词》，收《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初版。 俞平伯主要学术著作目录 l.《红楼梦辨》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4月出版。 2．《读<诗>札记》(文艺小丛书之二) 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8月出版。 3.《读词偶得》 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11月初版，1947年8月修订出版。 4．《清真词释》 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7月出版。 5．《红楼梦研究》(即《红楼梦辨》的修订本) 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 6．《<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7．《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新一版)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出版。 8．《唐宋词选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lO月出版。 9．《论诗词曲杂著》上、下册(专著及论文合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l0月出版。 l0．《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下册(专著及论文合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 11．《俞平伯学术精华录》(自选学术精华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原载】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主编：王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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