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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相争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最光彩夺目的明星人物无非是项羽和刘邦了，前者亲手埋葬了秦帝国，后者则建立了帝祚久长的汉帝国。除了项羽刘邦这样的帝王级历史明星，萧何、张良、韩信、英布、范赠等一干文臣武将也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为上述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之外，并没有忘记记录一些虽无重大影响力，但其言行获于当世并为后人称道的人物。 在这些并无盛名的人物里，有一个人和他的追随者群体，象流星一样悲壮，以他们殉道般的史诗般的行为，在历史的浩缈夜空里划出了短暂微弱却动人心魄的光芒。这个人和他的追随们就是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 刘邦派著名的儒生郦食其去游说齐归汉。郦食其凭借三寸不滥之舌，列举了天下大势和各种利害得失。郦食其的游说很成功，田广和田横同意归顺刘邦，并撤去了守备。这时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兵一卒便为刘邦得到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非常不满，立即出动大军攻打已经准备投降的齐国。齐国君臣大怒，田横以为刘邦不讲信义，欺骗了自己，便烹杀了郦食其。兵败于韩信后，田横率众向东逃到了梁国，投靠了彭越。 西汉统一后，田横由于杀了刘邦的重臣郦食其，十分害怕刘邦的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今山东即墨县东北）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知道田横三兄弟早年起兵定齐，他们在齐人中的威信很高，齐贤能者多有归附。刘邦担心这些人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于是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我烹煮了陛下的使臣郦生，现在听说郦生的兄弟郦商为汉将，我很恐惧他会报复，所以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与众人在海岛上度过一生。 刘邦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一面命令郦商不得为乃兄复仇，并下诏天下，如果有伤害田横和他的从人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继续前往海岛赦免招降，说：“田横来，分封可以大至封王，小至封侯。不来，就派大兵诛灭！” 也许是为了让部下免遭屠戮，田横带两名从客随同汉使西行去见刘邦。走到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他找了个机会对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起称王道孤，如今他为天子，我成亡命之虏，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天子现在要见我，不过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这里离天子所居的洛阳仅三十里，你们赶快拿着我的头去见天子，脸色还不会变，尚可一看。”说完就拔剑自刎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后，流下了眼泪，他说：“田横自布衣起兵，兄弟三人相继为王，都是大贤啊！”随后派了二千兵卒，以诸侯的规格安葬了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刎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十分感慨，并由此认定田横的门客都是不可多得的贤士，便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的死讯，也都相继“蹈海”自杀了。这个海岛后来就叫作田横岛。 刘邦在逃难中三番五次把儿子和女儿推下马车的时候，他不记得义为何物。他心里装的也许只有“天下”两个字。项羽横扫中原的时候，他早已把诸侯盟约抛在脑后，他心里想的，也许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豪迈。 自古以来肉食者们经常宣扬的一些所谓的伦理纲常和煌煌大义，往往只是用于约束芸芸众生的行为和思想，他们自己，则享受着另一种规则。正如经常为一些“XX精神”题字的领导们，他们热衷于掀起学习这种精神的高潮，但在他们的身上丝毫看不到这种精神的影子的。 田横虽是一方割据诸侯，但曾有功于刘邦。楚汉相争期间，田横和彭越曾经是后方抗击项羽的主力，他们使项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的局面，使项羽始终无法全力对付汉王刘邦。刘邦定天下后，彭越做为有功之臣受封梁王。田横虽从未归附过刘邦，但凭借其抗击项羽的功劳，获得侯爵以上的赏封完全是可能的。况且刘邦急需安抚天下，不会因骊食其的死而一时加害田横这个在齐地众望所归的人物。 所以摆在田横面前的就是利与义、生与死的选择。如果择生趋利，他和随从门客们不但免受杀戮，而且衣食无忧，体体面面的做官。况且田横毕生的敌人并非刘邦，而是曾坑杀过大量齐人的项羽。可是他最终做了慷慨赴死的选择。田横的死，有舍身取义的意味。似乎有宁死不屈、不愿以臣者事刘邦的英雄气概。但根据其前后言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田横对归顺刘邦最大的顾虑就是他曾以酷刑杀害了骊食其。骊食其堪称张良第二，屡屡以奇谋良策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田横当然有理由怀疑品行并不好的刘邦会如何摈弃前嫌来“善待”自己，更别说将来同殿为臣时要面对骊商眼里不断投射过来的仇恨。鸟尽弓藏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若干年后彭越竟被以谋反为由跺成肉酱分送给各地诸侯。彭越后来的遭遇足以证明田横的忧虑是正确的。 田横临死前的一番话至为悲壮，堪与伍子胥的“此头须向国门悬”相提并论。不管是什么理由促使田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的这种决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推崇的一种生命价值取向的观念。那时人们也会认为生命诚可贵，但比生命价更高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自由，而是义。孟轲曾经提出，当生与死、义与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仁人志士的选择应该是舍生取义。然而真正的舍生取义，历史上几人能够？ 战国时养士成风。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这种传统延续到了田横的年代，这五百壮士应该就是田横的门下食客。田横向来有“义高能得士”的美名，所以直到齐国为韩信所灭，田氏家族大势已去，依然有众多的门客愿意跟随田横。 虽然向来门客的构成良莠不齐，但是，从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辈，到智伯的门客－－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再到慷慨悲歌的荆轲，这些门客们与他们的主人只见实际上结成了一种牢固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士人对养士的权贵期望很高，要求他们必须能“知人得士”，不但要求他们在物质方面善待自己，而且要求权贵们能善于识人用人。另一方面要求主人要尊重自己，“仁而下士”，绝不能“以其富贵骄士”。 这么一来，基于这种礼遇，门客士人对主人的回报往往也是非常丰厚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里的知己，不是别人，正是指供养他们的权贵豪强。士人中有的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完成这种回报。不过象这种五百多壮士集体自杀的情形在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生。 关于五百壮士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被骗出海岛，走在半道中得知田横的死讯，在拜祭田横墓后，在墓前集体自杀。也有人考证说这些人后来和田横的弟弟一道隐居于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更有离奇的说法是，这批人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美洲，在那里定居繁衍。在美洲还发现了“田人墓”。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离奇，不足为信。 现在我们无法得知这五百壮士的社会成分，根据刘邦许以重诺的做法来看，这些人应该都是具有相当才能的人。他们中也许有文人也会有游侠，也可能有一些掌握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沽名钓誉混口江湖饭的闲客。 在这个故事的大结局里，人人都很悲愤，人人都很绝诀，人人都很超脱，悲壮的气氛到处在萦绕、在弥漫，谁都无法拒绝这个集体决定，谁都无法彻底撇清自己，这不是一个个人抉择，所有曾经活跃的个体思想立刻凝固冰封。此时此刻，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精神在这个小岛上轰然划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这种精神从此刻起悄然绝迹，后世不再。 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对后世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甚至象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在上中学时曾经为班级的《同学录》作序，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当然叶剑英是个成功者，他后来成为“周武三千”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然而，在对田横和五百壮士故事感佩之余，现代人也许会多了一层疑问。中国向来不缺乏慷慨悲壮的英雄。高风亮节、视死如归之士古来多有。但中国一直缺乏另外两类英雄，一类是为寻求真理和社会进步殉道的英雄，另外一类是平凡的坚韧如圣徒般的平民英雄。这两种英雄行为在历史上既不为人称颂，也不为人效仿。 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而缺少“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 的追求真理和自由的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曾经有过那种圣徒般坚韧的平凡英雄，但现在的人们却不怎么记得他们了。清末有这么一位乞丐，他乞讨一生，晚年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数千贯铜钱在家乡办起了一所义学，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收了50多个学生，不受任何学费。 山东巡抚张曜后来闻知他的义行，亲自召见了他，并下令免征义学的各种赋税，另赏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朝授以“义学正”名号终于认可了他的努力。但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事业，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活，过着简朴得近于低贱的生活。后来贫困中死去。死时依然是个乞丐身份。 这个人就是武训，他只是个小人物。中国的历史上从不缺乏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却缺乏这种如圣徒般的小人物。他们理应和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一道，受到人们的敬意。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如果田横他们当年选择了活下去，他们最终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局呢？《田横吟》有子有子曰田横，远祸避刘循海中。 齐之义者人五百，决然抛家竞相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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