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光明观察上的关于“阿房宫”一词读音的讨论，讨论主要是在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王晓熊和网友直言了之间进行的。直言了先生三次“直言”王晓熊的无知与卖弄，更在自己的博客中发文，“直言”“如今博士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补底抽新――从阿房念法看国学教育》），批评已经上到了这个高度，帽子扣得够大！

　　据我所知，上海师范大学是我国历史音韵学研究的重镇，在国内外都有着很大影响力。出于专业原因，我不得不对这个被直言了先生称为“不如中学生”的博士生王晓熊产生了探其究竟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正儿八经语言学科班出身的、在良好的历史音韵学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博士生真的有那么差劲儿吗？我饶有兴致的翻看了整个事件的始末，读完之后，我不得不震惊于民众对语言学基础知识的陌生与误解，也不得不遗憾于我们的学问已经走得离普通民众愈来愈远。

　　一 “阿房宫”读ē páng有历史依据

    其实王晓熊博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的读音无所谓对错，怎么读是一种文化习惯……大家各染所习，无可厚非。只是看对文化传统的一种熟悉程度罢了。”（《在“阿房宫”的读音问题上谁在卖弄知识？》）这是一种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时，王晓熊认为将“阿房宫”读为ē páng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尊重，这也是对的，是有历史依据的，不是“杜撰”，更不是“卖弄”。

　　汉语音韵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古无轻唇音”，这一论断是清儒钱大昕提出的，早已经过历史检验并成为不刊之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音韵学中的两个术语“轻唇”和“重唇”。轻唇音指的是宋人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四个字母，大致相当于今天f、v的读音；而重唇指的是“帮、滂、并、明”四个字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b、p、m。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说就是上古汉语里只有重唇“帮滂并明”，而无轻唇“非敷奉微”，轻重唇分野那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今天普通话中的f在上古确实是没有的，“房”当然也不例外，在上古读p。所以，今天看到的反切无论是“符方”和“步光”，切出来的音在上古都读p，因为“符方切”的切上字“符”在上古本身就是读重唇。对于“古无轻唇音”具体论证的来龙去脉恕我在此不能详言，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找一本最基础的音学教程来读一读，比如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北大出版社，2002）等等，这类的基础音韵学教程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得到，读完之后对汉语历史上的语音演变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直言了先生就别再去翻捡“70来年前的中学《国学》课本”并拿来说事了――这里没有轻视前人的意思，只想说明那毕竟是中学课本，其前沿性、全面性无疑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的，靠它不可能得见音韵学的全貌。

　　直言了先生对王晓熊的解释很不理解，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发文诘难到：嘿嘿，如此说来，商周时代的“伏”、“风”、“福”、“弗”、“伐”、“分”、“父”、“妇”、“斧”，等等，都没“F”声母了？连甲骨金文都是“大错特错”啦？《周易》里的卦名汉字，不少就是带“F”声母的，譬如“复”、“丰”、“贲”，等等，难道《周易》卦名也是“大错特错”啦？既然那时候没“F”声母，那就请说说：商周时代就有的那些字，在当时和秦汉时候，都咋个念法？（《补底抽新――从阿房念法看国学教育》）不知道通过阅读上面的解释，直言了先生是否已经知道您问题的答案了呢？如果还是不清楚我就再多一句嘴：那些字在上古当然都有，但是都不读轻唇，而是读重唇，至于究竟读重唇里的哪一个音，这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要考虑清、浊、等、呼等问题，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完的。

　　二 《说文解字》是字书而非韵书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文史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古代字音、字义、字形等问题，如果是关于字的形体以及本义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应该求诸《说文》；如果是遇到字音问题，那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韵书，最能代表中古语音面貌的韵书是《广韵》。

　　直言了先生认为“房”古已读fáng，他拿出的证据即是《说文》的反切注音。王晓熊博士为他指出《说文》上的注音是宋人徐铉根据《唐韵》（语音面貌与《广韵》基本一致）加上的。但是，直言了竟然怀疑王晓熊的《说文》不是“善本”，而他的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才是“善本”。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今天的流传于世的《说文解字》就是经宋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这个版本的《说文》史称“大徐本”（徐铉弟徐锴著《说文系传》称“小徐本”）。所以，无论谁手里的《说文解字》都是大徐本《说文》，其中的核心内容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因为版本不同而其中的反切有讹误的现象。所以，直言了先生即便拿自己手中的《说文》“善本”说事，这对认识“房”的古音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房”在《唐韵》时代已经读fáng了。

　　相反，如果直言了先生接受王晓熊博士的建议，不坚持使用自己的《说文》“善本”而去翻一下《广韵》的话，就会发现“房”确实有两个音“符方切”（fáng）和“步光切”(páng)。这当然说明ē páng的读法绝非空穴来风。

　　三 语音究竟应该从古还是从今

    这里也许有人又问：不是说唐代以后轻重唇已经分家了吗？为什么《广韵》里仍然标有重唇“步光切”的读音？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名从主人”的习惯使然，汉语里往往人名、地名的读音由于代代口耳相传，其他同音韵地位的字语音变了而它们往往保持原貌迟迟不变，我们只要看看古今人的姓、名、地名中特殊读音的字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其实，不光在人名、地名这些所谓专有名词中，在成语、古代诗文等带有颇多传统印记的语言形式中，两读甚至多读的字同样有很多。比如，同样是发生在央视的事情：2006年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作为综合素质评委的余秋雨先生，在点评时引了一句古语“仁者乐山”，他把“乐”（yào）字念成了lè，遭到了观众数万个电话及短信的严厉批评。“乐”作为动词“爱好”讲它读去声，《广韵》注音为“五教切”（今读yào），而“乐”作形容词“快乐”讲是入声，《广韵》注音“卢各切”（今读lè），“乐”作名词“音乐”讲也是入声，《广韵》注音“五角”切（今读yuè）。但是，传统归传统，现实归现实，多数今人早已不知道古语中“乐”有爱好的动词意思，因为它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早已失去了能产性；而作为一个成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仍活在人们口中，对这个词里的“乐”的读音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追问它的本音了。但是，有一定学养的人仍然要求保持尊重传统的精神境界和执著追求。

　　看来，到这里仍有必要重复前面王晓熊的认识，这也正是笔者的认识：“阿房宫”、“仁者乐山”等怎么读，今天已经难于用一个铁律来约束了――读páng、读yào是对的，历史上就是如是读的，历代人们口耳相传的也是这个音，这是对历史、对传统的正确对待和忠诚的守护；读fáng、读lè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时至今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知道前面的正确读音了，甚至对“阿房宫”、“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词汇形式也格外陌生了，况且，为某个历史词里的一个字专门保留一个音，除了表达对历史的一厢情愿的继承以外是否还真的有那么大的现实意义也的确值得人们用心思考。我想，如果真的有一天国家语委对这类字按照从众从俗的原则给出明确的统一规范，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我们必须执行的。对此类问题，我们应该顶着一颗清醒的头脑并怀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但尤为重要的是，无论读什么，道理都必须清楚。

　　四 学术应走向“庙堂”还是 “江湖”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乃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不知作为学者的我们面对这句话应该作何感想呢？

　　从直言了先生和王晓熊的辩论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王晓熊是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博士，对问题解释得言之凿凿，确无杜撰之处，而且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也无需“卖弄”；直言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但从行文来看，他一会儿引用七十年前的《国文》课本，一会儿引用1963年的《说文》“善本”、《现代汉语词典》，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化还是有不少了解的，看来他应该是一位知识面比较宽的不十分年轻的先生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受过70年前《国文》课教育和熏陶的先生居然对《说文》、《广韵》等古代工具书如此陌生，甚至对《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现代工具书也表现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轻率、武断的指摘。

　　其实，何止直言了先生，当今绝大多数民众对我们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最经典、最公理性的成果都一无所知，当面对他们在这些问题面前不甚了了的时候，我们语言学者没有权利去嘲笑他们的无知，我们首先应该反省自己的无能。试想，如果我们让小学生就知道语言是在不断演变的这样一个粗浅道理，还会有人拿今天的语音去比附商周时代的语音吗？如果我们让中学生就知道《说文解字》这样一部重要工具书的“家史”，还会有人连《说文》是干什么用的都一知半解吗？还会有人拿当年在市场上花几毛钱买到的《说文》当“善本”吗？

　　这不得不让我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思路进行反省，并对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目标进行追问。民众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民众更有权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这般地使用语言和文字，诺大一个国家，对某一语言、文字形式作出规范和变革，竟无人通过广泛的渠道进行宣讲，那么民众心中当然永远是一笔糊涂账，当然永远都在做一些无谓的、低层次的争论。看来，我们的学者是时候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传道江湖”了。

　　况且，还有若干优秀的大学者在先为我们作榜样。建国前后，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辈语言学家个个学问做得很大，同时，他们也格外注重基层语言文字的学习、推广和使用的情况，大到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小到中小学语文教学，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当时，连中小学生都能读到大学问家们专门为孩子们写的文章。但是，这些优良传统不知从何时起被人们渐渐淡忘了，时至今日，还能有几位学者能说出几样中学语文教学的报刊的名字来呢？我想答案很容易得到，语言学家们问问自己就知道了。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经济与市场利益充斥社会的今天，做学问并不是一件能迅速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事业，客观地讲，尽管学者的地位仍然漂乎“江湖”，尽管多数学者不能轻易直达社会的核心领域，但学者的价值取向却必须是无限的向着“庙堂”蜂拥高攀，也很少有人在做学问的同时关注自身的研究对周遭的民众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的学术被种种申报、审批、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基金项目等等“高端”名目团团包围，还有谁有心思去费力不讨好地关心那些民间求知若渴的呼声呢？学者们为了达到学术界的衡量标准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力争上游，“经世致用”的理想往往成为他们登堂入室的绊脚石；而当一旦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时，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他们又何尝能够想起自己的另外一份与鲜花和掌声同样重要的社会责任呢？

　　看来，只有学者自身、学术评价体系、社会批评制度都开始进行有效反思，才能期待看见我们的学术重新杀回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