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扬雄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调查：调查对象有到京城来的官吏、贡举的孝廉和轮流守卫京城的士兵。调查研究工作持续了二十七年,后写成《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共十五卷,当时的人就誉之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方言》是第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书,是中国乃至世界语言学史上第一部以活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方言词汇专著。欧洲同类著作晚至十八世纪才问世。可惜,能够继承扬雄精神的只有晋代的郭璞,他的《方言注》常常举出晋代的方言和扬雄所记的汉代方言相比较,其后就无来者。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方言俚语被看成是“鄙俗”、“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受到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文人的歧视和排斥,方言调查研究所以衰微了。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西汉以后皇家不再重视方言调查。我国周代就有调查方言的传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常璩《华阳国志》卷十说：“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语）。那时诸侯林立,周天子通过采风了解民情,以便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秦统一以后,我国的疆域扩大,人口增多,方言的差异也加大了。汉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力量,化解方言不通,言语阻隔,影响交际的矛盾,有必要采取措施通方国之语,就要研究方言。刘歆《与扬雄书》说：“今圣朝留心典誥,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方言调查研究是受到汉成帝的支持的。扬雄四十三岁在长安任黄门侍郎时,上书给汉成帝,要求给他三年薪俸,摆脱公务,能到皇家档案馆查阅周秦留下来的方言资料。汉成帝答应了他的要求,薪俸照旧,还赐钱六万。东汉时儒家独尊,经学成为主流,君主就不大重视方言调查了,方言研究边缘化了。

　　扬雄作《方言》,想在方俗习语中寻求五经训诂证验,即“初別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方言·释古今语》）。先秦经书中有些方言成分,后人不易懂得,可以拿汉代活的语言来和古书的词两相对照着寻求可靠解释。东汉末年,古文经定为独尊,郑玄集说解经书之大成,先秦文言成为通用书面语,能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汉末以后书面语中方言成分越来越少,训诂工作也就不太需要以今释古了。郑玄之后,小学以训诂为中心逐步转到以音韵为中心。六朝时期,也出现过“各有土风”带有方言性质的韵书,但由于隋唐以后对共同语的要求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的风气在音韵研究上非常突出,代表读书音系统的《切韵》一出,这些韵书就都消亡了。

　　扬雄是以人们口头的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扬雄当时对口语是有清醒认识的。《方言》记载了近300个“奇字”（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中没有见到过的字）,着重点在语音,其目的是记录语言,冲破了文字的藩篱。方言口语在不断演变,汉字变化却很慢，有时会掩盖口语的发展。扬雄以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就难以把语言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其中最活跃的方言口语也就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