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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作为《水浒传》中的领军人物，是阅读和研究这部小说当之无愧的第一人物。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形象很不相同。在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中，他是“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的坚决反抗者，是“勇悍狂侠”、为了反抗封建压迫作殊死斗争的英雄。那宋江是如何从这样的英雄，成为小说中武不及鲁智深、武松、李逵，文不如吴用的“平庸领袖”的呢? 关于宋江形象变异的研究，历来倾向于两种说法：一是历史的观点，认为作者受了北宋亡后北方忠义军故事的影响，在宋江身上体现的是这些忠义军的特点；二是文化的观点，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作者受到“重伦理”的儒家思想影响而不断“醇儒化”的结果。但笔者在重新阅读作品后，感到无论哪种说法都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前者显得太空泛，我们应该如何去衡量忠义军的特点，忠义军的领袖就可以在文武方面不精通吗?后者说是受“重伦理”的思想影响，但这个观点的提出似乎只是集中于他的“忠义”观，那如何解释他面对李逵丧母后的“大笑”、他为赚秦明上山的不择手段、他几次三番的血腥报仇呢?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创作动力说”也许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切入口。 《水浒传》的写作年代是元末，当时的汉人受异族的统治、歧视和压迫，导致人们的愤懑情绪广泛扩散。而《水浒传》所描写的徽宗时代，君主昏庸，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是北宋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谋生不得，只有铤而走险。这两段历史背景，得到了契合。而关于作者施耐庵，他有过短暂的做官经历，这使他对官场的不公和黑暗有了切身体会，也为他后来辞官著书积聚了情感和观念上的力量。看过《水浒传》的人都能体会到，这是一本“愤书”，在其中宣泄着作者的不满和压抑，而客观上，也替代性地满足了作者和同时代人的愿望。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正是在“平庸化”的宋江身上实现的。 文人和普通老百姓很难在李逵、鲁智深，或者林冲、吴用等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些人物在根本条件上就与文人们存在太大距离，了解他们只是一种对“他者”的欣赏。而在“平庸”的宋江身上，则最容易实现自我的代替，他的本领自己都有，不是遥不可及的，同时这样的一个“我”又是众英雄的领袖，便使得自己的愤怒和愿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和实现的路径。作家在创作时，将自己的形象重叠了上去，读者在阅读中也完成了这种转换。 首先要说的是宋江的外貌。作品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他的外貌特征：“黑矮肥胖”。这一形象自然算不得出众，甚至是相反，将这样的形象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是否不太合适?其实，这种外貌的平凡化甚至丑化是作者和读者完成替代的第一步，毕竟没有多少人能够如林冲那样“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或是像朱全那样“貌如重枣，美髯过腹”。人们更多地是平凡的、不美的。以下主要从作品中宋江的武功缺失、智谋平平和屈尊得才三方面来说明作家如何改变宋江形象，从而使自己的替代成为可能。 1．宋江到底有没有武功?这是很多人都拿不准的一个问题。小说中有两个地方集中体现他是有武功的。在第十七回宋江剐出场的介绍中有“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这是一。在第三十一回中，宋江在向武松介绍孔明、孔亮时说：“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这是二。 但在之后他所历经的“九劫”中，却看不到他拥有一点武功，最终都是依靠那些仰慕他名声的好汉甚至是仙人才得救。这里举出几次为例。第一劫是第二十回杀阎婆惜后。宋江被阎婆骗到县门前，当阎婆叫开他的罪名时，他立刻慌做一团，唯一能做的只是拼命地掩住她的嘴，但最终也未能掩得住，反被阎婆扯住跑不掉，最后靠唐牛儿才得走脱。阎婆不是一丈青、母大虫，只是个没有什么武艺的平凡老婆子，却能够将宋江制服到这般境地，这实在不像是有武功的表现。第二劫是第三十一回，在宋江投靠清风山的路途中。他先是看见天色渐晚就开始惊慌，担心遇到毒虫虎豹害了性命，之后因为碰到绊脚索拉响铜铃，十四五个伏路小喽罗出来便把他捉翻并用一条麻索缚了解上山来。在几个大王还没有出来，只是面对这些小喽罗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悲叹。他的最后叹息“可惜宋江死在这里!”救了他的命，燕顺等仰慕他的人立刻纳头便拜。这些担心和悲叹以及轻易被捉，体现不出他的一点点武艺根基，他甚至连挣扎也没有，只是认命等死，这离李逵、武松的境界可是差远了。第七劫是第三十六回，宋江及两个公人被穆家兄弟追，上了张横的船，张横要他们选择吃“板刀面”还是“馄饨”，宋江先是悲叹“却是苦也!”接着又向张横求饶，看是不成，便和两个公人抱做一块准备跳了。最后李俊救了他。宋江此刻并不带枷锁，身边还有两个公人，却完全听从一个艄公摆布。如果说宋江有武艺，岂不是很难讲通? 宋江对自己有个评价，其中说道：“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虽然这其中不乏谦虚的意味，但实在不能说是有失公允。 宋江作为一个闯荡江湖的人，作为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领袖，自己却不会武艺，这是很难想象的。作者在介绍他身份时肯定了他的武艺，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却让武艺消失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宋江在作为一个抽象身份时只是他自己，作者和读者不是押司也不用做孔家兄弟的师傅；但具体的那些苦难是他们会遇到的：惊恐、生命威胁、不安全感的泛滥、担心自己身首异处等等，在这些苦难中便需要进行一种替代。苦难中的宋江成为了他们的化身，他们没有绝世武功，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但即便如此也不会被伤害，因为有旁人的帮助和天意的垂青。这是人们渴望得到的生命保障和安全确认。 在宋江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动荡社会中惊惶不安而又渴望生存的人们。 2．作为领袖，谋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宋江在指挥大战的谋略方面又怎样呢?就宋江上梁山以后的几次重要战役来说：三打祝家庄最终取得胜利靠的是吴用施展“双掌连环计”；攻下高唐州救出柴进凭的是请回公孙胜大破高廉的妖法；破除呼延灼的连环马则亏得汤隆打造兵器“钩镰枪”并施计赚上徐宁；打青州救孔明得呼延灼则归功于吴用笑中定下的计谋；打华州又是吴用骗得宿太尉“金铃吊挂”使大军得以入城；打芒砀山制服樊瑞妖法及项充、李衮飞刀的则是公孙胜。 宋江在梁山的威望是在这一次谈的战役中建立起来的，每一次胜利之后又得钱粮又得将领，好不风光!这些 战役使宋江从刚上山的“恩人”变成了梁山不可或缺的首领统帅，使他一步步架空晁盖坐稳了位置。每次作战他都抢在前面要亲自带兵，每次晁盖想下山作战他都以“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轻动”一类托词稳住晁盖。但每次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质又只是一根抽空了的支柱，也许于稳定军心有用，但其实和战役胜利无关。 在这样的一种简单化宋江谋略的写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甚至平庸的普通人。但正是因了这份普通，宋江的形象有了一个很宽泛的替代空间，人们在宋江身上完成了自己做首领统率千军万马的夙愿。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身边有吴用、公孙胜这样的能士出谋划策；虽然战役打得千辛万苦甚至不乏伤亡，但终归能依靠手下的能人勇士化险为夷。这样人们就能够安全地去做“宋江”了，既圆梦又无碍战果。 在宋江身上，我们得以看见那些既安于本分保求性命又渴望精彩梦想成为英雄的人们。 3．宋江既没有武艺又没有谋略，但领袖总需要一种能服众的本事。什么是普通人也能努力去做到的呢?宋江展现给我们的是纳贤的肚量和技巧。 宋江面对降将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喝退军士，其后是亲解其缚，扶入帐中或扶上正中交椅，之后便是纳头便拜、叩首伏罪，再三言及自己希望被招安的愿望。这些降将正如呼延灼说的那样“被擒之人，万死尚轻”，在见宋江之前他们可能已经设想了千种万种惨状，却没想到会受到如此礼遇。他们的心理防线在顷刻间被摧毁，将宋江当作了知己并愿意为他效命，就如关胜那样“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甘心去作宋江手下的一名小卒。 宋江对待降将也是很有技巧的，他善于选择说客来达到收服目的。凌振受降让他以前的“战友”彭圮来说，韩滔受降让来自一个队伍先降的彭圮、凌振说服，让项充、李衮说服一同在芒砀山作首领的樊瑞，让呼延灼劝同为高官的关胜，让杨志陪往日相识索超叙旧。由降将的熟人来做说服工作，自己则在旁边顺水推舟，最终总能达到预期目的。 宋江的另一个技巧虽然让人感到有些虚假，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策略，即让位。宋江直接表态要让位的至少有三人：呼延灼、卢俊义、董平。其中最真诚的是让卢俊义，他是宋江用尽了计谋折腾良久才赚上山来的婷汉。卢俊义不仅自身条件好，还活捉了史文恭还了晁天王的遗愿，所以有了宋江三让卢俊义。最虚假的则是让董平，那时他和卢俊义正分打东平府、东昌府，并约定谁先破城便做梁山泊主，在他的位置还未定的情况下就先许愿让位，岂非不假?金圣叹就说“欺董平乎?欺卢俊义乎?”无论如何，在说服降将时言及让位，是姿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它表明的是尊重和信任，是甘愿把整个山寨交付到降将手里的恳切。这样便越发让人感到无法拒绝了。 下跪、磕头、请罪、表态，这不是如李逵、武松等武将做得出的，也不是如晁盖、柴进等富贵人家走出的好汉能做的，但宋江可以，我们的平凡百姓也可以。武艺和谋略不是说有就能有的，但谦卑的行事则是能够做到的。这种卑琐的自谦不是低贱，它有助于感动降将、团结各方和壮大义军力量，是作为首领同样非常需要的。 作者塑造的宋江，让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领袖，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直接作战，丽是高屋建瓴地组织、建设并团结一个集体。在这样的形象中，蕴涵着作家对于领袖的一种思考，也可以看见普通百姓对于自身的价值认同。 如果说以上三点是普通百姓在宋江身上完成替代的条件，那以下具体谈谈替代以后进行的宣泄、实现的梦想和存在的矛盾。 1．宋江曾有两次残忍的报仇行动。第一次是对刘高和他的妻子。刘高的妻子是宋江从王矮虎手里救下的，但没想到被她反咬一口，说宋江是抢人的贼头，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并关了起来。一向仁厚的宋江在脱险后进行了残酷的报仇，他依附着燕顺、花荣等人，不仅杀掉了两个直接的仇人，还把刘高一家老少都杀了。 在发生事端之前，他曾劝花荣要宽容地和刘高相处，“冤仇可解不可结”，要“隐恶而扬善”。但当自己被不公地伤害后，这些仁义便不复存在了。 第二次是对黄文炳。正是这个人发现了宋江在浔阳楼上的反诗，并相继识破了宋江装疯卖傻的骗局和戴宗传假文书的计谋，最终逼得宋江、戴宗二人上了法场，梁山众好汉集体出动才救下宋江。在脱险后他不顾晁盖顾全大局的反对，坚持要立刻进城报仇。最终，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死，不留一人。黄文炳则在李逵手里成了烤肉，他的心肝更是做了醒酒汤。 宋江的这两次报仇相当血腥、残忍，与其一贯的仁义道德面貌相去甚远。要怎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形象塑造呢?王学泰在《(水浒>与江湖》一书的序言中说：“《水浒传》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七八百年了，虽然梁山泊的故事还在吸引着今天的读者，然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冲动情绪在当今主要是负面的了，正如昔日的八百里波涛的梁山泊现在只是一片菽麦而已。”我们不能用今人的价值观来评判《水浒传》中的问题，而应该回到当时作者生活的时代。那时的百姓有多少敢怒不敢言，受到多少冤屈和不平，他们又是多么盼望在现实中去进行一次这样畅快的报复!在作品中，在已经替代的宋江身上，他们得以将这些渴望变得切实而立体，在这些今天看来不无残暴的举动中尽情宣泄着长期置于心底的压抑。可以说，宋江的报仇不是个人的，它属于一个群体、一个时代。 2．宋江无时无刻不处在矛盾中，这些矛盾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虚伪而可憎，但对于那时的宋江和那时的人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和无奈呢? 在这些矛盾里最为突出的是宋江在梁山的事业和仕途追求(后期表现为招安)之间的徘徊。正式上梁山之前，宋江和后来的很多降将一样，不愿落草，不愿放弃自己正统的政治追求。他曾对父亲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宁愿吃官司也不“同流合污”。后来晁盖等人接他上山劝他入伙时，他就说得更加过分了，把加人梁山看作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事，那会使自己成为“不忠不孝”的人，他甚至以死相逼，拜倒在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宋江日后接受招安的思想根基，他就是一个在正统环境中长大，秉持正统思想的人，不由得他不去向往朝廷招安、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最后，生存把他“逼上”了梁山，除了上梁山没有他法可以存活下去。只有在生存面前，政治追求才暂时退位。 上山之后，每一次出战前后，宋江其实也在经历着生存和追求的二难困境。出战的原因往往是为了救兄弟和夺钱粮，这两者都是关系着山寨生存的大事。如攻打祝家庄是为了救时迁，也是正好借机得粮食；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青州是为了救孔明，打华州则为的是史进、鲁达。但在胜利之后，便冠上了“替天行道”的名号，从生存的需求走到了追求中去。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赚卢俊义上山一节。在作战前，宋江声称“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是为着梁山泊生存的，是反政府的。但等到卢俊义加入之后，他又强调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想借助其声誉地位及“力敌万人”的武艺，以求“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升迁官爵，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又来到了追求功名的正途上，是归心政府的，向往招安的。 这样的徘徊不完全出于宋江的虚伪，这其实是人类普遍的本性。在未达到生存保障时，想到的只是生存，但在生存足以确认后，追求的欲念便浮现出来了。因为时代的变迁，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从生存的立场上来看待那无法挣脱的困境。但多少时代、多少人，都在这样的徘徊中痛苦，宋江只是这种情绪的一个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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