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几乎一直在读一本书。一本很有趣的古书。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人的性情之书、趣味之书和智慧之书。可惜我老也读不完。在一篇文章里我把这本书跟博尔赫斯的“沙之书”混为一谈，因为它的确是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一个文本。这书的名字您已经看见了，就是《世说新语》。

　　不少人都把《世说新语》当作“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来看待。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内容实在丰富，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社会风气、文化思潮或文学艺术的人，不读这本书就不敢发言，绕过这本书就走不了远路。但，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它的引人入胜绝不在于它是个“资料库”。一本书，如果只有实际的功用而缺少“无用之用”，我们总无法与它建立亲密的感情。在我看来，《世说新语》大概算是最经得起人们流连的一本“工具书”了（尽管这么称呼它实在有点儿暴殄天物），“使用”它的人常常会像进了迷宫一样，忘记了回家的路。作为在古代主流文化中被视为“小道”、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世说新语》受到的“礼遇”是任何一部同类著作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自其成书以来的一千五百多年，文人雅士——无论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直将其视为枕中秘宝，孜孜研读。

　　但这些都是题外话。围绕这部传世名著，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可以展开。本文标题所揭示的，就是一例。“卯金刀氏”，当然指的是百家姓里的刘姓。这姓氏据说至今仍是全国数二数三的大姓，这也用不着多说。我感兴趣的是，翻开这部书的传播接受与研究史——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你会发现，与这本书扯上干系的古代文人当中，有不少竟都是“卯金刀氏”。

　　先说作者。《世说新语》虽产生于刘宋时期，却至《隋书•经籍志》方有著录，《隋志》以降，各个朝代的官修史书及公私目录学著作，都以为其作者是“宋临川王刘义庆”。尽管后世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才词不多”的刘义庆独立创作这样一部传世名著的能力表示怀疑，认为《世说新语》极有可能是“成于众手”的集体创作，但，刘义庆的项目主持者或主编的身份和地位，还是不容抹杀的。要是给与这部书有关系的人排一排座次的话，无疑，刘义庆应该当仁不让地居于首位。顺便说一句，我国目录学的开山祖师、汉代大学者刘向也写过一部名为《世说》的书，著名史学家余嘉锡先生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9页）如此说来，早在《世说新语》诞生以前，就有一位“卯金刀氏”对其产生过不无重要的影响了。

　　《世说新语》成书后，大概是很快走俏的，否则不会紧接着就有人为之注释。第一个为其作注的是大约为齐代人的史敬胤，他的注释论质论量皆不敢恭维，又非刘氏，按下不提。倒是晚他几十年出现的一位梁代注家让人刮目相看。这个人也姓刘，名峻，字孝标。在中国文化史上，刘孝标算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他的论文《辨亡论》、《广绝交论》写得文采飞扬，在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的论文中分量不轻。但真正使他留名千古的并非论文，而是他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洋洋数万言的注释，俗称“刘注”。刘孝标的注文历来与正文并行于世，甚至一度盖过原著的风头。宋人高似孙在《纬略》中说：“梁刘孝标注此书（指《世说新语》），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这评价是很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称其“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据家所引据焉”。著名的“四大古注”之说正是由此而来。如果说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具有原创之功，那么刘孝标的注释则为原著的流布、传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刘孝标的疏解、纠谬和补缺工作，充满言外之意、韵外之旨的《世说新语》能否被后人读懂，还是一个问题。

　　再往下就说到了唐代。《世说新语》在唐朝已成为一部读书人喜嗜之书，这一点可以在不少唐代作家的诗文中找到证明，而现存最早的版本“唐写本残卷”也正是这时的产物。不仅如此，对《世说新语》的模拟之风也从唐代扇起，第一个“世说体”仿作《大唐新语》于是应运而生。无巧不巧，《大唐新语》的作者竟也是一位“卯金刀氏”——刘肃。现在看来，《大唐新语》不过是一部政治事件和帝王轶事的堆积之作，早失《世说新语》的旧制与风韵，但自刘肃开始，对《世说新语》的续仿模拟渐成风气，“世说体”文言笔记小说由此别开一途，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刘肃的功劳当然值得一书。

　　无独有偶，唐代大史家、《史通》的作者刘知几，作为一个较早对《世说新语》提出批评的“卯金刀氏”，尤为令人瞩目。在《史通•采撰》篇中他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在《杂说》篇里，他又对《世说》特加诋诟：“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劣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显然，正统史家的立场使刘知几对志怪、志人著作，乃至采录“小说家言”的正史《晋书》统统不屑一顾；倒是同为史家的刘孝标《注》则让他青眼有加，引为“正说”。窃以为，刘孝标和刘知几固然是第一流的注家或史家，却并非《世说新语》这部“远实用而近娱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的作品的真正解人和知音。不过，褒也好，贬也罢，总是基于对这部书的关注，而且客观上，这样的褒贬常会益其声价，促其流通，这恐怕是刘知几们始料未及的。

　　宋元之际，始有小说批点之学。在早期的小说批点家那里，《世说新语》大受垂青，成为我国小说批点史上首部被批点的作品。第一个批点《世说新语》的也姓刘，他就是南宋末年的诗人、文学家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明人杨慎《升庵集》有“刘须溪”之目，说：“须溪于唐人诸诗及宋苏、黄而下，俱有批评，三《子》（指《老子》、《庄子》、《列子》）口义、《世说新语》、《史》《汉》异同，皆然。士林服其赏鉴之精，而不知其节行之高也。”可见，这个刘辰翁，绝非等闲之辈，道德文章都有可观者。他不仅可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文学批点家，也是第一个大胆指认《世说》为小说，并从小说角度加以欣赏、评价的知名文人。一个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批点小说，一个是小说批点史上第一人，二者关系不可谓不巨大，不紧密，其中透露的意味也不可谓不深远，不微妙。明代张懋辰在校订《世说新语》后说，“孝标引援详确，须溪谭言微中，千古两绝”（张茂辰订明刻本《题》语）。著名文人焦竑更合称孝标、辰翁为“二刘先生”。（焦竑《世说补序》）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刘辰翁的诗词创作也深受《世说新语》的影响。通观《须溪词》（吴企明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发现，有近70首词采用《世说新语》的典故，约占总数353首的五分之一！这和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爱化用《世说》掌故一样，是相同的文化生态——“南渡偏安”——对于文人人格结构产生深层影响的外在反映。 

　　刘辰翁之外，南宋时期另一位校释过《世说新语》的文人也为刘姓，他的校点成绩算不上辉煌，但对于了解当时的版本异文情况和疏通文义，都很有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以后的许多线装善本中，都赫然印有他的序文，这就是通常列于《世说新语》“旧序三首”第一篇的《刘应登序》。刘应登，其生平事迹不详，但与刘辰翁同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人生活年代大致相同，或者为同宗至亲亦未可知。他的影响虽不及刘须溪，但于《世说新语》的欣赏评介，终究功不可没。

　　以上我所列举的与《世说新语》有关的文人共有七位，南宋以前对这部书产生过重大影响者几乎胪述殆尽。他们或为作者，或为注家，或对其书作过续仿，或曾间接、直接地作过评论、批点，可以说占据了文本创作和文化传播过程的各个“要路津”，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居然都是刘氏大家族的一员！这一事实的确匪夷所思，若说纯属巧合，实在难以服人。若说是家族门第观念相对强大的时代所形成的独特人文景观，那么，这种聚集于同一部作品传播过程中的“近亲繁殖”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其他文化典籍的传播过程中得到普遍的证明？手头可举的例子是：第一个为萧统《文选》作注的是隋代的萧该，但也仅只一个萧该而已；为刘邵《人物志》作注的是北魏的刘昞——又是姓刘；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研究者代不乏人，找来找去，只有一个同宗为其作过“鼓吹”，就是作过《楚辞新注》的清代人屈复……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世说新语》这么“豪华”的研究者阵容相比。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明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世说新语》成了“显学”，其读者、研究者和“世说体”的接力者代不乏人，而刘姓文人所占的“份额”反而越来越少呢？追问这些问题尽管无关宏旨，却饶有趣味。我以为，这里既有文化的原因，更有政治的作用。众所周知，刘氏曾先后统治过西汉、东汉、蜀汉、南朝宋等几个朝代，居大一统帝国或地方割据政权之最高统治地位长达数百年，这使得刘姓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最为显赫的宗族之一。汉代的大一统政权相继绵延了四百年之久，对中国封建政治和文化的内部结构影响深巨，“汉族”之称即由此而来；而“卯金刀氏”，也一度成为代表皇权合法性——所谓“正统”——的一个政治符号。《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劉]，赤帝后，次代周。”（《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这是对刘氏正统地位的神秘主义的盖棺论定。史载刘邦登基后，与群臣约定，“非刘氏不王”。后来吕后掌权，大封同姓王，最终导致其覆灭。王莽篡位后，“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后汉书•光武帝纪》）作为一个政权和国家机器，王莽费尽心机“改制”而建立的“新朝”，尽管“五脏俱全”且正常运转了近十五年，却一直不被后来的王朝及其官修史书所承认。东汉光武帝刘秀欲得天下，于是不断有人为其假造符瑞之物，先是“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再是“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最后干脆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同上）最后，得益于谶纬之学灌溉的迷信土壤，刘秀终于如愿以偿。不仅刘秀，西汉末年觊觎皇权的各路枭雄，无不在自己人里找出一个刘氏拥立为“天子”，连赤眉军也不例外。魏晋以迄南朝，“卯金刀氏”对王朝更迭带来的深层影响更每每使当权者头疼，曹丕和司马炎因而不得不导演“禅让”的政治闹剧以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连“五胡乱华”时的刘渊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前赵”，也以“汉”为国号，不为别的——他也姓刘。更有甚者，包藏祸心者动辄以之为口实剪除异己，曹操之杀孔融，“大逆不道”的罪名罗织了不少，其中一条就是，孔融说了“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氏”的狂语。（《后汉书•孔融传》）这一姓氏巫术，直到宋代依然阴魂不散，北宋的“尊曹”和南宋的“尊刘”作为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历史公案，至今还是用以透析中国封建政治内在运行密码的一个重要“参数”。

　　这么潦草地回顾“卯金刀氏”的历史沿革，对于回答前面的问题或许会有些帮助。由于政治上处于核心地位，文化上当然也就控制了“话语权”，至少，“受教育权”和“著作权”是大得不能再大的。汉高祖的孙子、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就是“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撰而成。（《汉书》本传）刘义庆贵为藩王，地位举足轻重，史载他“召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义庆传》），在《世说新语》的作者“冠名权”上，刘义庆显然享受了常人没有的待遇。东晋南朝是门阀世族最为兴盛的时期，尽管这一格局最终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而土崩瓦解，但在宗法社会中，它对整个文化的影响仍不容忽视。清代学者臧琳在《经义杂记》里说：“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章，刘邵《人物志》之论人，刘知几《史通》之论史，可称千古绝作。” 这话出自一位外姓之口，至少说明，“卯金刀氏”为我国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的确不容小觑。况且，受“征圣”文化传统的影响，一部在价值上获得公认的传世著作，其作者的“知识产权”一向为后人所重视。举个例子，“酷嗜”《世说新语》的明代文人王世懋，有感于这部书“颇为俗夫搀入叔世之谈”的状况，自称“恨不得尽别淄渑，时一标出，以洗卯金氏之冤”（《王世懋序》）。于是，就与其兄王世贞共同删定、刊刻《世说新语补》。可见，“卯金氏”之于《世说新语》，早已成了可以互相指称的同位语。《世说新语》受到后世刘姓文人的青睐，固然因其词采韵味之美，故事人物之妙，但，家族姓氏观念在文人士大夫人格结构中的“积淀”使然，恐怕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缘由。

　　最后，我想再说一句，《世说新语》是一部怎么读都可以的书。说它是一部史料笔记的汇集固然有理，说从中可以读出现代小说的况味，甚至认为它是一部多幕剧的分镜头脚本，也不算大错。大凡名著，往往横看成岭侧成峰，经不起读者“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的，最终只能被时间淘汰出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更有一代之读者。刘孝标和刘知几都想给《世说新语》预设一个“读法”之类的东西，想想，这又是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