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随着元军铁蹄的步步逼近，宋廷方面，已经是惊惧至极，朝中乱成一锅粥。当朝宰相陈宜中派陆秀夫去平江见伯颜，表示宋朝可以向元朝称侄或称侄孙，哪怕最后“奉表求封为小国”，只要元朝能止兵，一切都答应。

　　伯颜仍不答应，非坚持要宋“称臣”。陆秀夫归临安复命，谢太后泣言：“苟存社稷，称臣也可以。”当时，谢太后等人还存幻想，以为对元朝奉表称臣上尊号献岁币，还可以保存原有境土。

　　入朝不久的文天祥很有远虑，他深知元人无信，上疏请谢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闽，信王赵昺赴广。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由此，两个娃娃王爷，也即将开始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

　　陈宜中见元人不允和议，计无所出，只得率群臣入宫见谢太后，请迁都避祸。谢太后开始不允，陈宜中等人“恸哭以请”，太后终于答应，回内宫立命宦者、宫人收拾行装。

　　结果，等到夜晚，却不见陈宜中等人来接驾。谢太后大怒：“我本不想廷都，大臣数以为请。今我欲行，众人又不至，是骗我这个老妇人吗!”急怒之下，谢太后“脱簪珥，投之地，遂闭阁，群臣请见，皆不纳。”其实，陈宜中本来是想转天一早成行，情急苍猝之下，忘了告知谢太后出发时间，使得太后因空等大发雷霆。

　　元军方面，在正月十八已经三路会师，扎营于临安以北的阜亭山，真正是兵临城下。文天祥、张世杰上疏请帝室入海避兵锋，表示他们二人率守军背城一战。陈宜中不许，经与谢太后商量，派人携传国玺出城交与伯颜，准备投降。至此，宋廷由议和，变成了议降。

　　伯颜让人译读宋朝降表，结果，他对以宋恭帝名义上呈的降表内容非常满意：

　　“宋国主（赵）显谨百拜言：（显）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显非不欲迁避以求苟全，柰天命有归，显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四川、两淮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三百馀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本来，身为首相的陈宜中应亲自出城到元营议降。此人奸诈加胆小，竟然在定下投降“大计”后，置帝室及临安于不顾，连夜逃走，跑到自己老家温州清澳躲避。

　　宋将张世杰见宋廷不战而降，率所部离去，屯军定海，以观形势。

　　文天祥等人出城，在明因寺见伯颜。文丞相状元出身，起初还想以口辩说服伯颜退军，保全残宋社稷：“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指元朝)将以本国为属国呢，还是想毁我社稷宗庙呢？”

　　伯颜：“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再商议岁币与犒师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此为上策；如果北朝想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大多未下，成败还不可知，如此，兵连祸结，胜负难料!”

　　出乎伯颜意料，文天祥这个“亡国宰相”如此抗言直陈，让人愠怒。于是，伯颜语气强硬，以死相逼，威嚇文天祥。

　　文天祥大怒曰：“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之逼，又有何惧!”

　　一句话，噎得伯颜辞屈。在座元朝诸将面面相顾，数人按剑而起，大有杀文天祥之意。

　　伯颜见文天祥风仪俊爽，举动不常，心知此人定是豪杰人士。他呵呵一笑，遣返其他宋使，独留文天祥于元营。

　　文天祥大怒，数次请归，诘问伯颜：“我来此议两国大事，为何扣留我？”伯颜笑称：“请君勿怒。君为宋大臣，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话虽如此说，伯颜令元军两名大将率军卒严加看守文天祥。

　　临安方面知事不妙，驸马都尉杨镇等人忙乘间奉益王、广王两个孩童出走婺州。伯颜闻讯，立刻派范文虎率军追赶。

　　公元1276年阴历二月初五，宋恭帝率百官“诣祥曦殿望元阙上表”，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

　　伯颜取南宋谢太后手诏，“谕天下州郡降附”。南宋的宫廷琴师汪元量为此有诗讽曰：“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请。”（《醉歌之五》）

　　而后，宋廷罢遣文天祥等部勤王兵，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举并非实际意义，只是表示宋廷告降官员品级之高)，刘岊同签枢密院事，与吴坚等人并充“祈请使”，准备诣元大都告降。“(贾)余庆凶狡残忍，(刘)岊狎邪小人，皆乘时窃美官，(自)谓使毕即归，不以为意。”

　　至此，伯颜引文天祥与即将前往大都告降的宋臣共座。文天祥悲愤至极，面斥贾余庆等人卖国，并指责伯颜失信。陪坐的吕文焕充好人，从旁劝解。文天祥瞠目斥之：“汝吕氏家族世代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也罢，竟肯阖族为逆，岂不羞乎!”言毕，文天祥离席而去。惭怒之下，吕文焕与贾余庆等人共劝伯颜拘押文天祥，把他押往大都拘禁。

　　受降当日，元朝大军皆屯于钱塘江沙岸上。临安宋人皆希望时节潮至，可把元兵“一洗空之”。奇怪的是，本该生潮的钱塘江，竟然“潮三日不至”，真让人怀疑是否天道冥冥，听任宋朝亡国。

　　伯颜遣人入临安，尽收宋朝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宫廷禁物，催促全太后、宋恭帝、宗室高官以及“三学士诸生”皆北行大都“入觐”忽必烈(谢太后因病暂不行)。为此，汪元量有诗叹曰：“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是幼君。”

　　伯颜自入临安，建大将旗鼓，“观潮于浙江。又登狮子峰，观临安形势。”可以说是志满意盈。

　　南宋大将李庭芝在扬州闻知宋帝、宗室被掠北去，涕泣誓师，率四万人夜捣瓜洲，准备夺回被俘的少帝及全太后等人。元军防备森然，不果。

　　宋恭帝北迁大都后，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1282年，他又被元人迁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青年时代，为避免被害，赵显自求为僧，往吐蕃习学佛法，终成一代高僧，修订翻译了《百法明门论》等不少佛经。至治三年，思宋亡国旧事，赵显(时法名合尊)作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结果有人持诗上告，元廷认为赵显其有复国招贤之意，下诏把他赐死，时年五十二。宋朝以文教而兴，以文过于武而亡。可叹的是，其末帝之死，也缘于一首诗，真让人扼腕低回，思索久之。

　　益王、广王被转移途中，刚刚投附元朝的原宋将范文虎（奸臣贾似道女婿）将兵追之甚急。杨镇一时间奋不顾身，让杨淑妃的哥哥杨亮节掩护二王及杨淑妃先逃，自己断后，表示：“我将死于彼，以缓追兵”。途中诸人狼狈不堪，无马无轿，皆徒步而逃。最危急时刻，二王等人躲于山中七日，断水绝粮，几乎饥渴而死。凑巧的是，宋朝统制张全与数十军卒恰好往南逃，于是众人汇合，一同逃奔温州。不久，宋臣陆秀夫等人闻讯追至，并召陈宜中来见。

　　于是，众人推益王赵显为天下兵马都元师，“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张世杰在定海接报，率军来赴。

　　本来，元朝已经在实际上灭亡了南宋，元军诸将皆不愿再驰往南荒继续战斗，元朝行省官员也大多想放弃肇庆、德庆、封州、梧州等地，认为那些地方地处僻远，没有太大军事、政治价值。大汉奸史天泽的长子史格当时任广西宣慰使，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在两广一带弃戌，并上疏忽必烈，为之分析天下形势，认定穷寇必追。结果，元朝最终向当地增兵益戌，致使南宋最后一丝复国的希望很快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