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多难兴帮，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千古名句在不断地警醒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或居安思危，或奋起救亡。在多灾多难的晚清中国，忧患意识更是一次次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动力源。

　　变局意识催生了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清王朝的日益衰败、鸦片的流行及战争的威胁，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官员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他们开始要求变革社会。同时，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但此时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意识是极其有限的，他们还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遇到的全面生存危机。所以，一时的忧患意识和战败的屈辱感很快随着“万年和约”的订立而烟消云散了。

　　忧患意识逐渐在士大夫中蔓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而且成为催生洋务运动的思想动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封建知识分子和官员感到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所有的论者中，李鸿章的认识和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在同治十三年呈交清廷的《筹议海防折》中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士大夫不仅意识到变局的存在，而且积极迎接这种变局带来的挑战，以变应变。正是在这种积极心态的驱使下，“应变”的措施相继出台了。应该说是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门，它在军事、经济、教育、外交等多方面实施了变革措施。洋务运动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放弃夷夏之大防，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开始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所处的地位。

　　但是，这场变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在于洋务派普遍认为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技艺而不需要改变固有的制度就可以应付中国所面对的巨大变局。他们只有“变局”意识，而缺乏“危机”意识。危机意识触发了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前，虽然在一部分士大夫中产生了忧患意识，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已有亡国之忧。但甲午战后则不同，堂堂“天朝上国”竟然惨败在“蕞而岛夷”的手下，特别是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掀起了瓜分的狂潮，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甲午战后的短时间内，中国人中间出现的思想变动，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是以往几十年所难以比拟的。这种变动正是来源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而民族危机又促使民族忧患意识不断增强。“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梁启超这些充满真挚感情和忧国忧民的文字，正是甲午战后面对民族危亡的真实感受。维新思想家严复，发表了大量具有忧患意识的文章，特别是译著《天演论》，更是向国人敲响了亡国的警钟。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京师保国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更是处处充满了民族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的驱使下，维新派才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言：“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由此可见，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奇惨大痛，终于将中国人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出来，危机意识引发了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又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民族觉醒很快就化作变革社会的推动力，直接触发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推动社会进步的变法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开始关注社会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拓展到了政治体制的层面。“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改革模式正式被提出，并成为维新宣传的核心内容。与洋务运动相比，它从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等各个领域对旧的封建主义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冲击。这场运动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

　　忧患意识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说甲午战争唤起了以康、梁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忧患意识，那么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使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弥漫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它既包括上层的统治者、封建官僚士大夫，也包括资产阶级的上层、中下层和一部分社会底层的民众。而且针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变革社会的方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它对国人的震惊比甲午之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国破山河碎，促使国人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和浓重。这种忧患意识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

　　面对20世纪初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觉醒起来，他们希望通过变革重铸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发生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和觉醒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和觉醒又与他们的忧患意识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抛妻离子”的“浮槎东渡”，就不会有女革命家秋瑾的“血洒轩亭口”，也不会有少年邹容以《革命军》吹起的“惊睡梦”号角，更不会有陈天华的用文字和“蹈海”来警世人。孙中山之所以领导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正是源于他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他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也把晚清社会变革推到了最高峰。

　　纵观晚清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几次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中国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民族灾难日益加深，清政府的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而这些社会变革的发生又都源于民族忧患意识的增强。在这里，忧患意识和晚清社会变革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随着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国人的忧患意识也不断增强，社会变革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变革的内容也随之更加广泛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