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可能是最没有信仰的。当然仪式不见得最少，中国人历来对赵公元帅的礼拜最勤，对关公的作揖最多，但这算是信仰吗？其实，不管有多少野狐禅，信的是钱，仰的是利而已。

今天，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法国人克雷蒙梭有句名言：“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心肝；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头脑。”在我们这里，信社会主义主义的多半是远远超过30岁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称为“老同志”的人，而30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信社会主义，什么主义也不信。可见，现在的人是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

但是，缺乏信仰似乎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具有的特征，而且是令人不安的特征。因为，中国人不久前刚经历过极度有信仰，信仰得走火入魔的时代。我们可以把1966至1976年称为“信仰的时代”，一个信仰偏执得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的时代。从那个时代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信仰的坚定程度和无处不在：“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捍卫XXX”、“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事实上，当代信仰的缺失不过是对那个信仰时代的反动，1966至1976年的虚假、盲目、狂热透支了中国人长时期的信仰。

一位研究文革的外国学者辛格（MartinSinger）说：“对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种伤害性的失去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很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

另一位汉学家石文安（Anne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旧信仰的丧失是好是坏？人们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人看重旧信仰中虚伪、强制，“以理杀人”的一面，对于“躲避崇高”发出由衷的赞叹；有人高举信仰的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道德的溃败，坚守理想的高地。前一种人对历史的经验有深切体会，但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宁当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种痞子心态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信念和主流价值？后一种人只管信仰和理想的有无，不看它们的具体内容，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他们来说，法西斯时代的统一意志和统一步伐也是一种理想境界。

古往今来，信仰不过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精神、文化、心理样态的正常表现，但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反常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谈及信仰时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我们曾经有过分虚幻的信仰，所以现在有令人忧虑的虚无；我们曾经有对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蔑视，这导致了目前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文革中最高领袖的指示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结束后，年轻人中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有没有合法性？当中国现代化的征程重新启动时，我们曾经需要对传统理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拨乱反正。但是，我们不应该永远以那个反常的年代为参照，我们也不应该相信“矫枉必须过正”。

不论作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说当今中国商业力量扩张、物欲膨胀，是不过分的。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能与这种力量和欲望相抗衡的信仰的作用，是很难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并发出呼吁：我们应该找回失去的信仰、归回失去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满足于人目前这种只是由利害结成的人际关系！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那因为不满现状而臆想出来伊甸园，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哪一个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信仰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时代，是学生斗争老师校长，子女揭发家长的时代。不错，那个时代提倡雷锋精神，“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但后来人有所不知的是，还有“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笼统地反对物欲是偏颇的。那些已经发财还只想进一步发财的人固然很鄙俗，但那些为温饱问题所困的人顽强的物质追求却令人同情，对后一种人而言，物质追求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解决信仰问题之前要解决生存问题。

值得注意和令人欣慰的是，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有条件沉醉于物质享受的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把信仰放在个人生活的首位。我见过一些社会学调查报告，知道当前中国各地都有一些老板或白领是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信奉道教、儒教，以及我们不那么熟悉的其他宗教，这些社会学调查报告还指出，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工作时，诚信度往往高于一般人。

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有一个信仰的复兴运动，但可以期望人们会自生自发地追寻和坚守信仰。这样的信仰者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只会是少数，但他们像商海中的孤岛，像物欲沙漠中星星点点般的绿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之所在，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