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开义利之争，搁置公私之辩。类似洛阳拜关帝的故事，次第在各处上演，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其背后究竟有什么？是一个不得不打开的问号。究竟在南辕北辙的路上，我们能否完成“世俗的救赎”？

　　紧接着山东的4000人的祭孔大典，9月29日，“2007中国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在洛阳举行，来自海内的数千华夏儿女聚首洛阳拜关帝。（9月30日国际在线）

　　很难说清楚这是偌大的神州大地上供我们祭拜的第几位古人。上至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这些亦真亦幻的上古人物，下到诸葛亮、柳下惠这样的传奇英雄，但凡在历史上雁过留声的先人，几乎都难逃今人的法眼。

　　丢开义利之争，搁置公私之辩。类似洛阳拜关帝的故事，次第在各处上演，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其背后究竟有什么？是一个不得不打开的问号。　

　　新华网在9月29日的消息中称：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屡遭批判的孔子，现在已经达到他百年来声望的最高点。几乎与此同时，徐友渔撰文指出：中国需要一场信仰的复兴吗？某种程度上，徐友渔的诘问，可以代表在当下的“复古”浪潮中，一个大多数人心理上的共同话题。　

　　西风东渐以来，国人对于西学中学的关系，一致处于“拉锯战”的纠葛状态。“体”、“用”之争，始终不绝于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到底是西学压倒中学，还是中学压倒西学，几乎是视经济实力而言。如果经济昌盛，那么中学占上风；如果经济式微，那么西学领风骚。经济发展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了衡量西学中学位置的风向标。　

　　此一轮的“复古”，就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国学归来”的。当西方人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经济腾飞中的中国现象，当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和异化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空虚，当财富的瞬间膨胀带来信仰上的匮乏。道德的重新架构就成了亟待弥补的那块文明社会的“短板”。　

　　“冷眼向洋看世界”之后，我们陡然发现，那些惯于独领风骚的西方思想家，由于“后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思想真空，已经不得不重新向东方的先贤们寻找智慧，而这，也无形中给我们的“复古”吃了一粒“定心丸”。　

　　无论是从朝入野，还是由野到朝，那些被我们供上神坛的先哲，显然已经被无数遍的“去生活化”，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们的身上几乎寄托了我们心目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才能让他们“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

　　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反侧，我们决心向历史人物寻找失落的精神寄托。遗憾的是，花样迭出的各类祭奠，仍难掩文化断层后的尴尬。就如同无神论者做礼拜一样，尽管表面上诚惶诚恐，在真正的信徒和布道者看来，总有心不在焉的疑惑在心头。

　　试问那些在关帝像前顶礼膜拜的人们，究竟为何要拜关帝，除了照本宣科的“背书”，相信许多人也会不甚了了。于是，这边厢，成千上万的人在林林总总的祭拜中追忆道德楷模；那边厢，是越来越多的“他们不关心政治，只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我”一代。而诸如“康有为文化节变身狂欢节”的点睛，更让我们对层出不穷的祭拜心生不安。究竟在南辕北辙的路上，我们能否完成“世俗的救赎”？　

　　只是可怜了关帝，过五关斩六将一生孤傲，走麦城死后却落了个好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