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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莫不愿自家书房藏尽天下好书。私人藏书，却又是件大麻烦事。 要藏先得搜。 虽然沈括的《梦溪笔谈》就已有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但古时读书人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小，书籍市场并不大，想来书籍印刷业总体发达不到哪里去。加之交通无非车马舟楫而已，速度慢，运载量小，此处印的书，很难运往彼地销售。所以，想广为搜罗书籍，不是件容易事。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之《鄞县藏书家》篇载，浙江鄞县楼青厓“搜罗三十年”，也才“得书十万卷”。十万卷，算起来可能还不到现在的一万本书，平均一年也就三百本出头而已。楼某搜罗书籍的方式很有代表性，“遇善本不惜重价购之，闻朋旧得异书，宛转借抄”，即一买二抄。买，那可是要钱的。日子难过的人家，别说花重金购异书了，就是平价买书，也会把银子在手板心捂得热热的，才肯出手。当然，也会有行为不正常的人，见到心仪之书，口袋又没钱，便回头撒脚而奔，到当铺质典了家财，甚至拨了老婆头上戴着的随嫁首饰，把书买回来。至于抄书，不论是自己抄，还是请人代抄，青灯昏辉，蝇头小楷，都算不上是件美差事。 搜了还得存。 有人本事大，搜罗书籍之丰富，令人瞪目结舌。《苌楚斋随笔》载，清朝时，江宁甘氏藏书40万卷，钱塘袁枚藏书30万卷，钱塘丁氏藏书40万卷，《国朝藏书宏富补录二家》篇载，扬州菊某藏书40万卷，乌程刘某藏书35万卷，均比《四库全书》所收之书及存目加起来还要多。这么多书，那得有地方放啊，于是建楼（能搜罗到这么多书的人家，家里必然有钱得很，建栋楼当然是小事一桩）。甘氏为津逮楼，袁枚自然是他那大名鼎鼎的随园，丁氏为八千卷楼…… 楼建好了，书上架了，不知古人是如何防虫蛀鼠噬的，防治书籍潮湿的办法却简单——晒。还有个晒书日，真定府、大名府、开封府、扬州府都是夏历6月6日，保定府却是7月7日。 存书的最大敌人还是战乱。前述扬州菊某的40万卷藏书，便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城陷后俱灰烬”。你当宝贝的书籍，在人家眼里可能就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纸，一把火就全给废了。《郎潜纪闻》所述楼青厓搜罗30年所得的10万卷书，“粤匪乱后”也全部散失，不过他家运气好，没人放火，不知为何“为商人杨某所得”，当地太守“劝还故主”，书们又回来了。 藏书者存书期间家道中落，当然也存不住，毕竟书这东西吃不得喝不得，肚子还是要紧。《苌楚斋随笔》载，平湖钱某“收藏旧书”“甚富”，“中落后，其所珍秘，大抵为其婿胡某所得，由胡转入上海郁氏”；吴县潘某藏书甚富，某年岁凶，悉以书易米，书仓为之一空。 藏书者最麻烦的还是藏书传后的问题。《郎潜纪闻》之《昆山徐氏传是楼》篇载，昆山徐健庵私家藏书楼名“传是”。他告诉儿子，他不传土田货财、金玉珍玩、园池台榭，因为这些东西是保不住长久的，“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所以楼名“传是”。可是这书就保得长久吗？传是楼不知如今安在？还有什么津逮楼、随园的藏书楼、八千卷楼,今又安在？其实，宋朝周辉在《清波杂志》中早就说了：“聚而必散，物理之常。”他记载，“陈亚少卿藏书千卷”，“作诗戒其后曰：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迁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根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悉归他人”。只有天一阁是个奇迹。范钦自明嘉靖年间建楼藏书，距今历时约450年，经历三四次朝代更替，无数次内外大小战乱，居然仍安然无恙地活在浙江宁波——当然，1949年后，它就姓公不姓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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