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以变为主。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领域，是以激烈反传统为基本特征的。古非今是、中劣西优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思维方式主导着中国人的文化实践。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首当其冲成为千夫所指、横眉冷对的靶子。“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拼命往西走”，一度成为文化上的主要流行色。

　　“高上仰止，景行行止。”激烈反传统、批孔子的文化现象，不期然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和不可回避的问题。越是批判他，越是说明他深深地影响着国人。换而言之，国人必须回答孔子的价值观念何以是或何以非的问题，必须回答孔子的文化理想是否还有价值或生命的问题。这种围绕孔子而展开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冲突，集中说明了孔子成为国人在文化上的一种内在焦虑。

　　西方有这样一句俗语：一个青年人若不激进，是没有心脏；一个老年人若还激进，是没有大脑。虽然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懵懂的青年人。如果说，对于中国文化，顽固保守应该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极端激进也必须和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国人已经在用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来重新定位孔子，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已经成为历史的绝响，而对孔子保持必要的“温情和敬意”，对中国文化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成为大部分国人的基本共识。

　　然而，准确定位孔子和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上，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毕竟，国人要走出反传统的历史情结，还需要时间。由庞朴、张立文、郭齐勇、蒋庆、陈明五人发起的由海内外、老中青五十余位知名学者联合署名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不同反应，再次印证了国人在如何对待孔子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

　　毫无疑问，《建议书》的发布，应该看作和必会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它虽然以呼吁把孔诞作为教师节作为直接诉求，但是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却是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整体的、高度的肯定性评价。比如，《建议书》明确主张中国文化的复兴，明确承认中国文化对于化解中国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各种危机与冲突的合理价值与积极意义。就此而言，毋宁说《建议书》乃是就中国文化的某种立场性宣示。或者至少可以说，《建议书》之意既在“酒”，也在乎“山水之间”，即试图把以孔诞为教师节和促进中国文化复兴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借教师节谈中国文化，诚可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很多现象是利于《建议书》赢得国人同情和支持的。最明显的是，有些国家和地区已把孔诞作为法定教师节，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加州的教师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教师节以及台湾、香港的教师节等，而孔子的故国却反而不得实行。墙里开化墙外香，从国人的感情上来看，这是说不过去的。《建议书》中的一个反问很有煽动性：“难道需要等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把孔子诞辰抢注为世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之时，我们才会感到危机和不安吗？”这个反问，看似轻巧，但四两拨千斤，有效地触动了国人心头的一大伤口：韩国抢注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成功。

　　可以这样说，如果现在中国是首次确立教师节，那么孔诞这天无疑是首选。问题在于《建议书》生不逢时。关键在于中国已经把9月10号作为法定教师节，而且有22个年头了。因此，《建议书》直接和现行教师节撞车，而更改教师节日期，就既涉及到民意支持的问题，也涉及到立法程序的问题。然而，《建议书》在民意问题上也不是没有胜算。其一，许多人是支持该建议的，诸多学者署名和大批网友支持《建议书》就是一种表现。其二，还有许多人认为，最重要的尊重教师和尊重教育，而不在于以具体的哪一天为教师节。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必然地反对《建议书》。相反，如果使教师节既能有尊重教师和尊重教育之实，又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那么，以孔诞为教师节又何乐而不为呢？至于立法程序，这是一个技术操作的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毕竟，民意不可违。

　　当然，《建议书》也受到一些批评和压力，主要是来自一些把孔子和中国文化与“古代文化”、“封建糟粕”、“集权专制”、“愚民政策”联系起来甚至是等同起来的观点。这说明国人在对待孔子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上，仍然有一些分歧。分歧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分歧代表着多元化，而文化的多元化正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准确定位孔子和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或许，以孔诞为教师节，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