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记于十四日深夜无眠、且无电脑之际）

　　2007.9.14，以一个迅猛惨烈的方式，使我的人生彻底不同。
 
　　此事发生在“9•14”，只是一个Rorty所说的contingency；但这“就要死”，确实几近达到了其（隐喻性与谶纬性的）效果。
 
　　我拥抱这个惨烈（我承认，有过切齿“怨天”的一刻，“how could this happen to me!”）。
 
　　有前贤谭嗣同林觉民者，在其人生的一次惨烈后魂归离恨。而我仍幸运得多，这三寸气在（手足未失、头脑俱在），仍可以继续在生命之路上激进地创造与实践（以王船山之言，即“造命”实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足够了。
 
　　“就要死”？not that easy!
 
　　《三国演义》中的曹孟德自是个奸雄，奸诈其极。但我却佩服他每每在惨败关头（如赤壁大败的逃命途中），却能仰天长笑。众人不解相问。笑曰：他们如果在这里再给我来一下，我不就输得更惨烈？
 
　　演义中自是每一笑都触发一支诸葛亮的埋伏；但书中此处，我却独服孟德的气概（而非诸葛之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此前长坂坡中身陷无边包围仍力战到底的赵子龙（彼时子龙只是一个无名下将）如此惺惺相惜（他没有惜同样勇猛的颜良、文丑），喝令不准暗箭伤害。这，绝非奸雄之谋。看子龙是看英勇；看孟德是看气概。
 
　　在惨烈困厄中朗然长笑之人，史上有几个？（毛在今日被视作“恶魔”，别的此处暂不论，他却是在革命厄境下独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人气概，可见于此。）

　　“就要死”？not that easy!

　　我曾列《三国演义》为五本影响我人生的书之一，友人尽皆疑惑。
 
　　或许，世人读三国皆读其权术手段，而我却读其冲天气概。
 
　　此书所写时代，正是紧接着那以“党锢之祸”血印史书的东汉末年。桓、灵之后士人身上的铮铮铁骨、凛然气概，面对强权明知会遭杀身之祸（乃至举家受难）仍挺身而出厉声直斥，在书中比比皆是。可见非一二英杰特立标行，诚当时一代士风如此高致（《后汉书》言“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是以一代著名奸雄如曹操者，好用权谋，手段毒辣，却血液之中仍存一股豪情气概、危难之中凛然不惧。从其早年作为，便可见他身上的这股气概与东汉末年的士风气节大有关系——从他当年单身提刀欲刺董卓，已见这份气概；此后董卓焚烧洛阳挟帝西走，孟德见众诸侯各自推委、不肯追击，起身怒言“竖子不足与谋”！
 
　　（演义中这两段写得极是有气魄，且引如下：（1）“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允视之，乃骁骑校尉曹操也。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禄汉朝，今不思报国而反笑耶？’操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允避席问曰：‘孟德有何高见？’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今卓颇信操，操因得时近卓。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愿借与操入相府刺杀之，虽死不恨！’”（2）“人报曹操追董卓，战于荥阳，大败而回。绍令人接至寨中，会众置酒，与操解闷。饮宴间，操叹曰：‘吾始兴大义，为国除贼。诸公既仗义而来，操之初意，欲烦本初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固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制其险要；公路率南阳之军，驻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深沟高垒，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绍等无言可对。”）
 
　　问今人热读三国、大品三国，有几人谈到东汉末年的这股士人身上的“澄清天下之志”，与“虽死不恨”的奋身力行之概？易中天之流，在真正的三国时代正是鼠辈耳；他有何志何概，看看他“品”出的“味”便知（去读读真正的史家余英时，气概识见之高下，教君方见世间龙犬之别）。
 
　　东汉桓灵至三国鼎立这数十年间，是豪强并起、军阀混战、天下荡乱、人口剧减之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中，“士与知识分子”正是最无凭藉（在一个稳定大一统秩序中，权力仍需要知识分子提供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依据，我们看到在党锢之初，党人清议与太学生学潮，曾数次迫使桓帝被迫让步）。然而东汉末年的这批士人，却以其凛然气概与鲜血头颅，成为了我国国史上永不磨灭的精魂。邓拓在其写于六十年代初的诗中言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便正是写自东汉太学士与明末东林这里所传承下来的、吾神洲知识分子独具之气概。
 
　　我品人物，首先便是其胸中之气。气在儒家传统中一向至关重要（从先秦孟子的浩然之气，“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到宋明张载的气系宇宙之本体、王廷相的气变则道变、王船山的“天人之蕴，一气而已”……）。无此一气，人焉能位同天、地并称“三才”？无此一气，君子焉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固景仰壮哉天地，然更敬慕志冲云宵、气撼山岳！
 
　　屹立于天下或天地之间者，仁人志士也；盖能顶天立地者，非人之形/体，而惟其志/气也。
 
　　返观今之儒林，明智有谋之士比比皆是，而同时又有一身气概者（有才亦有气者），真不多也。是以我曾哀叹中国知识分子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此三人为熊十力之高徒，非知识完全相继，惟气概相继也）、及再晚的余英时、林毓生、李慎之那一辈人之后，诚无人矣，惟智叟耳，连隐然成为当代知识界领袖之一的刘小枫，近年来也在大发“明哲保身”、“盛世修典”之音。用“明哲保身”来概括“中国古代哲人所晓得的个中道理”，真是岂-有-此-理（孺子皆知孔丘慨言“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轲力辨“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而“盛世修典”之论更系“显白”至极的狐媚之言。较之王船山在困厄之世遍注群经，今人“修典”仍不忘先高颂“盛世”，此非才智不及，独缺者惟其一气（今人坦荡献媚之余，还要回过头来反诬古人“明哲保身”，吾复无言）。纪霖老师曾称谓李慎之为“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此非褒言逝者，而实乃沧凉之叹！风雨苍黄之下，已隐然又是一个嵇康赴死、广陵遂绝之景象。
 
　　在前些日子开学术会议时，我曾对林毓生老先生说：您让我敬仰的不只是著述学识，而更是从书中纸上透出的气概，从冷静中冲出的那份热烈。自你们这代人之后，我恐怕世风/士风就此直线下转，气为势/利所吞。林老先生闻言默然（他知道我并不是在思想知识上把他放置于唐/徐/牟之后的那一脉，而是在这人生气质上）。
 
　　在今天“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当道的年代（我们可以“全球资本主义”年代称谓之），此间哪里还会有“气”的位置？人皆趋利避害（“合理性”），谁肯向死而生（“虽死不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岂知古人之志之气，今世已荡然无存。此状况非为“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是将为势/利吞。
 
　　我虽平泛之辈，只此一气，志为往圣继之；只要三寸气在，人生途中更大的惨烈，亦当慨然拥抱。

　　写完以上这些文字后，回过来想到面前的惨厄境况，不禁自喉咙间一声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