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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蒲松龄的民族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从《元史》中关于路总管人选的任用原则和《晋书》中有关蒲氏远祖蒲洪的记述等两条史料，证实蒲松龄的远祖在南北朝之前很可能是氐族，而到宋元之时早已演化为汉族。 关于蒲松龄民族属性的争议，由来已久，始作俑者是蒲氏后裔；而半个世纪以来引发学术争论的却是路大荒先生的文章。1957年，路先生在《前哨》上发表的《蒲松龄》一文，明确地提出：“我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自是之后，便陆续派生出了许多说法，如回族说、女真族说等等。在此，本文将以两条新的史料，来证实一下蒲松龄暨淄川蒲氏的民族属性。 笔者认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先找到它的源头。那么，说蒲松龄是蒙古族人的源头又在哪里呢？就在蒲鲁浑和蒲居仁身上。持这一说法的主要证据，就是蒲鲁浑和蒲居仁曾为“元代般阳路总管”。查新编《淄川县志》，元至元元年（1264）始升淄川县为淄州路，置总管府，治所在淄川城；元至元二年（1265），改淄州路为淄莱路；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改淄莱路为般阳路，辖莱、登二州及淄川、长山等十一个县；到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又改般阳路为淄川州。从史料上推算，淄川置般阳路始自1287年，终于1364年，前后共计七十七年。查旧《淄川县志·秩官志》，蒲居仁是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任淄川路总管，时任达鲁花赤的是蒙古人印罕；蒲鲁浑任淄川路总管更晚一些，是在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时任达鲁花赤的是蒙古人完不花。《淄川县志·秩官志》在完不花的名下还记道：“元制，路、府、州、县、录、事、司皆有达鲁花赤，主掌印务，多以蒙古人为之。”实际上对路一级的官员配备，早在元朝初年就已有明确的规定。《元史·世祖纪三》记道：“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上述这段史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元世祖忽必烈在他即位第二年的春天，就明确规定，路的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总管由汉人担任，同知由回回人担任，并强调“永为定制”。这一年是公元1261年。当然，在这一制度出台之初，或许由于用人的连续性等原因，执行的可能不够严格。但在这一规定做出之后，过了七十九年蒲居仁才当上般阳路总管，蒲鲁浑当总管更比蒲居仁晚了六年，应该是在规定做出八十五年之后，相信不会不严格。既然如此，按元朝的规定，路的总管只能由汉人出任。那么，在这一规定的有效期内，当总管的就只能是汉人而绝不可能是蒙古族人。按照这一推断，蒲居仁和蒲鲁浑就只能是汉人而绝不可能是蒙古族或其他民族人。由此得出结论：起码自元朝以来，淄川蒲氏就是汉族人。 为什么“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呢？事情很简单，在这些人看来，凡在元朝当过官的都应该是蒙古族人，因为他们的两位先祖在元朝当过官，所以他们的先祖就是蒙古族，自己就是蒙古族的后裔。这是一个典型的前提错误的推理。对于淄川蒲氏的民族问题，早在三百多年前蒲松龄在《族谱序》中就曾说过：“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实际上，在这段话中蒲松龄就已经把自己的民族说得很清楚了。 以上这段记述，是笔者所见到的正史之中惟一的也是最早的有关蒲氏历史渊源的文字记载。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蒲氏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在南北朝之前，曾经有一支是氐族，并且其中的一个家族还统治过中国北方的半壁江山。 通过以上两条史料，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淄川蒲氏及蒲松龄的远祖是中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在南北朝之前很可能是氐族人而不是蒙族人。在经过南北朝的一番民族大融合之后，迨到宋元时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了。其他等等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根据的。 【原载】 《浦松龄研究》 200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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