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论及禅让时，常常使用二元化道德标准。一方面，极力谴责前朝皇帝的腐化堕落、荒淫残暴和昏庸无能;另一方面，又极力谴责逼宫者的大逆不道、玩世不恭和残忍野蛮。不自觉中，已将同情之心送给了下台的弱者。如果抛弃陈腐的正统观念，抛弃君为臣纲的腐朽教条，站在国家、民众、社会发展的立场，自然不难得出不同的结论。

　　“禅让”是军权异化的必然产物。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皇权捧为至尊，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其理论依据是“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天之子即天子。其实则大谬不然，军权才是权中之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有军权保障的皇权，才能够成为硬通货。从实际观察，专制制度下，任一朝代，其实都是军政府，在对民众的态度上，都是最大的黑社会，手握军权的皇帝，就是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没有军权的支持，君权就如同国民党逃跑前发行的金元券，等同于废纸。在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中，军队始终是国家机器的核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皇权根本无法匹敌。惟一可以匹敌的只有民心，而民心的匹敌又并不多见，当民心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转化为武装反抗，得以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为代价。民众始终都处在可悲的地位，他们的子弟被征入伍，民众还得掏腰包养活他们，军队却由军事寡头操纵着，用此保证对民众的统治与盘剥。

　　有时候，龙头老大的皇帝也十分可悲，军队是一柄三尖两刃刀，刀把向外虚晃着，一面锋刃向下对民众实行屠杀，另一面锋刃则威胁着皇帝本身。抵御外侮的藩屏，不仅变成了巩固强权的暴力，而且变成了夺取皇权的魔鬼。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亦即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意使权利与义务分离对立，民众对军队承担了全部义务，寡头享受着使用军队的特权，并通过反复的强调、重申，企图把谬误变成千古不变的真理，证明他拥有军队特权的合理性。但是，军权的异化却无法避免，一旦异化成魔鬼的时候，皇帝会在愤怒和哭泣中走向死亡，所有的懊悔都无济于事。皇帝也清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真理，可是总是清醒在政变之后，清醒在想做平民百姓也不可能的时候。

　　义务与权利相对称是制约军权的合理装配，惟如此，才能使军队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避免军人干政和内战发生，才能避免皇权的绝对膨胀与失控。由于“朕即国家”的谬论被当成经典，国家的军队变成了私人军队，拥有军权的皇帝或总统、执政之类，难免成为最高独裁者，难免要走向反面，夏桀、殷纣是这样，袁世凯、段祺瑞还是这样。也有因为主幼主暗而君臣易位的，曹丕、司马炎以及之后的杨坚、赵匡胤是也。更多的则是高级将领的叛变和失控，由此导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一部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内战史！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三国八十八年，南北朝一百七十多年，乱五代近五十年。在这些战乱年代中，没有一天不打仗；就是在太平盛世，内战也罕有停止。盛唐时的一百三十八年中，就有刘黑闼、杨玄感、徐敬业起兵，有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至于农民因不堪忍受压榨而举行的起义和暴动，则更不可胜数。中国历史发展缓慢的原因，军权异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无与比肩的因素。

　　在家天下的社会中，继位皇帝的产生都属于近亲繁殖，其品质自然要迅速退化；更加之皇帝的荒淫过度和当时的医疗条件，皇帝短命、皇帝无嗣等现象频频发生，军权旁落和军权异化就势所难免。曹丕既然拥有了绝对军权，对皇权的觊觎和对皇权不容强枝凌干的担忧，自然要设法取代前朝。逼宫压迫出来的“禅让”，可使军权、政权集于一身，可以组成名副其实的新军政府，这不仅避免了皇党与权臣之间不断酝酿发生的腥风血雨，并使子孙享受到皇室应有的一切。

　　虚伪是屈从的结果。

　　从汉魏“禅让”过程中，后世自然看到曹丕的伪君子形象，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派部下逼宫，一方面又假惺惺地恭辞谦让，还要不断地布告天下，政治家真的会演戏!曹丕不愧是天才演员！但是，只看到夺权逼宫的主动，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透视背后的被动。把逼宫打扮成“禅让”，这是十足的虚伪，虚伪表现在社会层面是隐蔽；夺权者的帝王欲，在庙廊层面却十分公开。其实隐蔽难掩饰公开，公开能撕碎隐蔽。政治家都能知道，可以欺骗于当世，却难以欺骗后世。然而为什么还要矫情做作?

　　任何一个王朝覆灭之时，都有以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大批逸民，不管其动机如何，逸民都是新陈代谢的巨大阻力，是蛊惑人心煽动内乱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城市市民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从来不能代表自己，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做其代表，自然对皇帝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心理。依附心理造成了忠君思想，这是普通民众的正统思想，虽然很陈腐，但却牢牢地套住了民众，容不得任何人对皇权的不敬与亵渎。在旧王朝业已死亡而皇帝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时，只要有人振臂一呼，民众会袒臂影从，舞枪挥刀地讨伐篡权者。为了笼络士心民心以消除动乱，将逼宫变成禅位就成为必然。

　　虚伪是一柄三尖两刃刀，在消除可能的内乱时候，同时就给民族精神注入了消极因素，并让后世的政客们随之学步。人说专制制度下，政坛没有诚实可言，此语不虚妄，大概都领会了讲假话的玄机奥妙了。

　　毕竟是一种社会进步。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最高权力始终都是不受约束无限膨胀的特权，拥有者总要极力巩固并加以强化。权力的牺牲品首先和最基本的是无辜民众，他们长期处在无奈和呻吟之中，或有人起而反抗，也往往为野心家利用。既然最高权力能带来最为丰厚的利润，必然使军方有力者萌动觊觎之心，这是内战频仍的直接原因，争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夺利，在于攫夺广大民众的利益归于己有。所以只有争夺的天下，没有让位的社稷。除了少数的几次逼宫禅让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完成政权交替，都伴随着社会大动荡和生产大破坏。为战争灾难支付沉重代价的，恰恰是无辜的民众。曹丕在没有动员民众的情况下，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更替，由积极进取的军事政治集团，取代不作为或不能作为的集团;由富有威望的政治集团，取代了政治傀儡;由朝气蓬勃深谙治国之道的政治集团，取代腐化堕落少不更事的国家象征，无疑，这是历史的进步，它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众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可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