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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历史人物是抄袭之开山鼻祖？现在已经很难揪他出来了。抄袭的发肇，估计与早期的史家有关。 清末民初的学者、诗人刘禺生，其所撰《世载堂杂忆》载，清末翰林周锡恩抄袭龚自珍文章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祝寿，被人揭露后不服，刊印自己文集时还收录所抄袭之文，有人劝其删去，他说：“史汉有全篇钞人文字之例，何害？” 《史记》、《汉书》确实有周某所说现象存在。天津师大所编《史学概论》说：“班固这样的史家，在《汉书》中抄袭《史记》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有的地方竟然抄出了笑话。《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中说：‘高祖时为胜（即陈涉）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既然至王莽败已绝，怎么能说至今（东汉时）仍血食？颜师古说：‘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 1985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第五题是个阅读题，其阅读材料载：“《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算不得著作。”《史学概论》更是明确论断：在史学史上，后代史家抄袭前代史书的例子并不少见。 这怪不得史家们。一方面，早期写史时能够收罗到的文字材料实在有限，可提供资料的书仅有那么几本，不抄怎么办？另一方面，历史这个东西，也不是能够完全凭空想象着来写的，就是今天的史家写以前的历史，该抄的恐怕还得抄。随便翻翻今人的地方年鉴，其中关于当地基本情况的章节，十多二十年可能都不会变易一字。 其实，很多文章不引用前人或旁人的段落、句子，是没法写的。只要引用时标明出处或作者名称，就不会用人说三道四。《史记》中其实也有不少“孔子曰”、“老氏称”之称的字眼，为什么其它一些“抄袭” 的内容不也如此对待呢？1985年高考试卷提供的材料说：“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这话自然不错，但毕竟树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后世的抄袭方式，那就是五花八门了。 有“攘善”之说。攘者，夺也；善者，美也。“攘善”即掠人之美，即据他人文字坦然以为己有，即使用他人观念而没其名。晋代注经名家杜预、郭璞注《左传》、《尔雅》，虽然有不少自己的独到见解，但也干盗用前人见解而不一声不吭的勾当，据说对后世学风影响很坏。 有“让善”一说。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中《让己之撰述成他人名》篇云，“大凡据他人撰述为己有者，须分让善、攘善两种”。他说，所谓“让善”，即“经撰述之人愿意，更名刊行，或本为他人作嫁”。他指出，“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皆门客凑集成书，不自列名，吕不韦、刘安尸之”，而且说“我朝类此亦甚多”，并罗列了一大堆事例。看来“让善”事业是在一朝一代的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让善”与纯粹的抄袭应该还是有区别的，但无论怎样，它们之间至少是很近的亲戚关系吧？ 最可怕的是诗词写作中的所谓“夺胎换骨”，抄袭还抄袭得振振有词，说是什么点石成金。唐时已显迹象，《容斋随笔》卷一之《白用杜句》篇载：“杜子美诗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宋王谠《唐语林》卷二，以及《太平广记•文章》中，记王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说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乃“《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宋时黄庭坚加力推波助澜，“夺胎换骨”达到高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之《黄鲁直诗》篇载，黄之《题画睡鸭》：“山鸡照水空自爱，孤鸾舞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 全“点化”自徐陵《鸳鸯赋》：“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其《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七篇全用之”，“三篇颇有改易处”。如“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王安石也是个“夺胎换骨”的高手，他的手法是“集句”。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载，“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多韵，皆集合前人之句”。王权高位重，开了如此好头，“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或者黄、王以为他们的行为风雅有趣，但王若虚在《滹南诗话》里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 最无耻的当然就是毫不客气地，找不到任何借口地，整本整篇地，直接下手照搬照抄了。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校点者，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周晓薇在该书说明中指出，这书“全是抄来的”，“总的来说是抄得杂乱无章，不像一册有水平的撰述”。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之《盗窃他人撰述》篇，一口气罗列了五件抄袭事件：“高士奇所撰之《春秋地句考略》”，“实为秀水徐善所撰”；“任大椿所撰之《字林考逸》”，“实为归安丁杰所撰”；“秦嘉谟所撰之《辑补世本》”，“实为阳湖洪饴孙所撰”；“马国翰所辑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实为会稽章宗源所编”，“傅洪泽所撰之《行水金鉴》”，“实为休宁戴震所撰，或云归安郑余庆撰”。并直斥五人为“撰述中之盗贼也”。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还有抄袭者贼喊捉贼的。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之《戴震窃书反咎人窃》载，戴东原“晚年云，吾所著书，强半为人窃取”，可这人的“《畿辅水利志》窃之赵氏东潜；《水经注》窃之全氏谢山”。 不知道祖宗们为什么对抄袭那么宽容。上文所述各类抄袭者，大都是些名人，除偶尔有人小声骂骂他们是窃贼外，抄袭既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影响他们到当时与后世之名声。前文所述《世载堂杂忆》载周锡恩抄袭龚自珍文章一事，周不禁满不在乎，朝庭也根本不加理会，他居然还因抄袭被揭露一事对张之洞心怀不满，联合了另外一个抄袭张之洞文章的文抄公，在当时的湖北政坛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把张之洞和揭露他抄袭的人弄得十分狼狈。《世载堂杂忆》之《剿袭老文章酿成大参案》篇，分四节对这一风波进行了详细介绍。大约是讲一个叫徐致和的人，进京会试所作之文，三分之二抄自张之洞以前会试中解元的文章；而周某“由翰林告假回籍”，张“重其学问文章”，“游燕”“必为上客”，光绪十五年张五十五岁寿辰，周受众人所托写了一篇“祝文”，张很欣赏，结果张的属员赵某查出周文有三分之二抄自龚自珍文集里的一篇文章，张很生气，认为周某“欺我不读书”，于是便疏远了周，对赵“宠任有加”；周销假回京后，与在京为官的徐密谋，参张“任意妄为”、“宠任宵小（即赵）”，朝廷便派了人去查，结果是张没事，赵“革职永不述用”。两个文抄公官照当，寻衅报复揭露抄袭者和被抄袭者，反而占了便宜。 万万想不到的是，抄袭这种龌龊行为，居然也不是一无是处。宋金盈之的《新编醉翁谈录》虽然连抄袭的水平都不高，校点者说：“其中所抄之书如《京城风俗记》等早已失传，亏得此书抄了进去，还可以让人看到北宋时汴京的风俗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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