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小史的学科范围，不是植物学，而是文学。

　　本文讨论中国文学史上红豆意象发生发展的主要脉络，重点是红豆意象的历次新变。
　　
　　一． 红豆意象的本义：相思

　　唐王维《相思》：

　　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1

　　红豆是南国相思树的果实。中国早期传说中的相思树，本来并不是指生于南国的红豆树。唐佚名编《文选集注》卷九晋左太冲（思）《吴都赋》“相思之树”，集注引《文选钞》引三国魏曹丕《列异传》：“韩凭夫妻死，作梓，号曰相思树。”2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战国宋国韩凭夫妻徇情而死，两冢相望，“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3《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相思木》引梁任昉《述异记》：“战国时，卫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4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列异传》、《搜神记》、《述异记》所记载的相思树故事传说，其背景为先秦时期，因此是相思树的早期传说。其内容为爱情超越于相思之人双方之间的阻隔之上，超越于生死之上。早期传说中的相思树，是生于北方的梓树或其它树木。

　　东汉以后写实性文献记载的相思树，逐渐专指生于南国的红豆树。《文选集注》卷九晋左太冲《吴都赋》“楠榴之木，相思之树”，集注引唐李善注引晋刘逵注引东汉刘成国［熙］曰：“相思，大树也，其材理坚强，邪斫之则有文，亦可作器。其实赤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5东冶即今福建福州，“相思之树”即红豆树，“其实赤如珊瑚”，指红豆子色如红珊瑚。刘熙是汉末著名学者，曾久居交州（治广信即今广西梧州，后移治番禺即今广东广州），自熟知南国的红豆树。刘熙此段文字是现存记载红豆树的最早文献。由此可见，早在汉末以前，红豆树已经得名“相思树”。

　　刘宋江淹《草木颂十五首并序》第二首《相思》：“竦枝碧涧，卧根石林。日月断色，雾雨恒阴。绿秀八照，丹实四临。”《草木颂序》自述作于“守职闽中”。6相思树的“丹实”，即红豆子。东汉以后文献中的相思树，逐渐专指生于南国的红豆树。只是未写出红豆二字。

　　南国红豆树何以得名相思树？《文选集注》卷九左思《吴都赋》“相思之树”，集注引《文选钞》：“《南越志》云：翔凤山多相思树。《列异传》：韩凭夫妻死，作梓，号曰相思树。”7刘宋沈怀远《南越志》所载相思树显然是南国红豆树8。而魏曹丕《列异传》所述韩凭夫妻故事中的相思树，则是北方梓树。《文选钞》引录《列异传》所载韩凭夫妻死后化作相思树故事，以牵合注释南国相思树，可见《文选钞》作者当知道南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是由于某种爱情故事传说，而未得其详，故辗转引录故事情节相似的韩凭夫妻相思树传说作为参考。《文选钞》的作者，是初唐人9。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五《木部·乔木类·相思子·释名》“红豆”条引北宋李颀《古今诗话》：“相思子圆而红。故老言：昔有人殁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10《古今诗话》是现存记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的最早文献。原书已佚，此条文字幸赖《本草纲目》得以保存11。

　　按《古今诗话》多载唐宋诗本事，此条内容为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可知此条实为红豆诗条。唐宋红豆诗，第一数王维，可知《古今诗话》此条当为王维红豆诗条。按《本草纲目凡例》：“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12故《本草纲目·相思子·释名》“红豆”条只引出《古今诗话》所载相思树得名的传说即可，而略去其所述王维红豆诗。

　　《古今诗话》所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故事传说，其内容亦为爱情超越于相思双方之间的阻隔之上，超越于生死之上。这一故事中的相思树是生于南国的红豆树，可知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故事传说产生于南国13。参证左思《吴都赋》“相思之树”晋刘逵注引东汉刘熙语，可知这一故事传说产生于东汉末以前。

　　《古今诗话》红豆诗条所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实际表明盛唐王维红豆诗出现以前这一故事已经流传于世。

　　晚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相思子》条：“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邪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稨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李善云其实赤如珊瑚是也。”14可见晚唐以前，红豆又名相思子，已经家喻户晓。《古今诗话》所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当亦流传已久，家喻户晓。

　　南国相思树故事与北方相思树故事的相同点，是相思树得名于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不同点是南国相思树专指红豆树，北方相思树并无专指树种。唐代以后文献中的相思树，基本上已专指南国红豆树，并写出红豆二字。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相思一词，多指爱情，亦可指友情及兄弟之情。指爱情，如汉乐府《有所思》：“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古诗十九首》第十七首：“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秋歌》第十一首：“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长相思》：“长相思，久离别，美人之远如雨绝”，以及李白《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指友情及兄弟之情，如曹植《赠白马王彪》第四首：“踟躇亦何留，相思无终极”，陶渊明《移居》第二首：“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南北朝以后，相思主要指爱情。相思与爱情不尽相同，相思是男女双方被阻隔时的爱情。

　　红豆入诗，始于王维《相思》。王维诗中的相思，是指爱情，还是泛指爱情及友情，其诗简短含蓄，或有不同理解。根据王维以前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已经流传于世，以及用王维诗红豆相思之典故的唐代诗词如敦煌曲子词《竹枝子》、温庭筠《南歌子》、韩偓《玉合》等（见下文），其中相思例指爱情，可知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为王维《相思》诗所汲取，王维诗中的相思是指爱情。

　　在王维诗，红豆象征相思、爱情。这是红豆意象的本义。红豆的形象，红艳艳、亮晶晶，红豆的性格，热烈、温润、玲珑、精致、坚贞，也确实是爱情的绝妙象征。诗中“此物最相思”之句，意味着红豆象征相思、爱情，已经是盛唐人普遍的默契。

　　在中国诗歌史上，从王维起，红豆与相思结下了不解之缘。唐敦煌曲子词《云谣集杂曲子·竹枝子》第二首：“口含红豆相思语，几度遥相许。”15中晚唐民间歌词也写出红豆相思，可见在中晚唐，王维红豆诗已经家喻户晓。

　　红豆的象征内涵，在王维以后的唐诗宋词中获得显著发展。

　　唐五代诗词写红豆相思，如温庭筠《南歌子词二首》第二首：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16

　　韩偓《玉合》：

　　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着长相忆。17

　　牛希济《生查子》（新月曲如眉）：

　　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18

　　宋词写红豆相思，如晏几道《浣溪沙》（已拆秋千不奈闲）：

　　绿窗红豆忆前欢。19

　　黄庭坚《点绛唇》（罗带双垂）：

　　半妆红豆，各自相思瘦。20

　　刘过《江城子》（海棠风韵玉梅春）：

　　万斛相思红豆子，凭寄与个中人。21

　　赵崇嶓《归朝欢》：

　　交枝红豆雨中看，为君滴尽相思血。22

　　王沂孙《三姝媚·樱桃》：

　　几度相思，红豆都销，碧丝空袅。23

　　比较王维诗与其后的唐诗宋词，红豆意象同是象征相思、爱情，但是王维以后唐诗宋词中的红豆相思，往往写出了相思双方之间的被阻隔。这一特点，在王维诗中只是潜在地涵有，而在王维以后的唐宋诗词中，则获得显性化表现。

　　在唐诗宋词中，红豆相思的常例，是红豆象征爱情超越于相思双方之间的阻隔之上。红豆相思的典型，则是红豆象征爱情超越于生死之上。红豆相思的典型品格，其实更为符合《古今诗话》所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原型。赵崇嶓《归朝欢》“交枝红豆雨中看，为君滴尽相思血”，能写出红豆相思的典型品格。

　　红豆相思从唐宋诗词一直绵延到清诗、近现代诗。红豆相思亦深入到元曲、明清民歌、小说，如元高明《商调·黄莺儿》：“几番血泪见红豆，相思未休”，清华广生辑《白雪遗音》卷二《马头调·止不住的》：“止不住的相思血泪如红豆”，《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宝玉唱：“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花月痕》中甚至有以红豆为名的人物。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些红豆意象，大多数未离开红豆相思的本义。
　　
　　二．红豆意象的第二层意义：

　　唐朝人的故国之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豆的第二象征意义是故国之思。红豆意象象征意义从男女相思到故国之思的这一转变，发生于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发展于明末清初时期。红豆意象的第二象征意义，包含唐朝人的故国之思，明遗民的故国之思。

　　就在王维作《相思》诗之后不久，红豆意象象征意义的发展演变，超越了红豆相思的本义。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鴈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24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龟年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唱“红豆生南国”，“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在这个故事中，红豆象征唐朝人的故君之思、故国之思。这是红豆意象的第二层象征意义。

　　乐工李龟年本是唐明皇的梨园弟子25，王维红豆诗作于唐明皇的盛唐时期。这是李龟年唱红豆诗，歌唱者与满座听众联想起明皇与盛唐，为明皇的失位和盛唐的毁灭而惨然的原因之一。

　　红豆热烈、坚贞的品格，红豆所象征的相思、爱情，与故国之思、爱国热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是唱红豆诗而触发起故国之思的原因之二。

　　简言之，相思、爱情，与故国之思、爱国热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是红豆由象征相思演变到象征故国之思的内在依据。李龟年唱“红豆生南国”，“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的历史故事，则使红豆象征故国之思成为典故，从而成为诗歌创作的一宗新资源。

　　杜甫诗歌用红豆意象表现故国之思，亦与李龟年唱红豆诗故事大约同时发生。

　　杜甫《秋兴八首》第八首：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26

　　“红豆”，《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五、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黄希原注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三十作“香稻”；《古逸丛书》影宋本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集注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十二作“红豆”27。

　　按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六、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六著录晚唐诗人庄布《石榴歌》：“鹦鹉啄残红豆颗”28，显然语本杜诗“红豆啄馀鹦鹉粒”，可见早在唐代，杜诗此句即是作“红豆”，或有作“红豆”之异文。

　　无论作“香稻”，或作“红豆”，杜诗此二句，以渼陂风景物产之丰美富饶，象征盛唐之繁荣昌盛，寄予了诗人深挚缠绵的故国之思。

　　作“香稻啄馀鹦鹉粒”，意思自然是好29。作“红豆啄馀鹦鹉粒”，亦未必不佳。涵泳全诗，联系红豆相思之义，及杜甫当时身在荒江萦思故国之背景，则作“红豆”更别具神韵，既描写出渼陂风物之丰美富饶，亦默示出刻骨铭心的故国之思。若以为长安不产红豆，或未闻鹦鹉啄食红豆，因此作“红豆”不合写实，似乎是不必要的顾虑。因为《秋兴八首》的笔法本来就包含想象，并非全是写实。如第五首“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上句是写实，唐代长安大明宫曾改名为蓬莱宫30。下句则是想象，汉代长安建章宫有铜柱承露盘，而唐代长安并无此物，但是借写此物更能写出盛唐气象，故杜诗以想象写出之。至于鹦鹉是否啄食红豆，其实似亦不必顾虑31。晚唐诗人庄布《石榴歌》“鹦鹉啄残红豆颗”，虽是以红豆子喻指石榴子，但亦表明，在唐代，鹦鹉啄食红豆是可以入诗的。杜诗此处异文，各有胜义，不妨两存。

　　杜诗“红豆”意象之本身，虽未必即具有象征故国之思的含义，但是杜诗“红豆”二句所具有的故国之思的含义，则至少使后来红豆象征故国之思获得一份支援意识。

　　至明末清初，钱谦益在其诗歌创作及其杜诗注释中，进一步使杜诗“红豆”意象与李龟年唱“红豆生南国”的历史故事融为一体。

　　晚唐诗僧贯休《将入匡山别芳昼二公二首》第二首：

　　红豆树间滴红雨，恋师不得依师住。32

　　诗中红豆，隐喻自己对芳、昼二公的别后相思，亦有深情。在唐诗中，这可能是红豆相思非指爱情亦非指故国之思的一个特例。尽管未来红豆相思超越爱情本义发展的主要方向并不在象征师弟或师友情谊，但贯休此诗仍值得在此一提。

　　1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页２７３；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二册，第４１０页。
　　2《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金泽文库藏旧钞本影印，２０００年，第一册，第１４１页。
　　《文选钞》所引《列异传》，已见于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鸟部下《鸳鸯》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下册，第１６０４页）。但《类聚》未引出“相思树”三字。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杂传类：“《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旧唐书》卷四十六乙部杂传类：“《列异传》三卷，张华撰。”《新唐书》卷五十九丙部小说家类：“张华《博物志》十卷，又《列异传》一卷。”《隋志》与两《唐志》著录不同，当从《隋志》，以《列异传》为三国魏曹丕撰。无论《列异传》为魏曹丕或西晋张华撰，其所载韩凭夫妻相思树故事，亦早于东晋干宝《搜神记》所载同一故事，当为《搜神记》所资取。
　　3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２页。
　　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八册，第３０９９～３０１０页。
　　5《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九，第一册，第１４０页。
　　按：以日本所藏《文选集注》对勘，中国国内《文选》传世诸本李善注此条脱误甚多，列举如下：
　　第一，《文选集注》李善注此条引晋刘逵注引东汉“刘成国曰”，《文选》国内传世诸本皆脱一“国”字，误作“刘成曰”。
　　《四部丛刊》影宋本《释名》卷首《释名序》题下署：“刘熙字成国撰。”《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许慈传》：“师事刘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同书卷五十三《吴书·程秉传》：“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又《薛综传》：“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经部礼类《大戴礼记》条：“《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撰。”又小学类：“《释名》八卷，刘熙撰。”同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儒家类：“《孟子》七卷，刘熙注。”（以上参考清钱大昕《跋释名》，《四部丛刊》影印本《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由上所述可知，刘熙字成国，汉末著名学者，曾为交州太守，居交州多年，自熟知南国红豆树。《吴都赋》“相思之树”晋刘逵注所援引的“刘成国曰”，刘成国自是指刘熙。《文选》国内传世诸本如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选》卷五，《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皆作“刘成曰”，脱一“国”字，作者之名遂误。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三册，第１０６８页），亦沿其误。
　　第二，刘逵注引刘成国曰：“相思，大树也，其材理坚强，邪斫之则有文，亦可作器。其实赤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文选》国内传世诸本如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其材理坚强”，皆脱“其”字、“强”字；“邪斫之则有文”，皆脱“有”字；“亦可作器”，皆脱“亦”字；“其实赤如珊瑚”，皆脱“赤”字。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亦沿其误。
　　以上脱文，“国”字、“赤”字，至关紧要，真不可脱，幸赖《文选集注》本存其原文。
　　6明胡之骥注，李长路等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卷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按《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载江淹宋时“黜为建安吴兴令”，与《草木颂序》自述“守职闽中”相合，可知《相思颂》作于任吴兴（今福建浦城）令时。
　　7《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九，第一册，第１４１页。
　　8　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杂史类：“《南越志》八卷，沈氏撰。”《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乙部地理类：“《南越志》五卷，沈怀远撰。”《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国史部·地理》类：“（宋）沈怀远为武康令，撰《南越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二册，第１６０１页。）《宋书》卷十九《乐志一》空侯条：“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可知《南越志》为刘宋沈怀远所撰，怀远曾徙广州。
　　9《文选钞》在中国无著录，亦无传世之本，因《文选集注》而部分保存。
　　《文选钞》六十九卷，公孙罗撰，见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８８９～８９７年）著录，清末黎庶昌《古逸丛书》据日本旧钞卷子本景刊。公孙罗为初唐人，与李善同为曹宪弟子，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曹宪传》附《公孙罗传》、《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曹宪传》。
　　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研究》认为《文选钞》并非公孙罗撰，见《文选索引》，李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一册，第１１６～１１７页。参阅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１～６６页，第１４２～１４６页；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一册，第６～７页；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按《文选集注》引录诸注的次序为：李善、《钞》（《文选钞》）、《音决》（《文选音决》）、五臣、陆善经等。李善为初唐人，五臣、陆善经皆唐玄宗开元时期人，可见《文选集注》注例基本上是依时代先后次序引录诸注。《文选集注》引录《文选钞》，在开元时期五臣、陆善经之前，依其注例，《文选钞》之成书年代是在开元时期以前，亦即是在初唐。据傅刚《文选版本研究》所考，“《文选集注》是以李善注为底本，所以它先引李善注，其次是《钞》、《音决》，再次是五臣、陆善经”，“《钞》也许要早于李善”（第１３９页）。
　　要之，无论《文选钞》是否为公孙罗所撰，其作者亦为初唐人。
　　10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五，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三册，第２０５９页。
　　11《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集类：“李颀《古今诗话录》，七十卷。”苏轼有《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诗（《苏轼诗集》，卷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二册，页５２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五《李朱画得坡仙赏识》条：“李颀字粹老，不知何许人，少举进士，当得官，弃去。乌巾裘，为道人，遍历湖湘间。晚乐吴中山水之胜，遂隐于临安大涤洞天。”（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７５页。）《苏轼诗集》卷十一引清查慎行注引此条，误作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
　　可知《古今诗话》为李颀著，李颀为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以上参考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卷之下，《古今诗话》条，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李颀《古今诗话》辑佚（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上册），《宋诗话全编》第二册《李颀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皆未收《本草纲目》所引此条。
　　《本草纲目》卷一《序例·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列有《古今诗话》，《书目》尾注：“已上四百四十家，时珍所引者。”（《本草纲目》，第一册，页４０。）可知《古今诗话》明代尚存。《宋诗话考》谓“此书世无传本”（第１６６页），似欠确。
　　12《本草纲目》，卷首，第一册，第３３页。
　　1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红豆》条：“红豆，本名相思子，其叶如槐，荚如豆子，夏熟，珊瑚色。……又红豆花，形似莲而小，色白，中有红心一缕。王摩诘诗：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按相思子，朱墨相衔，豆大莹色，山村儿女，或以饰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坏。相传有女子望其夫于树下，泪落染树结为子，遂以名树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下册，第６６０～６６１页。）
　　南国人屈大均所记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与李颀《古今诗话》所载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爱情故事传说基本相合，可见此故事原型渊源于并长期流传于南方。
　　同书卷二十五《木语·海南文木》条又记红豆树：“其树多连理枝，故名相思。唐诗：红豆生南国，又曰：此物最相思。”（下册，第６５５页。）
　　红豆树得名相思树的主要原因是爱情故事传说，其次才是树多连理枝。
　　14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据阳山顾氏文房覆宋本排印，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３页。
　　按李匡乂《资暇集》中记晚唐事甚多。复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乙部编年类：“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原注：“昭宗时宗正少卿。”又卷五十九《艺文志三》丙部小说家类：“李匡文《资暇》三卷。”可知李匡乂即李匡文，为唐昭宗时人。
　　15《云谣集杂曲子》，朱孝臧刻《强村丛书》；收入曾昭闵等编《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下册，第８０５页。
　　关于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的年代，参阅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页１６６，第３２９页。
　　16《全唐诗》，卷五百八十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十七册，第６７６４页。
　　17《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三，第二十册，第７８３５页。
　　18《全唐五代词》，上册，第５４７页。
　　19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一册，第２４０页。
　　20《全宋词》，第一册，第４１０页。
　　21《全宋词》，第三册，第２１５２页。
　　22《全宋词》，第四册，第２８３３页。
　　23《全宋词》，第五册，第３３５９页。
　　24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刻本。
　　25《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一》：“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２７页。）
　　26《钱注杜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下册，第５１１页。
　　27杜诗此处异文，本文仅举杜集宋本及宋人注本作“香稻”或“红豆”之异文。至于其作“红饭”或“红稻”，以及元明清诸注本此处异文，请参阅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五《分章集说》，其八，校记，“香稻”条，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１２页。
　　28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第三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卷七，庄布条，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上册，第４１９页。按庄布《石榴歌》，系童氏辑自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其早期出处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则系陈氏补证。
　　29请参阅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五《分章集说》，其八，集解，“香稻”二句条，第３２４～３２５页；以及卷首《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代序）》论“香稻”二句，第４０～４１页。叶先生之解释甚为精湛。
　　30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大明宫条：“龙朔二年，……改名蓬莱宫。”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８页。
　　31《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海南文木》条记红豆：“马食之肥泽，谚曰：‘马食相思，一夕膘肥。马食红豆，腾骧在厩。’”（下册，第６５５页。）可见至少红豆可以饲马。
　　32《全唐诗》，卷八百二十六，第二十三册，第９３３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