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近年来研究取向的影响下，我们一提到明末的社会，马上就联想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多元与解放。但课题一转到十八世纪，我们的焦点却都集中在帝王的专制统治、学术思想的闭锁和文化道德的保守压迫。明清文化似乎在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层。我在《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一文中，从下层文化的角度，证明十八世纪的文化，并不像我们一般所假想的那般冷酷森严。在另外一篇讨论袁枚的文章中，我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中，十八世纪的面貌，也和我们从文字狱、干嘉礼学中所得到的印象截然有别。
 
　　袁枚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十八世纪社会的视野。我们当然可以轻易的假定袁枚的颓废放纵，只是一个偶发的例外，缺乏更广泛的文化史或思想史意涵。但在没有对更多的士大夫生活史作更深入的分析之前，这样的假设，其实和我们过分突出干嘉礼学的社会影响力一样，都缺乏坚实的基础。无法让我们对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有更全面的掌握。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透过个案研究，进一步累积我们对十八世纪士大夫的知识。将对象集中在扬州和郑燮有几个原因：一是盐商的聚集，带来了繁庶的经济生活。根据研究，在明万历年间，数百家的盐商已经造就了扬州「富甲天下」的荣景；清康、雍年间，扬州经济在劫乱之后，再度稳定的成长。康熙、干隆多次南巡扬州，更对城市的风貌带来深刻的改变。袁枚在干隆五十八年(1793)追忆扬州的历史时，曾提到他在四十年前游历城西北的平山堂，一路水道狭隘，「旁少亭台」。但从干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南巡之后，山水、树木、苑落都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猗欤休矣！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

　　第二，盐商的大量进驻，不仅改变了扬州城的外貌，也大大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从戏曲、园林、声色、饮食到绘画、出版、经学，集中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对以经学、礼学着称的扬州来说，多重面貌的同时存在，尤足以显示从干嘉考据或礼学复兴来概括十八世纪文化风貌之不足。

　　第三，郑板桥的多重身分(儒生／文人／艺术家／官员)和生命历程的各种矛盾、纠结(儒／释，田园／仕宦，城／乡，科名／叛道，对商品经济的依赖和批评)，正如同他所身处的盛世扬州一样，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十八世纪的新鲜视野。

　　生平梗概

　　自号板桥的郑燮，康熙三十二年(1693)生在扬州府兴化县的书香世家。曾祖父作过庠生，祖父是儒官，父亲则是品学兼优的廪生，以授徒为生。三世儒生的背景，固足以说明板桥的出生纯正，却不能保证他衣食无忧。事实上，贫穷可以说是板桥前半生最刻骨铭心的经验。康熙六十一年(1722)，板桥的父亲立庵公过世。年已三十，并育有二女一子的郑板桥，在一组回忆平生的诗作中，就不断提到自己的贫寒和落魄：「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扬州画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却落到绝薪并被逼债的地步，令人不胜唏嘘。

　　虽然学书不成，又落到出卖父亲遗书的地步，但世代业儒的板桥，也只能效法父亲的榜样，授徒为生。在村塾授课，也许能一济贫乏，却绝无法满足他的鸿鹄之志。到此为止的顿挫，也使得出生儒者家庭的郑燮，对人生有更多的质疑：「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板桥集中的强烈佛教色彩和他的狂放性格，显然和前半生的贫穷、落魄生涯，有直接的关系。
 
　　雍正元年(1723)，板桥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姿态，展开了十年卖画扬州的生涯。这个时候的扬州，虽然还没有达到袁枚所形容的那种漪欤盛哉的程度，也已经是巨商云集的江南重镇。但对郑燮这个功名未就的寒士来说，城市生活的繁华靡丽，却更反衬出自身处境的凄凉。透过他的冷眼，我们总是在热闹繁华的场景中，感觉到落魄文人的伤感。

　　雍正十年(1732)，四十岁的郑燮考中举人，在漫长而正规的读书仕进之途上，有了初步的斩获。四年之后，通过殿试，人生顿然光明起来。为了庆贺自己考中进士，他特别画了一幅《秋葵石图》，并题诗道：「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相对于卖画扬州时不合时宜的竹柏，板桥用俗丽的牡丹芍药描述功成名就时的喜悦，让人在孤高狂放之外，看到他正统、世俗的儒生面相。
 
　　高中进士后，郑板桥并未立即谋得官职，只好返回扬州。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籍籍无名的贫困画师，而一迈成为扬州上层士绅圈中的一员。从文集中写给尹会一、卢见曾等人的诗作，我们不难推想他在此时扬州文化界的位阶。

　　经过六、七年的等待，板桥终于如愿谋取到一官半职。从1742到1753年间，他先后出任河南范县和山东潍县的县令，最后因为赈济灾民的问题，忤逆大吏而罢官。板桥为官虽然清廉勤政，夙有声名，不过还是累积了一定的财产，大大改善了窘迫的经济状况。1753年致仕退休后，一直到1765年过世为止，他重操旧业，靠着在扬州卖画为生。

　　儒佛之际

　　作为干嘉考据学重要分支的扬州学派，虽然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才发展成熟，但在郑燮的后半生，扬州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已经开始渐渐崭露头角。像是以礼学研究名家的任大椿(1738-1789)，在1760年(干隆二十五年)就已经受到戴震的赞赏。汪中(1744-1794)、王念孙(1744-1832)在郑燮生前，虽然都还没有真正从事经学研究，却已经是相当有名气的儒生。

　　也许因为郑燮在世时，扬州的经学研究尚未蔚为风气，也许因为他的性情和经学研究不相契合，我们在郑板桥身上并嗅不出经学家或礼学家的气息。不过这却不意谓着以放狂着称于世的郑板桥，摆脱了儒家价值观的束縳。事实上，从他的出生、教育、仕宦到生计，都充满了典型的士大夫的色彩。这和他留给后世最深刻印象的文人艺术家的形象，显然有极大的差异。

　　板桥的儒生认同，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儒家经典的重视。1728年，他还没有中举之前，曾经在兴化天宁寺读书，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亲自手钞一部。雍正十三年(1735)，中进士的前一年，在写给弟弟的一封家书中，他特别强调传统经典文献在人生中的效用，其中儒家典籍就占了主要的位置：「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文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

　　这种对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的认同，在中年踏入仕途之后，透过实际的作为，而得到施展。这个时候，文人艺术家的角色，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干隆十三、四年间，板桥任官潍县时，第二次刊刻自己的诗作。在序言里，他对自己骚人墨客的角色，采取了一种道貌岸然的贬抑姿态：

　　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民生之计，三百篇之旨哉！屡欲烧去，平生吟弄，不忍弃之。

　　「不忍弃之」的说辞，固然显示板桥并未否定自己的文人角色。但「文章经世」、「社稷民生」的传统儒生价值观，显然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这种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同，在《骨董》一诗中，有更强烈的显现。在这首两百多字的长诗中，郑板桥对当时流行的搜集骨董的现象，备极嘲讽。为了表示自己的超凡脱俗，他用对儒家经典传统的珍视，来表达对流风俗尚的鄙视：

　　我有大古器，世人苦不知。伏羲画八卦，文周孔系辞。洛书着《洪范》，夏禹传商箕。《东山》《七日》篇，班驳何陆离。

　　作为一个以书画作品着称于后世的艺术家，郑板桥不好骨董好经书的价值取向，相当程度说明了他的复杂面貌。这样的面貌又因为他和佛教的密切关连，而益发引人注目。虽然他对儒家的基本价值有强烈的认同，但对当时一些排佛的言论却又大不以为然。在寄给四弟的一封家书中，他先是对历史上的排佛之举感到不平，接着又以一种嘻笑怒骂的口吻，用和尚、秀才各打五十大板的策略，辗转为对僧人的各项指控加以开脱：
 
　　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焚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

　　「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

　　郑燮写这封家书的背景为何，是针对历史上宋明儒的排佛言论，或他所身处的十八世纪的儒生议论而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意欲为僧人辩解的意味却很明显。而他之所以特意为僧人开脱，又和他与和尚的密切交往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这封为和尚辩解的家书，不仅是寄给自己的弟弟，还送了一份给无方和尚。

　　雍正二年，板桥三十二岁时，在江西庐山认识了无方和尚。干隆十年，板桥赴京参加会试，和无方和尚再度相逢，特别写了两首诗送给无方。无方并不是板桥赠诗的唯一僧人。在板桥集中所载的二百多首诗作中，有近三十首都是以和尚或寺庙为对象。题赠的对象除了无方上人外，还有博也上人、松风上人、弘量山人、巨潭上人、起林上人、青崖和尚等。从这些诗作在板桥集中所占的份量，以及他与这些遍布各地的僧侣的交往，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提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主张。

　　士大夫和和尚、道士维持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原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郑燮以各不相干来调和儒释二家的说法，也不像主张三教合一的思想家那样，有任何理论上的建树。但他在价值观上服膺儒家思想，在生活实践层次上，和寺院、僧侣密切结合的作法，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处理明清上层文化思想时，将注意力只集中在儒家主导性上的缺失。这种缺失在将十八世纪简单地等同于干嘉考据、礼学复兴或道德保守力量抬头等诠释中，格外显得刺目。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对十八世纪的描绘从思想、学术扩及到文化、生活史的细节，郑板桥和扬州僧人、禅寺的交往，又为本文开头所强调的扬州文化的丰富面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脚。在本文的开头，我特别提到以扬州为研究课题的主因之一，在于这个城市的丰富生活，让我们能跳脱狭隘的思想、学术视野，用鲜活的例证，切入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而在扬州多彩多姿的城市生活中，盐商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文人、艺术家、妓女、工匠、小贩和僧人的参与，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僧人、寺庙，让扬州的文人和城市文化，凭添了许多脱俗雅致的风味。

　　根据记载，扬州人不分贵贱，都喜欢戴花，逛花市因此成为扬州人生活中重要的活动。而新城外禅智寺就是扬州花市的起源地。在花市之外，青莲斋的茶叶也非常有名。青莲斋座落在天宁街西边，寺里的和尚在六安山拥有一片茶田。春夏入山，秋冬则移居扬州城。所生产的茶叶，有很好的销路：「东城游人，皆于此买茶供一日之用。」郑板桥特地为此题了一幅对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跳脱尘世的僧人和名士一样，为庸俗的商业城市注入一份从容幽雅的闲情逸致。

　　在板桥诗集中提到的许多和尚中，和扬州有直接渊源的是文思和尚。干隆初，郑板桥在北京探访老友图牧山，提到江南友人对他的怀念。图牧山是一位满洲官员，善书画，移居北京后，就和江南的文化圈失去联系。板桥因此鼓励他多利用书画来慰解江南友人的悬念，其中特别提到文思：「江南渺音耗，不知君尚存。愿书千万幅，相与寄南辕。」「扬州老僧文思最念君，一纸寄之胜千镒。」

　　短短几句诗文中，我们已经隐约体会到和尚和士大夫、艺术家的深厚交谊。进一步考察，我们知道文思不仅和图牧山有深厚的交情，实际上还是当时扬州上层社会社交圈的中心人物之一：「文思字熙甫，工诗，善识人，有鉴虚、惠明之风。一时乡贤寓公皆与之友。」「乡贤寓公」纷纷和文思和尚订交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文思工诗文，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一方面大概也因为他擅长作一些美食，来满足士大夫挑剔的口腹之欲：「(文思)又善为豆腐羹、甜浆粥，至今效其法者，谓之『文思豆腐』。」十八世纪士绅官僚对饮食的考究，从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可见一斑。任何士绅官僚独沽一味的秘方，一旦经过品题，就像诗文一样，在士大夫的交游网络中传布开来。文思的豆腐羹和袁枚食单中传颂的许多名家美馔一样，都是驰名的精致美味，唯一不同的只是出自禅师之手。

　　对郑板桥来说，和文思的交往，除了诗文、豆腐之外，还有一层更切身的因缘，那就是文思住的枝上村，正是板桥出仕前读书寄居的所在。在《李氏小园》一诗中，板桥对寄居庭园的雅致，物质生活的贫乏、困窘以及母子兄弟间的至情，有哀感动人的描述。

　　板桥在《怀扬州旧居》一诗标题下，注明「即李氏小园，卖花翁汪髯所筑。」清楚指出李氏小园就是他在扬州的旧居。这个院落在东晋时原是谢安作扬州刺史时的宅邸，后来谢安舍宅为寺，成为天宁寺的基址所在，谢安又另外在寺西杏园内枝上村建立别墅，所以板桥在诗中说「谢傅青山为院落」。枝上村既名为村，显然是一个不小的院落。除了文思和尚的禅房正好建在谢安原来的别墅外，其他地点分别卖给不同的人作不同的用途。

　　板桥所住的李氏小园也在枝上村中，这个院落在干隆初年被汪髯买下来种花。板桥因为和文思和尚同住在天宁寺西边的枝上村，得地利之便，和文思等僧侣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种在寺院紧邻院落中居住，和寺僧建立友善关系的经验，让郑板桥在儒生的认同外，又极力为佛教和僧侣辩护。这一点是和那些坚持儒家本位的理学家不同之处。但在十八世纪的士大夫中，到底有多少人采取辟佛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郑燮在扬州僧寺的经验，反而为我们观察士大夫的生活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架构。

　　对城市的回忆

　　十八世纪的扬州留给后人最强烈的印象，当然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板桥的一些诗作，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他所身处的这个城市的光影温热。但更多时候，他是用一种落魄的、文人的眼光，冷冷地看待这些不属于他的尘世的繁华。像是一个疏离的旁观者一样，郑板桥让我们在商人营造的迷离幻境外，看到不第文人的困顿和文化历史的伤感。不论是对困阨生活的写实性描述，或对城市景物的历史想像，郑板桥的文人观点，都让我们在李斗全景式的生活图像，和盐商炫人耳目的消费文化之外，找到另外一种想像城市的方式。加在一起，这些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更繁盛和诱人的城市风貌。

　　(一)落魄江湖载酒行

　　郑燮在一首题为《落拓》小诗中，直指本心地勾勒出文人生活的要素：「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虽然背景和人物都显得模糊，但按诸板桥的诗集，却无疑是他个人及所来往的文人群落的写照。

　　虽然穷困得必需在寺庙里乞食读书，郑燮却不曾放弃扬州所提供的声色之娱。雍正十年，他第一次走访西湖，在无限的美景之中，不禁追忆起扬州轻狂的岁月：

　　十年梦破江都，奈梦里繁华费扫除。更红楼夜宴，千条绛蜡；彩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台高歌，狂来痛哭，我辈多情有是夫。

　　从意象上看起来，这些文句有着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喟，但更可能是板桥十年落魄扬州的实际感受。对抑郁不得志的画家和声气相求的「我辈」友人来说，在妓院中高歌、狂饮、痛哭，大概是他们对城市记忆中最鲜明的一幕，即使「梦破江都」，他们还不能扫除对扬州繁华景象的深刻印象。

　　酒榭歌台固然让人留连忘返，但更多时候，郑燮的扬州回忆其实是充满了哀愁和田园风味。对落脚地李氏小园的记叙，就充分反映了盛世儒生的苦况：「小园十亩宽，落落数间屋。……闭户养老母，拮据市梁肉。次儿拾柴薪，烟飘豆架青，香透疏篱竹。贫家滋味薄，得此当鼎鋉。弟兄何所餐，宵来母剩粥。」虽然贫穷，但为了供养老母，无论如何也要拼凑出一些钱买肉。而肉肴固然美味，却只能用来孝敬母亲，弟兄们则落得夜食「母剩粥」的地步。

　　小园的生活，固然贫病交加，但出生在兴化乡下的郑板桥，倒颇能领略小园的田园风味，并尽量在生活中添加一些文人的情趣：
 
　　兄起扫黄叶，弟起烹秋茶。明星犹在树，烂烂天东霞。杯用宣德瓷，壶用宜兴砂。器物非金玉，品泽自生华。虫游满院落，露浓败蒂瓜。秋花发冷艷，点缀枯篱笆。闭户成羲皇，古意何其赊。

　　黄叶、秋茶和「品泽自生华」的器物，让幽静的天宁寺院落，在喧嚣的城市生活外，自成洞天。

　　板桥在考上进士未仕之前，经济状况并没有太多改善，但社会地位却大大提高，结交了一些封疆大吏。这段期间，他接受了尹会一的赠衣，好整以暇地享受了一次扬州明媚的春光。诗的前两行呈现的仍是寄留僧寺的落魄光景：「落拓扬州一敝裘，绿扬萧寺几淹留。」但摇身一变，却成为漫步堤上的名士：

　　忽惊雾縠来相赠，便剪春衫好出游。花下莫教沾露滴，灯前还拟覆香篝。兴来小步隋堤上，满袖春风散旅愁。

　　郑燮的城市心情，至此渐渐显出愉悦的色调。但在晚年甜美的回忆之前，板桥未仕前对扬州的记叙，多半都还充满了中年人的哀愁。而这种困顿的哀愁，又不仅是他个人的经验，还扩及到他交游、往来的文人官僚圈。这些人或是具有艺术家豪放不羁的个性，或是失意仕途，转而寄情于诗文书画。透过郑板桥的记载，我们看到了一类和盐商巨富不同的生活型态。

　　潘桐冈善于刻竹，住在扬州时，和板桥时有往还，同样穷困潦倒：

　　萧萧落落自千古，先生信是人中仙。天公曲意来缚絷，困倒扬州如束湿，空将花鸟媚屠沽，独遣愁磨陷英持。志亦不能有之抑，气亦不能为之塞。十千沽酒醉平山，便拉欧苏共歌泣。

　　潘桐冈虽然志气不为穷困所抑塞，但只能用花鸟技艺取媚世俗的生涯，对无法摆脱士大夫认同的读书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挫败。这个时候，欧阳修所营建、苏轼曾晏饮其中的平山堂，就成为遣悲怀的最佳处所。

　　痛饮、同哭，几乎成为这些落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共通语言：「淮南又遇张公子，酒满青衫日已曛。携手玉勾斜畔去，西风同哭窈娘坟。」张蕉衫是一个贫穷工诗的耿介文人，玉沟斜位于扬州西北，是隋炀帝埋葬宫人的所在。酒满青衫、日暮哭坟，让文人笔下的盛世扬州沾满了愁苦的气息。

　　即使贵为盐官的卢见曾，一旦贬谪罢官，旧日的风华也变得落寞起来：「楼头古瓦疏桐雨，墙外清歌画舫灯，历尽悲欢并喧寂，心丝裊入碧云层。」

　　(二)历史与文化之旅

　　十八世纪的扬州固然因为盐商而兴旺，但在郑板桥的诗文中，最能撩动起我们想像的，不是商人所带来的热闹市景和蓬勃的生机，而是千年古城所历经的朝代兴亡和历史沧桑。这种沧桑、兴亡之感，瀰漫在对扬州景物和文化活动的描述上。

　　在一首关于扬州四季景物的长诗中，板桥先是以一种温暖和煦的笔调，将我们带到宛若江南般的初春烟雨之中：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
 
　　「养女先教曲」、「栽花算种田」的描写，让我们想到扬州鼎盛的风月、声色之娱，和扬州人爱花的习俗。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板桥对扬州春光的介绍，其实和一般江南城镇无异。但接下来的萧索秋色，却充满了历史的伤感:

　　西风又到洗妆楼，衰草连天落日愁。瓦砾数堆樵唱晚，凉云几片燕惊秋。繁华一刻人偏恋，呜咽千年水不流。借问累累荒冢畔，几人耕出玉搔头？

　　当人们都还贪恋着繁华一梦的时候，饱读诗书的骚人墨客，却不断藉着呜咽、荒冢的意象，提醒着人们古城特有的沧桑。而当时序来到寒冬，作者对于今昔、荣枯、贫富的落差，就有更强烈的感触：
 
　　江上澄鲜秋水新，邗沟几日雪迷津。千年战伐百余次，一岁变更何限人。尽把黄金通显要，惟余白眼到清贫。可怜道上飢寒子，昨日华堂卧锦茵。

　　不论是出自对历史的了解，或个人困阨经历的反射，郑板桥似乎随时等待着在盛世中看到幻灭。

　　同样的主题，在《广陵曲》中又再度响起：「隋皇只爱江都死，袁娘泪断红珠子。玉沟斜上化为烟，散入东风艷桃李。」在这首吊古伤亡的作品中，唯一没有变化的，大概就是扬州富人日夜颠倒的生活方式：「长夜欢娱日出眠，扬州自古无清昼。」

　　扬州城西北蜀冈大明寺的平山堂，是扬州重要的文化地标，和红桥一样，是文人雅集的所在，并为诗词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但在郑板桥笔下，即使是这样一个宴饮欢愉的场合，也摆脱不了历史暗影的纠缠。

　　诗的开始，还点缀着一幅悠游风流的景致：「闲云拍拍水悠悠，树绕春城燕绕楼。卖画烟花消尽恨，风流无奈是扬州。」但一进入晏集的所在，我们就慢慢领略到文人特有的感伤：「江上落花三千里，令人愁杀冷胭脂。」当豪迈的主人用典当的春衫换来的金尊笑谈告一段落时，鬼魅一般的隋宫冷墓又浮出地表：「野花红艷美人魂，吐出荒山冷墓门。多少隋家旧宫怨，珮环声在夕阳村。」

　　梅尔冯在讨论扬州的旅游历史时，提到清初的士绅官僚，不断地在诗文创作和城市景观建设中，诉诸扬州的历史文化，从欧阳修、苏轼和隋炀帝的遗迹中，重建新的扬州认同，可以说是一个确当的论断。不过放在郑板桥身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藉用文化历史来重建城市记忆的过程中，即使同为文人，因为个人经历的差异，在选择历史资源时，也会有不同的偏好。以郑板桥而论，就对隋朝的宫人坟墓，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即使在平山堂宴集的场合，他的重点也没有放在欧阳修、苏轼所开启的这个文化传承上，而只看到一片荒芜、死寂和败坏。在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是和对历史及城市的回忆紧密纠结在一起。

　　(三)美好的日子

　　出仕前靠卖画为生的经验，让板桥的扬州印象呈现消极、悲伤的色彩。但是考中进士后，对家乡的怀念，就变得温馨起来：「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偶因烦热便思家，千里江南道路赊。门外绿扬三千顷，西风吹满白莲花。」等到在北方作官，对案牍劳形的生活感到厌倦后，扬州空灵的景色，就格外显得亲切诱人：「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红鲜冷淡不成圆，樱桃颗。」

　　但是板桥对扬州最美好的回忆，还是罢官归来后，重新以士绅名流的身分加入扬州的社交圈，参与盛极一时的红桥修褉的场景。由卢见曾在干隆二十二年(1757)主持的这次红桥修褉，规模盛大，参与者多达七千余人。包括戴震、惠栋等知名的考据学派领袖都是座上宾客。郑板桥为了这次扬州文化史上空前的盛举，一共写了八首诗应和卢见曾。

　　这次的修褉，根据传统在初春三月的瘦西湖畔举行。在板桥的笔下，红桥水岸好像秦淮河畔一样，尽是旖旎的江南景色：「一线莎堤一叶舟，柳浓莺脆恣淹留。雨晴芍药弥江县，水长秦淮似蒋州。」

　　修褉之日，天色初明，已经有词客不远千里而至。湖上的游船传出歌声，街道上也被来往的骏马、香车点缀得光彩如画：
 
　　草头初日露华明，已有游船歌板声。词客关河千里至，使君风度百年清。青山骏马旌旗队，翠袖香车绣画城。十二红楼都倚醉，夜归疑听景阳更。

　　在这个「广陵三日放轻舟」的文化飨宴中，原本衰败、倾颓的扬州古城，在郑燮笔下得到新生：「别港朱桥面面通，画船西去又还东。曲而又曲邗沟水，温且微温上已风」的诗句，显示一个几经周折的城市文人，在长期的抑郁徬徨之后，终于能以一种宽阔、明朗的心情，去体会城市生活的无限洞天。

　　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