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实际情况，阐释当前流行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局限性，认为“国学”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而应当将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将海外华人华文文化的研究，将中国当代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都包括在“国学”研究的范围之中，从而提出了“新国学”这一学术概念。
 
【关键词】 国学 新国学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新国学”是我新近想到的一个学术概念。我在《新国学论纲》中就曾经着重地指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①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国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与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体验有着直接关系的。在这里，我重点谈一谈“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存在与发展，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论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怎样分期，它的上限和下限定在哪一个特定的年代，但有一点则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暨新文学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式诞生，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以现代白话文为主要语言载体的文学，并且是以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现代戏剧为主要体裁构成的新的文学格局。它曾受到西方文学的显著影响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之后，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的评论和研究就开始了，但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大陆形成。它是以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包括其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产物。

　　严格说来，“国学”这个概念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产物，但它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是在“五四”新文化尚未产生之时先期进入中国文化的。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但那时的“中学”，不论是在复古派官僚那里，还是在洋务派官僚那里，指的仅仅是在当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并且是被宋明理学家系统改造过、顺从了异族政治统治的有清一代官僚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运用的伦理道德系统，而现代科技则被划归西方文化并且作为对西方文化全部内容的理解和运用。严格说来，那时的“中学”和“西学”之争，更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争论的是在面临具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情况下清王朝采取何种政治策略的问题，其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具体翻译出来，只不过是维持清王朝固有的政治统治秩序，为此目的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增强国力，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国学”则是一个学术概念。在章太炎主持《民报》编务期间，就已经提出“国学”这个概念，这使他与当时同盟会的大多数革命者有了一个严格的区别：他不但重视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同时也高度重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力图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掘出中华民族现代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正是在这一意向的推动下，他首先突破了宋明理学的排他性文化框架，将自己的文化意识从固有的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化视为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倾向构成的一个文化整体。辛亥革命之后，他退出政治舞台，主要从事“国学”的研究和倡导，举办各种形式的“国学”讲习活动，使“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学术界扎下根来。他的“国学”，简略说来，就是与西方固有学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固有学术，它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语言学三个主要部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又包括儒、释、道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实际上，他的“国学”就是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总称。

　　章太炎是反对“五四”白话文革新的，他的文化观念也主要是在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戏剧、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俗文化传统，并不在他的“国学”范围之内，所以，他的“国学”又常常与“国粹”混淆在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又用“国故学”这个概念对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做了修正，将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金文、甲骨文研究等等，都补充到“国学”这个概念当中来，也不再辅以固定的价值评价，严格区分了“国学”与“国粹”的界限，从而使“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总称，但它仍然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20、30年代，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不再使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这时正式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也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不发生任何关系。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艺理论、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成为中国高等学校文学教育的主要课程，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主要学科。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都是一个结构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都是在这个结构整体中存在和发展的，既可能受到这个结构整体的激发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也可能受到这个结构整体的束缚而失去继续发展的契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其中的某些方面保持着发展的势头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处于停顿乃至萎缩的状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这个整体格局中运转和变化的，而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又是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化大格局中运转和变化的。

　　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个民族国家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建构起来的。它的政治形态不同于现代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结束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历史局面和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的动乱格局，给中华民族在和平条件下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它的初期阶段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总体格局重构的历史时期。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不但是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文化总体格局重构的核心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正式形成，实际也是重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的产物，是这个重构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不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得以顺利产生，而且保证了它的初期阶段相对顺利的发展。直到1957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在整体上都处于生成和发展的阶段。相对完整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展开，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得到相对顺利发展的主要标志。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以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的重构中得以产生并获得了相对顺利的发展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质：在中国现代史上，它是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同时发展起来的两种形态的平民知识分子文化，并且经常发生大面积的重合和多种形式的交叉，它们同属弱势的知识分子群体。“五四”新文化革命在政治上不是一场由“上”而“下”、在文化上不是一场由“俗”向“雅”的文化革命运动，而是由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平民知识分子首先倡导和发动起来的，是将文化从单纯的政治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更广泛社会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白话文革新是用一种平民化语言代替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高雅的文言语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革命得到中国社会的承认之后，以现代小说、现代诗歌为主体的现代文学文体仍然只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文体形式，其读者也主要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它们已经不是以诗文取士时代的诗与文。以现代小说家闻名于世的鲁迅由政治官僚到学院教授再到亭子间作家的转变，鲜明地表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并没有多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上层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并不把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视为值得重视和尊重的对象。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政治革命也是由这样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也曾在湖南对在北京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直接的呼应，周恩来曾是南国剧社的成员，瞿秋白、张闻天、冯雪峰等既是青年作家同时也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其他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也大都与“五四”新文学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30年代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更是现代文学和现代政治革命联姻的产物。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政治革命的“革命性”和现代文学的“批判性”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发挥的都是改造现实社会及其思想意识的作用，“启蒙”和“救亡”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这个新的政权中所占有的位置要远远大于中国现代学院教授们所占有的位置，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丁玲等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在新的国家政权中都拥有了相当可观的文化权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是与这种文化权力的支持分不开的。与此同时，包括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冰心、艾青这些著名现代文学作家在内的大多数现代作家，以及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冯至这样一些有着杰出文学成就的学院教授在内的学院文学家，由于他们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大都没有被组织进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系，所以政权的变动没有影响到他们入史的资格。这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大陆，就有了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能。虽然它还不可能是十分完整的和精确的，但到底具备了作为文学史的整体规模。这与台湾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格局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当时社会的无权地位和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性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大陆政权而放弃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台湾被列为禁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然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港澳地区的民族文化在整体上不能不受到宗主国文化的压抑，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文学更不可能得到独自的超升。
 
　　 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在中国大陆产生并得到相对顺利发展的前提，但也是后来遇到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说过：“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②鲁迅在这里区分了“革命”和“政治”两个不同的概念，他把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受到现实政权的压迫、需要改变现状的“政治革命”称为“革命”，而将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必须维护现实政权的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革命”称为“政治”，并认为“文艺”与“革命”在不满于现状的方向上是“同一”的，而“文艺”与“政治”则由于不满于现状和维护现状的差别而有不同的方向。这种差异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就表现了出来。显而易见，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思想是建立在以冯雪峰文艺思想为支点的左翼文艺思想基础之上的。冯雪峰文艺思想恰恰处在鲁迅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结合部上，它连接了中国的政治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则是它的基本的立足点。向前，它有分析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将在这个运动中取得了最高文学成就的鲁迅提升到了“主将”的位置，而将在当时处于领袖地位的陈独秀和胡适放在了一个可以接受而不被推崇的高度上；向后，它连接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并以自己的标准给予了价值的评判。只要翻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我们就会感到，他也正是这样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的。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有了多到数不清的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但不论何种理论，都不可能取消文学作为作者主体感受的艺术表现的特征，并且越是带有整体性感受的表现，越能够在人类历史上与不同时代的读者达成心灵的沟通而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这种感受的个人性与感受的强烈性、复杂性是不可能完全纳入到一时一地的现实政治中的。这就使之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使之带上了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性。这绝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而是中外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特征。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李白、陆游、辛弃疾、曹雪芹、但丁、莎士比亚、拜伦、雨果、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哪一个是依靠歌功颂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业绩来的呢？但也正是对文学批判性特征的重视，与当时亟须统一思想、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发生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显而易见，这种矛盾已经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与文学的。最早带着30年代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并以30年代左翼文学的批判话语对当时的主流文艺思想做出正面批判的是胡风和他的战友们，但他们的失败还没有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文学框架的坍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的破裂，直到1957年冯雪峰、丁玲、艾青等左翼作家被迫退出文化的舞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才不能不受到整体的、致命的伤害。实际上，1957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称不上是一部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它根本无法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它不仅少了细节，而且也扭曲、斫断了主脉。甚至鲁迅研究也被政治的标准架空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不是研究者的误读，而是对自我文学感受和理解的自觉压抑和窒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塌陷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的发展。只要我们从文学传统角度出发就会感到，像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等，是隐隐地传承了30年代的左翼文学传统的，是相对多地保持着左翼文学的现实批判精神的。它们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已经从与政治革命的联姻中逐渐独立了出来，而将现实政治的需要包容在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性之中。但即使如此，它们仍然与当时统一舆论、统一思想的现实政治目标发生了冲突，它们的作者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从文学的舞台上消失了。时至今日，我们有了反思“十七年”文学的相对自由，但我们的反思却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在“十七年”受到严重摧残的不是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而是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文学传统，但只要进入到当时的历史事实之中去，就会看到，文学界的历次政治批判，几乎都集中在30年代的左翼作家和理论家身上，并且他们受到的政治惩罚也更加惨重严酷。这里的道理是不难设想的。文学创作的个体性以及个体的社会感受、人生感受的复杂性、强烈性都要远远高于学院文化，因而它的社会批判性质和文化批判性质也更加直接和尖锐。这就是鲁迅认为文艺与政治常常有着不同方向的原因。“胡风集团”、“丁陈集团”、冯雪峰、艾青是50年代文学批判的主要对象。1957年之后对“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电影的锣鼓”的批判，仍然是集中在邵荃麟、李何林、夏衍这样一些30年代左翼作家身上，直到“文革”批斗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仍然是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个历史过程清楚地说明：在当代中国严峻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但是支撑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支柱，同时也是支撑整个文学大厦的文化支柱，而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则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支柱。在这里，牵涉到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独立功能的问题。知识分子文化不只是顺世和乐之音，它还必须具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批判精神，因为我们远离那个时代的特定社会环境，也由于它自身向政治和世俗两个领域的转化，常常被忽略。实际上，孔子关于“天下无道”的慨叹，孟子关于“率兽食人”的警示，屈原“天问”的怀疑精神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意志，都显示着他们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文化批判精神。时至今日，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必须依靠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阐释和解读才能重新被激活的。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鲁迅和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精神则是更加直接地展露在我们面前的。

　　显而易见，30年代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是带有鱼龙混杂的性质的，即使冯雪峰、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也是将政治的批判、武器的批判同社会的批判、文化的批判混淆在一起的。始终在左翼文学与政治革命联姻的形式下坚持进行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几乎只有鲁迅。直到他在逝世前两日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还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③说明他终其一生所做的批判，并不意在推翻（当然也不在维护）一个政权，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其本应具有的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对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所做的反抗。这使他的思想和创作较之冯雪峰、瞿秋白、胡风、周扬都具有更大的超越性和前瞻性。不难看到，正是在区分鲁迅的批判精神和冯雪峰等其他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过程中，鲁迅研究从以政治批判为重心回归到以文化批判为重心，从以30年代的战斗性为中心回归到以20年代的启蒙性为中心，从而也为重新建构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定了学科内部的思想基础——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以30年代的左翼文化为基点的，而新时期重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则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基点的。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中国新文学的发源地出发，一个将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作为平等的一员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点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找到了与当时“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遥相呼应的文化精神，这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在政治环境中疏通了道路。在从“文革”向新时期转换的历史时期，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的。它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也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突出。5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产生的历史时期，但它的产生更多地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在学术界内部仍然是一个不受重视的新兴学科，难以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外国文学学科、文艺理论学科、语言学学科具有同等的学术地位。而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才表现出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先锋性，它的复兴带动了整个中国学术的复兴，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本学科的范围。此后是中国学术全面复兴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向更大繁荣的历史时期。但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先锋性已经逐渐丧失了。
 
　　必须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先锋性的丧失，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也因此而孕育着自身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运动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进行的，是以输入西方文化的形式实现对中国文化的革新的。“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阐释中国文化和自身存在根据的基本思想框架。在“五四”及其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从西方文学中摄取精神的养料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始终是主要的摄取对象，但在从1949年至1976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封闭之后重新面对西方世界时，西方的文化、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当代文学有了更加显著的差别。与此同时，“五四”的对外开放，是少数知识分子独立倡导的，是立足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需要的，所以它的开放是向文化和文学的开放，与政治、经济的开放没有必然的联系，俄罗斯、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文学受到更多的关注，而这些国家的文学与其政府的意志并非总是一致的，即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也常常与本国的政治发生直接的冲突，“红色的三十年代”更是一个革命文学的年代，而“文革”之后的“开放”，首先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需要基础上的“开放”，是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的文学在度过资本主义的危机阶段之后与本国政治的严重对立情绪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消解，本国的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容纳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学创作的自由，消费文化的发展也是这些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不但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当代文学的差别凸显出来，将中国当代的翻译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距离拉大了，同时也使当前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受到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严重的质疑。假若我们不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表面繁荣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出发，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当下的文化处境并不为过。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开放，首先是向海外汉学研究界的开放。夏志清、司马长风、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等华裔美国汉学家、香港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曾给予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显著的影响，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复兴过程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重新评价和研究热情的提高，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这同时也伴随着对鲁迅和30年代左翼文学乃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由“左”向“右”的转移。在很多研究者的心目中，他们的研究体现了美国或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观。但严格说来，他们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属于现代海外华文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和中国大陆对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的时候，台、港、澳地区仍然保持着与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上述汉学家大都是那时出国留学或谋职的中国人。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中国大陆也与台、港、澳地区有着明显的文化上的裂痕。在那些地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受到压抑甚至压制的。他们在海外取得了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更大的自由，成为海外最早的一批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不论是对于台、港、澳文化、世界范围的华文文化还是对其驻留国文化，都是有其重要性的，但他们的鲁迅观和中国现代文学观也不能不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隐性的束缚，即他们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有着直接关系的作家的作品有着更大的隔膜，而对那些远离这场革命的作家的作品有着更大的亲和力；对鲁迅，重视其前期而疏远其后期，重视他的被文艺教科书所认可的文学创作而隔膜于鲁迅自身更看重的杂文。在台湾，对“五四”的思想革命和白话文革新提出过更多的质疑，其原因显然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有关。与上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同时进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视野的还有新儒家学派。留在大陆的梁漱溟、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派的学者虽然与大陆政权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结合，但在思想上却始终是被批判的对象。1949年之后，这个学派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之内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个学派对“五四”新文化采取明显的对立态度，鲁迅更是这个学派所无法接受的。但在新时期的学术复兴过程中，这个学派对大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重新返回大陆学术界，与这个学派的影响也有莫大的关系。

　　当“国学”这个学术概念重新返回大陆学术界，并且逐渐成为在中国学术界惟一具有整体性、概括性、超学科性且影响巨大的学术概念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学术结构却早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变化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在20世纪初年“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产生之时，尚不存在这个学科，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学科产生之时，大陆学术界也不存在“国学”这个概念。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就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失之交臂，被“历史地”遗留在“国学”之外。在此之前，至少在观念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外国文学学科、文艺理论学科、语言学学科等是平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担负着其他学科所不担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但当“国学”这个概念重新出现在大陆学术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诸学科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学”，不但是一个学科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结构而存在的，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特征的文化整体，也应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渊薮。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还是不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体现不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呢？还有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存在呢？所有这些问题，在“国学”出现在大陆学术界之后，都成了悬浮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上空而无法得到明确回答的问题。它向中国社会所暗示的东西较之它直接表达的东西要多得多，整个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暗示中成长起来的。曾几何时，整个中国社会都把文化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作为它的尖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别是鲁迅研究上，而现在，整个社会都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在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的身上。“国学”也激活了“国粹”。所有那些在自己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实际困难的中国固有的文化或文学的门类，都在“国粹”的名义下有意与无意地回避掉了在自己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现实努力，而将责任推卸到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具体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主要方向：一、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二、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言革命；三、以“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不难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这三个主要方向上，我们都遇到了极其严峻的挑战。而在这些挑战面前，从总体来说，我们是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常常是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类似原罪感的心情、以退缩的方式应付这些挑战，甚至我们自己就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对党”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上，我们愈来愈感到晚清文学的成就是令人惊喜的，越来越感到依照晚清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国文学就会走向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姿态原本是不应该有的，这造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断裂。鲁迅对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茅盾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评也是过于武断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反对者林纾之间，我们对林纾抱有更多的同情，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对林纾的批判是过激的；似乎《荆生》和《妖梦》的作者更加具有中国传统的宽容精神，而陈独秀等人对林纾的反驳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庸之道；在“学衡派”与胡适等提倡白话文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间，我们感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倒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则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或者是不应该由这样一些人发起的，或者由这些人发起而不应当发表这样一些激进的言论的。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实际已经陷入了一个文化的陷阱：表面看来，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我们是在“否定”中国现代文学。试想：他们不用那样一些言论倡导“五四”新文化，又应该用怎样一些言论呢？用另外一些言论倡导的能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吗？他们若不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哪些人又会发起这样一个运动呢？林纾会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吗？“学衡派”会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吗？如果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一场文化运动，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又从哪里产生出来呢？难道产生了鲁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等我们所熟知的一批作家的白话文文学真的是那么一文不值吗？难道他们真的是一些把灵魂出卖给了洋鬼子的中国文化的罪人吗？有人也许会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反思吗？但是，“反思”必须是对“存在事物”的反思，并且这个“存在事物”是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和意义的，否则，我们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反思呢？“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诞生的阵痛的，但只要我们承认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的权利，我们就不应该将这种诞生的阵痛视为不可容忍的、不可接受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自我反思的精神，但假若这种自我反思达到了自我否定的地步，这种反思也就不是自我反思，而是一种自我异化、自我残害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所谓的反思都反映出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当下归宿感的危机意识。在“文革”刚刚结束、我们希望从“文革”废墟中爬出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也遇到过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我们是没有这种归宿感的危机的。“五四”的文化精神支撑了我们对“文革”文化的批判，我们的文化批判的形式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的形式是大致相近的：虽然我们进行的是我们民族文化内部的自身批判，但我们批判的目的也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寻找新的出路。我们的立足点始终是在民族文化的内部，不存在一个归宿感的问题。“现代性”也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被理解和运用的，凡是成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纳入到“现代性”这个总体的概念中，它体现的是创新和发展，而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上的规定。但当我们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失去了自我的现实追求目标，于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西方现成的文化成了我们的目标和榜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就与西方当代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了明显的差别，前者不再是“现代的”，而后者才具有真正的“现代性”。这同时也是我们放弃“现代性”的原因，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后现代性”恰恰是对“现代性”的解构。这是一条西方的“竿儿”，当我们顺着这条“竿儿”爬到顶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没有一种归宿感的危机。因为我们的批评标准已经不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甚至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审美感受形式，而是一些外部形式的规定。在这些规定面前，我们感受中的最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标准，而符合我们的理性标准的又未必是我们感受中的杰出的文学作品。西方当代的消费文化理论将中国近现代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推到了“后现代”的舞台上，但它们真的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吗？显而易见，正是因为我们在西方这个“竿儿”上没有发现自己的稳固的立足地，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竿儿”留给了当代文学，而重新返回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内部来，但到了这里，我们又是依靠“反传统”起家的。前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带有一种在西方文化面前自愧不如的情绪，近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总是带有向中国古代文化忏悔的意味。至少我的感受是如此。

　　在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乏善可陈、不足挂齿、在西方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面前羞愧难当吗？我认为，只要抛开所有的所谓“理论”，直接面对历史本身，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到：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空前伟大的文化，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种空前伟大的文学。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化完成了一个极其危险、极其艰难、也极其伟大的转变，完成了一个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的最伟大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着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民族在面临如狼似虎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时不能不实现的转变，是一个民族在现在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不首先实现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没有被灭亡，我们的文化没有被埋葬，我们的语言没有被遗忘，我们的感受能力没有被窒息，我们的思想能力没有被扼杀，我们没有必要像美洲的黑人、印地安人一样在自己的文化消失了几个世纪之后再去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我们的“根”依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个文化的转变不是在全体民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举手表决一次性实现的，不是通过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谋划、共同努力有计划、按步骤地实现的，甚至也不是依靠所有首先具有了世界知识的外国留学生的集体意志、团结奋斗而较为顺利地实现的，而是通过极少数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有首创精神、有追求意志的知识分子的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实现的。这个文化的转变在更大程度上首先是文学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学革新的运动，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几乎就是这个文化转变的基本精神，这使中国首先产生了一个足以与当时世界各国的杰出文学家相媲美的文学家鲁迅，一个不论在哲理的深度还是在艺术创新的能力上都不亚于萧伯纳、罗曼·罗兰、高尔基、德莱塞、夏目漱石等世界级作家的文学家鲁迅。几乎只有中国，一个从中世纪向近现代文化转变的伟大文化运动是发生在一座大学的校园之内的，并且是发生在这座大学的文学院之内的。我们有什么必要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现代文学感到羞愧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追问自己，我们的羞愧情绪到底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不难看到，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望情绪恰恰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郁结成“瘤”、汇流成“潮”的。在这时，发生了变化的难道是作为历史事实的“五四”吗？难道是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的作品吗？我们发现了哪些前代人所不了解的重要史料而导致了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鲁迅的整体感受的改变呢？没有！实际上，历史并没有改变，发生了改变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变之后已经找不到自我人生的目的和方向，已经找不到自己研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明明知道其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而已经没有力量去争取、去获得。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们希望感受和理解的已经不是那些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变而挣扎过、反抗过因而也失败过、痛苦过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的文学家，西方文化及其在西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这里再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挣扎与反抗，再也不是为了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革新与创造，而是暂时填补了我们对自己文化活动价值和意义感觉的缺失和不足。不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不论是“西化”还是“寻根”，不论是“前”殖民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又有哪个不是从西方文化中“引进”的呢？但“引进”之后却不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挣扎与反抗，而是为了消解他们挣扎与反抗的意义，为了给那些未曾挣扎和反抗过的人们增加一点文化的亮度和色彩。我们自身已经没有挣扎、反抗的力量，所以当“国学”在大陆中国重新“热”起来之后，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腰板就硬不起来了。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和意义，但现在，我们好像一个失去了贞操的妇女被抛在了“国学”之外，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丢了中国文化的脸，是西方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
 
　　显而易见，在当前，我们几乎面临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时及其之后所遭遇到的所有的指斥或质问。但是，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去？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发动一场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呢？显而易见，不能了！这个不能，不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错误”的文化运动，而是因为它已经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的转变，已经实现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开放，已经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新，已经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式的变革，中国的教育也完成了从古代的私塾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只是中国当代文化、当代学术和当代文学如何才能得到更加健康、更加迅速、更加深入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总体的文化目标之前，它与其他所有学科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个学科的任务和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教育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一个只有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而对外国文化知识、中国现当代文化知识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存在只有中国现代文化知识而对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学科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但对任何一个对象的研究都应是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整体知识背景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学科没有绝对排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理由和能力，我们也没有绝对排斥中国古代文化学科的理由和能力，这同“五四”那些文化、文学的革新者受到整个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压迫而他们也必须反抗这种压迫、创造一种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新文化、新文学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在这里，存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平等地位的问题，而不是抹煞其他学科的作用和意义而独霸文坛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关系的问题。
 
　　显而易见，“国学”这个概念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即当我们面临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文化和学术的时候，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还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还有没有以及应不应该有自己在整体上的独立品格？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文化要不要、会不会“全盘西化”？“国学”这个概念简明而又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而坚持自己独立性的内在愿望。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早在20世纪初年便已形成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还能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需要、其中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不应该被排斥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外？在这里，还包含着关于“国学”、关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观念，即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将“国学”、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与“西学”、与“西方文化”毫无瓜葛的两个绝缘体？二者的不同是整体上的不同，还是所有的构成成分都不相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应当绝对地排斥这个学术概念，而应当对这个学术概念做出新的阐释、新的理解和新的把握——这就是我要提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理由。

　　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该包括在“国学”这个整体的学术概念之内。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所有那些至今被排斥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外的同时又属于中国当代学术系统之内的学科也应当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内占有自己应有的位置。所有中国现代文化的学科、中国现代的科技文化、中国现代的翻译文化，中国对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分明都在中国当代学术中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自己的独立作用，它们不包括在我们的“国学”中又能包括在哪个国家的“国学”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文化之外，对于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不论是用汉文写的，还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写的，也应该视为“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港、澳以及用中华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海外华人文化与华人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且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的扩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排斥在“国学”之外；中国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是一种正在生成、正在变化中的文化与文学，不论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发生何种曲折、遇到何种困难，但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绝不只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整体，更不只是一个万古不变的抽象观念。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结构整体，是一个需要世世代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反复进行研究的对象，绝不会在任何一代知识分子那里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并从此再也不需要对它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国学”是个活体，不是也不应当是一具僵尸。有人会说，这样的“新国学”不就成了一个无边无沿的概念了吗？那它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实际上，“国学”就应当是一个包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概念，小了，就不是“国学”了，就有了排他性了，就将一些学术门类排斥在中国学术之外了。那么，它还有没有意义呢？我认为，它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每个研究者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整体观念，都要将自己的研究活动纳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学术及其发展中意识其价值和意义，既不要将自己或部分人的研究活动视为中华民族学术的整体——“一手遮天”，也不必因为自己只是这个整体的组成成分而自惭形秽，泯灭自己的个性。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是由旧蜕新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这是它的独立性，也是它对中国文化的独立贡献，只有在“国学”这个整体中意识它的独立性，才能够既不扭曲自己，又能够意识到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它不等于整体，但却是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新国学”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概念，当我们都以这样的观念理解“国学”的时候，“新国学”这个概念就没有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到那时，只有“国学”，而没有“新国学”。
　　
　　①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又见于《新国学研究》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③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6页。

　　【原载】 《文艺研究》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