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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思旧赋并序》，全文如下： 本文拟提出和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思旧赋》以李斯与嵇康相提并论，寓意何在？这是《思旧赋》中关键性的微言，关系到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了解。第二，《思旧赋》是“欲言又止”、刚刚开头就结束了，还是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第三，《思旧赋》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以上两点，关系到对《思旧赋》文学价值的了解和评价。最后，本文将述及关于向秀为人的评价问题。 《思旧赋》的核心内容，是哀悼嵇康之死，首先是揭示嵇康之死的真相。在司马昭集团的血腥统治下，为避免触及时忌，向秀自不能明言，而不能不采用微言。 《思旧赋》揭示嵇康之死的真相，是采用了用典暨比喻这一微言手法。这即是：“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梁刘勰《文心雕龙·指瑕》篇批评《思旧赋》此四句，云：“君子拟人，必于其伦，……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不类甚矣。”刘彦和认为《思旧赋》以李斯之死比嵇康之死，是拟人不伦。 近人黄侃曰：“此言叔夜胜于李相，所谓志远。非以叹黄犬，偶顾影弹琴。刘舍人《指瑕》之篇，讥其不类，殆未详绎其旨。”4黄季刚先生认为《思旧赋》以李斯之死比嵇康之死，是言叔夜志远，胜于李斯，并批评刘勰未能了解《思旧赋》此四句的意旨。 按《史记·李斯列传》：“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复按《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临终，顾视日影，索琴弹之，足见其视死如归，志趣高洁。嵇康之死，可说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体现。《思旧赋》“昔李斯”四句，实以对比修辞手法，以李斯之贪生怕死、趣味低下，对比嵇康之视死如归、志趣高洁。由此可见，黄侃对《思旧赋》此四句的见解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对《文心雕龙》的批评亦是对的。 但是黄侃只解释了《思旧赋》此四句的一半意义，而未及另一半意义。 《思旧赋》此四句的另一半意义，含藏于李斯的典故之中。按《史记·李斯列传》：“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由此可见，第一，李斯之死故事的实质，是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第二，《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受罪”二字，实际是言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第三，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四句，以李斯古典与嵇康今典相提并论，乃是构成一比喻，用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喻示嵇康之死的情况，与李斯相似。 《文选》卷十六《思旧赋》唐李善注于“昔李斯”二句下，详引《史记·李斯列传》，自李斯少年事叙述至斯死后之事，其中大体引出李斯之死的故事，但是李善注并没有引出 “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这一关键的原文，而且引文枝蔓颇多，遂使此一故事淹没于枝蔓过多的叙事之中。这表明，李善并没有了解《思旧赋》此四句微言的深意5。 由此当提出两个问题：嵇康为什么被害？罪名又是什么？ 1．嵇康为什么被害？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刘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锺会为大将军［司马昭］所昵，闻康名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大将军尝欲辟康，……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晋书·嵇康传》：“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及是，［锺会］言于文帝［司马昭］曰：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按：由以上文献可知，第一，嵇康被司马昭集团杀害的主因，是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与司马昭合作，尤其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等语揭露、反对司马昭阴谋篡魏，触犯了司马昭的忌讳。其次因，则是嵇康曾得罪锺会、会进谮言。至于吕安一案的牵连，仅是嵇康被害的契机而已。 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在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年）；以吕安一案的牵连而被害，是在景元四年6。司马昭之子炎篡魏，在咸熙二年（265年）。 第二，由《魏氏春秋》载“康答书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可知司马昭忌讳触及其阴谋篡魏。职此之故，司马昭集团决不会以嵇康反对其阴谋篡魏，作为杀害嵇康的公开罪名。 第三，由《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所载“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晋书·嵇康传》所载锺会谮言“宜因衅除之”，可知司马昭集团是借嵇康与吕安一案的牵连为某种口实而杀害嵇康。 2．嵇康被害的罪名是什么？ 晋干宝《晋纪》云：“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巽善于太祖［司马昭］，遂徙安边郡，安还书与康，其中［云］‘顾影中原……’，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7 南朝齐臧荣绪《晋书》云：“徙安远郡，即路，与康书，太祖见而恶之，收安付廷尉，与康俱死。”8 《文选》卷四十三旧题赵至《与嵇茂齐书》题下李善注：“《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9书曰安，指书起云“安白”。 《与嵇茂齐书》：“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 《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与嵇茂齐书》“斯亦吾之鄙愿也”句下，唐张铣注：“昆仑、太山，喻权臣也。”10 《文选钞》：“寻其至实，则干宝说吕安书为是。何者？嵇康之死，实为吕安事相连，吕安不为此书言太极，何为至死？当死之时，人即称为此书而死。嵇绍晚始成人，恶其父与吕安为党，故作此说以拒之。若说是景真为书，……景真为辽东从事，于理何苦，而云‘愤气云踊，哀物悼世’乎？实是吕安见枉，非理徙边之言也。但为此言，与康相知，所以得使锺会构成其罪。若真为杀安遣妻，引康为证，未足以加刑也。干宝见绍说之非，故于修史，陈其正义。今《文选》所撰，以为亲不过子，故从绍言以尽之，其实非也。”11 唐李周翰注：“且《晋纪》国史，实有所凭，绍之家集，未足可据。何者？时绍以太祖恶安之书，又父与安同诛，惧时所疾，故移此书于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为定也。”12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附录《与嵇茂齐书之作者》：“当日之情，安被告后，即以不孝之罪而死，嵇康为证，即以不孝之党而死，虽曰奸人玩法，恐亦不至如此奇横。吕安纵可诛，嵇康正不必判死，此则《文选钞》固已论之矣。意者，司马奸党，初唯诬以不孝，投诸四裔，后得见吕安此书，觉二人终为可虑，乃追收下狱。此番讯词，直是谋为不轨，而非不孝之罪矣。”13 又云：“《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得祸之远因，吕安此书，始速其死者也。”14 又云：“［嵇康］《幽愤诗》‘实耻讼免’之言，亦正可疑吕安既非不孝非谤兄，嵇康更属旁证之人，于情于理，自当讼免，何乃反云耻之，岂竟默认不孝谤兄等罪乎？盖嵇、吕原有声讨司马之心，唯尚未见于实行，今狱吏以此书词相讯，彼本可置辩，而又义不出此，故云‘实耻讼免，时不我与’，否则此言难于索解矣。”15 按：由干宝《晋纪》及臧荣绪《晋书》之记载，《文选钞》及戴明扬之考证可知，旧题赵至《与嵇茂齐书》，实为吕安徙边途中所作《与嵇叔夜书》16；吕安《与嵇叔夜书》“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之语，实指剪除权奸司马昭而言；吕安此书被司马昭集团发现，司马昭恶之，遂杀害吕安、嵇康。 由此即应当进一步追问：司马昭杀害吕安、嵇康公开所定罪名是什么？戴明扬先生认为是“谋为不轨”，此言大致不差，只是不够精准。 今按吕安《与嵇叔夜书》“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等语，是指剪除权臣司马昭；复按《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悼嵇生之永辞兮”四句，以李斯被害与嵇康被害相提并论，而李斯是死于“谋反”罪名；由是可知，司马昭杀害嵇康、吕安的罪名，是所谓“谋反”。在当时，司马氏尚未篡魏，其诬陷嵇康的谋反罪名，当然是指谋反魏朝。 李斯反对赵高，对秦朝“实无反心”。嵇康反对司马昭，自是忠于魏朝。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此是李斯、嵇康的唯一相似之处。《思旧赋》用李斯古典比喻嵇康今典，乃是用以确切地揭示嵇康忠于魏朝、被诬谋反魏朝、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的真相。 嵇康忠于魏朝、反对司马昭，而被司马昭集团诬陷为谋反魏朝。司马昭集团所谓审判，无异贼喊捉贼，嵇康无从与之讲理；嵇康一身傲骨，亦不屑与之讲理。故《幽愤诗》自言“实耻讼免”。 完整地说，《思旧赋》“昔李斯”四句，表达了两层意微意，第一，嵇康如同李斯，同是被诬谋反、蒙冤而死。并潜在地将司马昭比作权奸赵高。第二，李斯贪生怕死，趣味低下；嵇康视死如归，志趣高尚。 《思旧赋》的内容藏量究竟如何？是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文选·向子期思旧赋》：“不容太露，故为词止此。晋人文尤不易及也。”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年青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奇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17（按鲁迅此言或另有寓意，但却被后人当作对《思旧赋》的一种定论，似乎《思旧赋》欲言又止，未能充分表达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 马积高《赋史》：“从此赋对嵇康的死因并无评论，而只用‘黍离’、‘麦秀’两个象征殷、周衰亡的典故暗示历史环境来看，鲁迅的分析是很正确的。”18 王晓毅《嵇康评传》：“自东晋到现代，纪念嵇康的赞美诗文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写得最好的，还是最早的那篇写得模模糊糊的文章，即向秀所著《思旧赋》。”19 陈庆元、林女超《龙性难驯―嵇康传》亦说：“《思旧赋》就这么寥寥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20 由上所述可见，历来论者认为向秀《思旧赋》“不容太露”，“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对嵇康的死因并无评论”，“写得模模糊糊”，未能充分表达作者的真实思想情感。今人著述，此类说法甚多，不必备举。 但是，细读《思旧赋》，可知作者实际已经全面、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 《思旧赋》云：“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按上文言“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则此二句是写洛阳之行， 抒发亡国之悲。 魏元帝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司马昭进九锡，篡魏已迫在眉睫；《思旧赋》作于景元五年即咸熙元年21；咸熙二年，司马昭卒，其子司马炎篡魏立晋。向秀作《思旧赋》时，魏已名存实亡。 上句典出《毛诗·王风·黍离·序》：“《黍离》，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宗周之倾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22 下句典出《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殷民闻之，皆为流涕。”23 作者借周大夫过至宗周作《黍离》以悯周之倾覆，箕子过故殷墟咏《麦秀》以悲殷之灭。 亡，反覆地隐喻自己至洛阳作此赋以伤曹魏名存实亡的悲慨。“悲《麦秀》于殷墟”之句，并含藏《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的上下文，实贴切自己面对司马氏恐怖统治，欲哭而不可的当下处境与心情。 唐代杜甫《哀江头》诗“少陵野老吞声哭”之句，表示在占领长安的安史叛军的恐怖统治下，不敢为唐朝亡国放声恸哭，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与向秀此情此境相似。 同情曹魏，痛恨司马氏阴谋篡魏，是嵇康吕安向秀以及当时正直士人的共同心情。《思旧赋》抒写出此时代之真实心声，遂使此赋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 《思旧赋》揭示嵇康是蒙冤而死，嵇康视死如归、志趣高尚，已详上文。 《思旧赋》序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赋云：“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此两写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实象喻嵇康虽死犹生，其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里（详下文）。 《思旧赋》序云：“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 赋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赋又云：“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向秀居怀县24（今河南武陟西南），嵇康旧居在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山阳位于怀县以北。怀县、山阳在黄河以北，京都洛阳在二县西南方向，黄河以南。 此三条文字所叙行踪，存在相互矛盾。依第一、第三两条文字，向秀此行是先到山阳，再到洛阳。依第二条文字，则是先到洛阳，北返渡过黄河，再到山阳。怎样解释其中所叙行踪，可以消除这个矛盾？ 按《文选》卷二十一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诗云：“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流连”者，徘徊、反复也。诗言向秀赴洛时，反复渡河，是为了到山阳痛悼嵇康。由颜延之此二句诗可知，向秀《思旧赋》“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乃是指自己赴洛南渡黄河后（未到洛阳），复又北渡黄河，特意到山阳悼念嵇康（然后才又赴洛）。延之了解向秀，深切如此，虽一字不虚下。 《思旧赋》这三条文字表示，自己是奉命入洛（“将命适于远京兮”）；并表示，自己越是被迫接近洛阳，越是怀念山阳，亦即越是被迫接近司马昭，越是怀念嵇康。 《思旧赋》抒发了亡国之悲（“《黍离》”二句），揭示了嵇康蒙冤而死的真相（“昔李斯”四句），歌颂了嵇康视死如归的品格（两写临终弹琴），表达了嵇康精神不死的信念（“妙声绝而复寻”），表明了自己入洛阳是迫不得已的实情（“将命适于远京兮”），和自己对嵇康的依恋（“将命”四句、“余逝”二句、“停驾” 二句），揭露了司马氏的黑暗暴政（全文）。《思旧赋》的内容含藏如此完整、深刻，包括了作者内心世界和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的所有主要方面，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思旧赋》充分地表达了向秀的真实思想情感。 《思旧赋》的用典与比兴艺术，皆有独创性成就。 1．《思旧赋》用典的创新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思旧赋》“昔李斯”四句，用李斯蒙冤而死的古典，喻说嵇康蒙冤而死的今典。李斯是暴秦的功臣，嵇康是高洁的隐士，两人的价值观、性格和行为根本不同，但是蒙冤而死这一点则相同。此是两人之间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相同点。以李斯比嵇康，看似不伦不类，实际确切地揭示出嵇康是被诬谋反蒙冤而死这一历史真相。揭示嵇康含冤而死，是全文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用典，确立了前提。不仅如此，以李斯比嵇康，既是比喻，同时亦是对比（反比），对比出嵇康视死如归的品格，高洁的志趣。要之，这是用典的险笔，但是非常成功。 用典是特种比喻。古典字面好比喻象，今典实指好比喻义。比喻、用典，只要喻象和喻义之间、古典和今典之间具有一个相同点，即可成立。而不必全面相同。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黄初时期曹植《赠白马王彪》、魏晋之际阮籍《咏怀诗》、向秀《思旧赋》（赋体是广义的诗）、西晋左思《咏史诗》、晋宋之际陶渊明《述酒》、北朝庾信《拟咏怀》等优秀作品，形成此时期微言政治抒情诗的重要传统。 在曹植《赠白马王彪》联章诗中，微言主要是诘问（如“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反语（如“亡没身自衰”），影射（如“仓卒骨肉情”，及“变故在斯须”）这样的手法。用典尚未成为微言主要手法。 在阮籍《咏怀诗》组诗中，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始成为重要手法。如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用战国魏亡国的古典，喻说曹魏亡国的今典。古典与今典之间的相似性，是古今两个亡国的国名相同，用典可谓精切。其中“身竟为土灰”之句，是用曹操《夏门行》“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和阮籍父亲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化土灰”的今典（语典），潜在而确切地给出了本诗指向曹魏今典（时事）的路标，用典可谓精深。这标志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法，已经从曹植的诘问、反语等手法，转变到了用典。 向秀与阮籍同时，向秀《思旧赋》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手法，是否来自《咏怀诗》，姑可不论；但是可以肯定，《思旧赋》在赋体文学中采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手法，以表达政治微言，乃是一项创新。 此后微言政治抒情诗文，如陶渊明《述酒》、左思《咏史诗》、庾信《拟咏怀》，直至唐代李白《远别离》、杜甫《杜鹃》、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弟》、宋元之际谢翱《登西台恸哭记》、明末清初钱谦益《有学集》、《投笔集》、近代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等，皆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作为主要艺术手法。可以说，中国政治微言抒情诗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作为主要艺术手段的传统，是由阮籍和向秀共同确立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诗，往往出现在政治幽暗时期。微言抒情诗之微言，是诗人在政治压力和恐怖统治下，要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真实思想感情，而又不能明言，以避免政治迫害，所采用的特殊艺术手法。优秀的微言抒情诗，其寓意往往可以通过体会和实证，而获得确认。微言抒情诗的艺术效果，则是言外有无穷之意，有一种特殊的韵味（韵味或来自意象，或来自微言，有所不同；皆为言外之意，则相同）。 在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手法中，诘问、反语等手法，或难以指事（如诘问），表现力有所不足；或近于直言（如反语），容易为统治者察觉，给作者带来危险，尚非理想的微言艺术。而用典，则古典字面，较为安全（用典越深，危险越少）；今典实指，尤能指事（用典越精，指事越确）。用典注定要发展成为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段，原因即在于此。 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之所以可能，原因亦在于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亦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思旧赋》的比兴在文学史上的独创性 《思旧赋》序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赋云：“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命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这两节文字所描写情景是相同的：从嵇康临终前所奏琴声的绝响，到现在山阳嵇康旧居邻家笛声的复起。在一篇篇幅不大、惜墨如金的作品中，反复描写同一情景，而不惜笔墨，这显然是作品重心所在，寄托有深意。 在这两节文字的意象中，最突出的意象是音乐意象，包括当时嵇康所奏响的琴声，和现在山阳邻家所吹响的笛声。琴声、笛声两种意象之间，有一种连续性，此连续性，就在于同为优美的音乐之声，在于似断实连，彼伏此起，“妙声绝而复寻”。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象征了嵇康虽死犹生，象征了嵇康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里25。 覆按此节文字之上文云：“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追问嵇康形神逝其焉如，实是希冀嵇康精神不死。此节文字象征嵇康虽死犹生，活在人们心里，正是回答了上文的追问。其下文云：“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上下文两言自己之心，实表示嵇康亦活在自己心里。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这是兴，是触景生情、借眼前景道心上事、言外有无穷之意的兴。（如《文心雕龙·比兴》篇所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 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所以至为空灵、优美。（兴象是由兴而来的意象。兴象通常是视觉意象，“妙声绝而复寻”则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视觉意象较实在，听觉意象则空灵，作为音乐意象尤为优美。） 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味无尽。 用音乐意象“妙声绝而复寻”，象征死者虽死犹生，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项艺术独创。 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内容、艺术，孰先、孰后，并无一成不变的路数，只能取决于具体情况。有时须先从了解内容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艺术造诣。但有时则须先从了解艺术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内容意义，《文心雕龙·知音》篇称之为“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悼嵇生之永辞兮”四句，不了解其深微的用典暨比喻艺术，就不能确知其揭示嵇康蒙冤而死的苦心孤诣。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两段音乐意象描写，不了解其优美的的象征艺术，亦不能确知其象喻嵇康虽死犹生的深情高致。 向秀《思旧赋》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来并无疑义。但是对于向秀为人的评价，则褒贬不一。 《晋书·向秀传》：“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 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26按向秀入洛与司马昭合作，在中国传统价值尺度衡量下自是失节行为，但《思旧赋》第一句“将命适于远京兮”，表明自己被迫入洛的实情（如不合作，则可能如嵇康被害），则其失节似亦情有可原。向秀入洛后与司马昭的对话，吹捧司马昭为圣王尧，在传统价值尺度衡量下自是丧失廉耻，但此亦是敷衍，并非真心话。向秀“自此役作《思旧赋》”，终能以微言揭露了黑暗现实，表达出自己不甘屈服的内心世界。向秀被迫与司马氏合作而内心不甘屈服，此情形与阮籍相似27。向秀终能获得人们的谅解，其故在此。 对向秀为人作肯定评价者，可以晋宋之际的颜延之为代表。颜延之《五君咏》诗第五首《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李善注：谓注《庄子》也。］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颜延之评论向秀，或不尽全面，但所言皆切中肯綮。颜延之《五君咏》第二首《嵇中散》评价嵇康28，及《陶徵士诔并序》评价陶渊明（《文选》卷五十八），皆是极有见地的作品，足见延之有知人之明。 在现代学术史上，余嘉锡先生对向秀的批评，则颇为严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嵇中散既被诛”章笺疏：“庄生曳尾途中，终身不仕，故称许由而毁尧、舜。郭象注《庄》，号为特会庄生之旨，乃于开卷便调停尧、许之间，不以山林独往者为然，与漆园宗旨大相乖谬，殊为可异。……此篇之注出于向秀固无疑义。……要之，魏晋士大夫虽遗弃世事，高唱无为，而又贪恋禄位，不能决然舍去，遂至进退失据，无以自处。……向子期之举郡计入洛，虽或怵于嵇中散之被诛，而其以巢、许为不足慕，则正与所注《逍遥游》之意同。阮籍、王衍之徒所见大抵如此，不独子期一人藉以逊词免祸而已。”29余季豫先生笺疏《世说新语》，考证史实，创获甚多。批评魏晋之际士人出处得失，褒贬是非，砥砺士节，尤为痛切。但是季豫先生批评向子期为人、为学两失其正，则似过苛。向秀是在嵇康、吕安被杀害之后，而被迫从仕的（此点甚至不同于阮籍）。可见向秀并非贪恋禄位者。窃疑季豫先生著此书之日，近似魏晋之际，季豫先生此言如未能持平，或意另有所寄托也。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论清初心存反清复明之士人，或不得不应清朝科举考试之故，曾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犹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进也。关於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30寅恪先生此言，亦适用于评价向子期。 《晋书·阮籍传》云：“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恐怖统治时代，士人有为正义而死，体现崇高作人品节者，固应当为天下后世所景仰，历千万祀而不朽。亦有为保全身家性命，对统治者低头，但是内心则不甘屈服者，则似可以批评其软弱，原谅其苦衷，而肯定其不甘屈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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