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术黄金时代是夭折，还是寿终正寝？

　　有人认为，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期在战国后期已经显出弱势，似乎东方人成就最高也只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因而把罪过都归之于秦始皇帝嬴政是不公平的。按这种说法，即使有个好的环境，学术黄金时代也要在230BC前后结束。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

　　在战国末期仍有许多学术巨子出现。秦灭韩开始了大规模残酷的战争，在此前十年之中去世的有荀卿、韩非等，其中韩非子方是中年人。他们的学生，以及其他比较年轻的、尚不知名的学者，更不知道有多少。写《吕氏春秋》的学者也不在少数。稷下学士们虽然因君主不再有兴趣而星散，但学者们也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荀子》中有《非十二家》，可见当时尚有许多学派，并不是一片萧瑟。虽然，战国即将结束前十多年的战争形势，已经缺少了大学术家出现的外在条件，仍有这样的景象，只能说那时学术的发展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在战国中后期，齐宣王和齐襄王注重学术，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前聚集大量的学者，称稷下学士，他们的许多观念言论存于《管子》及《晏子春秋》之中。吕不韦在当了秦国掌权之后，吸引了一批学者，编写了《吕氏春秋》。还有，荀子曾在楚国春申君领地工作写作。这些看来都好像是些特例。但是，特例多了，也就成了惯例了。四大公子养士，只有春申君一位有资助过荀卿的记录，但谁也不能肯定说，其他三位，信陵、平原、孟尝，就不曾资助过名气较小的学者。更不能断言，如果战国时期延长，就不会有别的贵族资助学者们。

　　在这样形势下，学术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不能说孟、庄、荀、韩等出现已经达到巅峰，以后只能走下坡路，也不能说如果有好的环境，也不会再出现新的高峰。

　　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学术黄金时代是寿数已到，行将就木，中国黄金学术时期确是夭折。

　　二，战国后期学术界有折中混同的趋势吗？

　　在这里需要对一个问题做些说明。有些学者（其中不乏相当知名的）认为在战国后期，百家争鸣已经进入了尾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呈现出一种折中、混同和融合的趋势，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认为学术总水平已经衰退了。但事实上恐怕不是这样。确实，在后期的一些著作中，如《吕氏春秋》中有折中、混同的趋势，可以作为这类观点的例证之一。参与《吕氏春秋》创作的学者很多，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在成书前整理、修改时，为保持全书的统一，有时难免不得不在各种不同观念的文章中掺入一些折中的观念。但是，这并不能代表那些学术水平较高的学者们自己在折中或混同。

　　一些学者由于某种原因聚集在一起，各人的观点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很难称之为一个学派。一个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只可能是某一学术流派的。各种学派的、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同时体现在一个有成就的学者的学说中。但是却可能出现在《吕氏春秋》这样的书中。当然不能由此证实参与《吕氏春秋》写作的作者们学说混同了。

　　在战国末期，秦国的兵车四处横行，学者们不得不聚集在一些安全港中，如聚集在远离秦国的齐国，或在极有权势的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在这种环境中，学者们独立著书立说的权力有了某种限制，于是就出现了杂混式的著作。

　　《管子》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读这类著作时，不要把他看作一个学派的经典，而最有意义的是看到其中有哪些观念是春秋战国各主要学派的主流学说中都不曾有过的新东西。

　　混杂的只是一些著作，而不是学术本身。你不能拿着一本有各派学说的论文集哀叹学术折中了或混同了。
 
　　三，中国学术黄金时代太年轻了

　　说春秋战国黄金学术时代夭折，意味着它还很年轻。八世纪左右，古希腊文化开始进入辉煌时，埃及和两河流域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合适的书写载体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流行超过了千年，已经有了大量知识积累。在希腊学术黄金时代开始时，学者们多到埃及和巴比伦去游学，据记载，希腊哲学的开山祖泰勒斯和稍后一点的毕达哥拉斯都曾到埃及和巴比伦去学习数学、天文等知识。这样，他们就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起飞。

　　当然这丝毫也没有要贬低古希腊文化伟大成就之意，学习先进来促进自己学术的发展，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在此只是想说，中国春秋战国学术黄金时代延续时间本来就比较短，再加上没有邻域伟大文明可借鉴，学者们得自己从头作起，这样的成长必然要慢一些。当秦始皇的战车碾碎这种学术环境时，应该承认中国的学术黄金时期还是青少年，也许是早熟的少年，即使这样也是夭折。
 
　　四，中国的学术还有无可能进一步发展？

　　有些人认为，即使有好的学术环境，中国的学术也不会有大发展。例如，在中国不会产生民主思想等。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产生民主观念，在中国后来也没产生，这是事实。但是，以秦始皇晚统一中国几年就会出现民主社会来讽刺老夫，则没什么道理。古代中国文化和古希腊相比还是有值得一提的。

　　例如民本思想，在那时已经有着相当的发育，像孟子的“民为贵”等。这不等于民主，但是，和希腊奴隶主民主相比，也有其高明之处，古希腊思想中认为人分奴隶和奴隶主是天然合理的。而“民为贵”“性善”说则透着人类天生平等的微光。可惜这种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古希腊奴隶主民主不但有了观念，而且已经有了制度。

　　也许有人会说，古希腊文化中相当重要的成分是自然哲学，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文化中这一方面是极弱的，即使延长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也只是在人际关系政治等内容上打圈子。这样说也不尽合理。

　　在儒、法等学说中，自然哲学确实几乎没有，但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管子》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在这部书中，讨论了万物之本源为道、气、精、五行等多种说法，其中以在《管子．水地》中说水为万物本源最具有自然哲学意味。该章讲道：水是大地的血液，如同人体中血液在筋脉中流通；因为有水，草木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鸟兽有了水，才能形体肥大、羽毛丰满、才能有美丽的文理；水也是人的根本，男女精气结合，也离不开液体；认为万物生养都是靠水的，故水是“万物之本源”。在今天看来，其论证似乎有些可笑，但是确是基于对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后提出来的，属自然哲学的范畴。

　　有趣的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就是主张水是万物之原的，据西方学者们说法，古希腊学者们的论证也就是上述那种水平。《管子》的这个内容应该反映了某稷下学者的观念，也许应该把写出这种观念的那位学者看作中国自然哲学的开山祖。泰勒斯的弟子。 阿拉克西曼德主张“无限(the boundness)”是事物之本源，阿拉克西米尼则主张空气是万物之原，他们有师承关系，都属于爱奥尼亚学派；还有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万物之源。《管子》中出现了好几种对万物之源的看法，很有类似的意味。如果希望有较大进展，是需要时间的，而秦始皇发动战争，没留下时间。

　　在《管子．七法》讨论军事问题时，强调了计算的重要性，说不明白计算，要想成大事，就和过河涉险而没有船一样。《九章算术》代数学水平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学者认为其中主要部分是秦汉之前写成的，在西汉及以后，只是对其进行了一些整理和补充。

　　《墨经》中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光学、几何学等的论述都是极有趣的，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朴素的、自发的，但是，谁能说有个较好的环境，一定就不会再深入？！学者研究认为《墨经》是战国后期墨子学派精英们的作品，其时间也就应该是秦发动大规模战争前。曾显赫一时的墨家竟很快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是个谜。不论怎样说，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损失。

　　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不少深刻新颖的观念。例如在《吕氏春秋.持君览》说古代知母不知父，衣服、宫室、舟车、城郭皆无。《韩非子.五蠹》说古代人胜不了禽兽虫蛇，是有巢氏教人盖房，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性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则是很了不起的。
　　在春秋战国期间，中国的学术进展成绩巨大，但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在战国中后期，还是有很多新的思想、观念出现，还没有形成为后世所承认的一家学说，例如自然哲学学派。在讲历史时，是不应该作假定的，我们无法说明如果中国战国时期的争鸣能再延续二、三百年，我们的祖先们可能在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上作出什么成就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是被外力破坏而夭折，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了。

　　战争使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夭折！这个罪过只能加在秦始皇帝嬴政的头上。他的罪孽的根子是消灭文化！不论古今，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是十分必要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正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还会不断继续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