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第12回〈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叙述了一场假冒侠客的闹剧：几个努力要扮演名士的文人，刻意访求、结识各种奇才异能之士，因此略具武术的张铁臂乃被引介加入此文人社交圈，然而这个在文人圈中倍受称颂、礼遇的「侠客」，最后竟以猪头谎称人头，诈骗了一笔钱财后，逃逸无踪。这是一则极具讽刺性的故事，吴敬梓设计此情节，并非随兴为之，此事实就明清士人文化而言，实颇具象征性与代表性。吴敬梓之作《儒林外史》乃意在刻划科举下士人之群相百态，藉此深究士人文化之本质，在其匠心独运下，此书也确实成为对明清士人活动与士人文化刻划最深的小说。这部小说前几回重点在讥刺假名士的虚矫造作，作者意图以此为对照，引导出真正文人文化的本质。这则假侠客的故事是假名士的闹剧的压轴大戏，正因为「侠」是明清士人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所以吴敬梓才刻意安排这场闹剧，故事中的这个骗局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一方以结交侠士为荣，另一方才得以假冒侠士，在此双方共同处在一种「尚侠」的社会风气之中，遂得以共同演出一场好客冒侠的闹剧。我们可以说，这个戏码得以演出的基础是明清文化──或士人文化中，存在着「尚侠」的文化因素，就是这种「尚侠」的社会文化构成了这个戏码的演出舞台。

　　明清「尚侠」文化的风行，实可视为城市文化与科举压力，内外交会，因缘相结的结果。关于「侠」文化的探讨，概可由此两方面入手。反过来说，这两者也可说是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基因，透过此两者所交会之「侠」文化的分析，以深究此两者之辩证关系，是一个深入理解明清文化之重要且有趣的途径。

　　明清商业城市的发达，推动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又鼓动尚侠之风的兴起，尚侠之风的兴盛又再激发「侠」之意涵的扩充。此种关系粗略而言，可谓：城市的发展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游文化则是「侠」之概念的新土。考察「侠」的概念如何与城市中的士人交游结合，是本文的写作要点之一，透过这种考察，我们可以透视出社会活动与价值观念之间如何相互牵引、作用，这是结合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一个尝试。

　　再者，「尚侠」文化的风行，又与明清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生命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士人为了抵抗科举制度对他们生命的制约而开展出来，用来安置其生命意义的一种文化创造工作，因此透过这种「尚侠」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进入明清士人的内在世界，掌握当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实况，进而透视出社会价值与社会文化的创造过程。

　　本文无意全面性讨论「侠」的问题，重点不在明清有那些「侠」者，或此类「侠」者之社会活动如何。本文实际上以明清的士人为对象，探究他们的生命活动，如何营造出特定的社会文化，以及他们如何在此社会文化中，寻求、营造其自我表现空间，藉此以安身立命，确认其个人之生命价值与意义。笔者尝试从人的生命活动的角度来考察：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个人如何在社会中展开其生命活动，而这样的生命活动，如何着落在现实社会，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以致于构成特定的社会文化。

　　束书纵游吴阊为市里侠──士人的侠游人生

　　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明清科举制度除了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外，对这些参与的个人而言，它也提供了一套人生价值观，许诺一般士人通过此管道，得以光宗耀祖、实现自我，绝大多数的士人也因此将科举事业的经营作为一种「志业」，藉此实践个人之生命意义，确认个人之人生价值。但是，由于人数的激增，这个管道越愈狭窄，造成大多数的士人沉滞其间，导致这种价值的追求坎坷难行。因此，部分士人试图逸脱于科举制度支控下的狭窄人生，另寻人生的出路，他们透过建构新的人生想像，开展出新的生命活动场域，从中建立新的人格类型、人生价值与生活风貌、文化内涵。本文将首先从这个角度／脉络来观察「侠游人生」的出现。

　　明代中期以来，科举上升管道日益狭窄，而士人科考的竞争压力也随之加剧，因此反弹之声也时有所闻，在各种资料中不难见到刻意抗拒科举价值的士人，这些士人试图挣脱科举价值的强势支配，另辟人生路径。

　　对侠的向往倾慕，早在明代之前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就已被一再传颂，以至于侠游也成为特定的文学主题──宋朝郭茂倩所辑之《乐府诗集》中即有「结客少年场行」之主题，歌颂侠游活动，标举豪侠意气。可见侠的意象，早已根植于文学领域中，且在往后之文学传统中，继续滋长繁衍。这种侠或侠游活动原本有其现实根源，他们曾显现、活跃于某些历史情境里。但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侠者的行迹影踪主要寄存于文学的表述中，它成为一种文学典故，一种美学意象。如此以迄于明清时期，这种文学意象才又与社会现实发生新的关联。在科举制度的制约下，士人深感生命活动多所困顿，因此乃试图藉此文学意象另辟受困生命之蹊径，别开非现实人生之生面。就这样，侠的非现实意态与受困于现实的生命处境，两相交会，士人凭藉侠之意象为羽翼，以之逸离现实困境，以之为游乐之生活形态张目，甚而，以之激发游乐生活之进行。然而，侠并未就此脱离现实，反倒由此开启出新的生活实践路径，创造出新的生命活动场域，以致于建构出新的社会价值。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明清社会中，侠已经又从文学意象转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活实践。在现实社会中，侠的意象和士人的生命活动确实产生具体的交际，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亲近、交会，促使侠游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乃至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志向」。如此，侠就在现实世界中，成为士人突破科举场域，另外开辟出来的一条生命实践的路径。

　　简而言之，自秦汉以降，「侠」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然深植于文学领域中，成为一种高远的美学意念，一种特殊的人格类型。虽然它可能在特别的机缘中，显现于某些独特的个人身上。不过，这种现实中的侠行还是充满个别性与偶然性。因此，大体而言，侠的意象基本上是以一种「美学意念」的形式存在于文学语言中，不甚具有现实性。直至明清时期，侠的意象，乃与士人之特殊心态及社会生活相结合，因而重获别具意义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同时，在此实践过程中，侠的意涵也随之有所游移、转变。

　　善酒，任侠，不问家人生产

　　明清士人，尤其是有文人倾向的士人，有一颇为普遍，而值得注意的习气：他们多有「不理家」、「不问家人生产」、「不事生产」之行为表现，我们不难在诸多明清士人或士人妻室之传记资料中，见及此类描述。「侠」作为逸脱，乃至对抗科举价值的人生理想，在现实生计的层面，往往与此一表现相结合。士人不事生产之原由不一而足，或者性好逸乐，或者别有怀抱，或因专心学业，或因志在经世。
 
　　志在举业的士人，本来在举业的经营和家事的治理间就可能略有冲突，为求举业之精进，而忽略家事，乃属常理。明清士人为求专意于举业的经营，将家政管理之责委诸妇女，在当时社会中颇具普遍性，此举也已成为评价女性的一种美德典型，因此这类叙述常可在有关士人之妻的传记资料中发现。

　　除因性好逸乐，或汲营举业，而不理家之自然性或现实性因素外，士人之不问家事，亦可能被视为一种别具志向的行为表现：
 
　　端文(顾宪成)为人虚和闲止，不关世事。凝尘委衣，危坐终日。淑人庀治家政，厅屏内外，传敕不绝，子姓僮奴，廪廪如也。洒埽澣濯，酒食米盐，井井如也。

　　顾宪成经世心切，此所谓「不关世事」非谓其心骛世外，乃指其因志在「治国」，而略于「齐家」，将家事之治理转由其妻子承担，此处的「世事」指的是日常生活层面的繁琐现实，而非治国平天下的大计，如果说为举业而不事生产是一种实际考量上的无可奈何之举，此处则将「治家」与其他人生理想对立起来，从而赋予「不治家」更为积极的正面色彩。类此「齐家」与「治国」倚重倚轻之情形，不难见诸他例。

　　所谓的「侠游」，大体可以说是一种脱离生产活动，脱离现实经营，脱离日常生活的一种游荡性的生活型态。这可说是一种士人们因逸脱于既有的现实生活，而开展出来的有别于家居日常生活范畴的另一种生活型态。然而，这种生活形态也并非士人们主观地凭其意念营造出来的，事实上，这种生活型态的形成与盛行也有其现实基础，它与城市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士人的侠游生活是以城市发展为基础、凭藉，才得以普遍性地扩展开来的，而城市也因士人的侠游活动而开展出独特的文化面貌。以下将从这个外在的「现实」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所谓以城市为基础，可以更进一步地区别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着落在城市繁华的物质环境中，二是「间接地」透过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士人交游文化。

　　如前所言，所谓的「侠游」生活，大体可泛指浪荡不羁的游乐生活形态，而其内容包含诸如：击球、较射、倡饮、博弈、蹴踘、吹箫、调弦度曲……等声色犬马之事，这种生活形态在明朝之前即已存在，并或盛或衰地存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而在明清社会中，这些活动可能相随于城市生活的繁盛，更为发达，但这并非要义之所在。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在明代的士人文化中形成一种不同的诠释脉络，以致成为一种别具意义社会活动。因此，对此一现象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对明代士人文化更充分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探索社会文化介于观念与实质间的微妙互动。换言之，本文所要讨论的，并不仅是这种游乐生活的实质，而是这种生活如何被界定为「侠」，从而获得新的社会文化意义，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回到士人交游活动的脉络中，而士人之交游活动又与明代的城市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商业城市的繁盛，一方面由于物质的流动，衍生出种种声色之娱的可能性，士人乃为之吸引，投入其中，以遂其游乐之行；另一方面，城市人员的流动与互动，构成活跃的社交场域，频繁的交游活动的开展，也刺激，乃至逼促，士人的涉入和参与，而侠游生活则可视为建立在此一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础上。

　　利玛窦在1584年9月13日写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的书信中，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喜好社交应酬深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
 
　　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为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它消遣的处所等等。

　　这位外国教士充分掌握了明代后期一般士人热衷于社交活动的现象，然而他却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其中的社会文化意涵，从利玛窦这个外国人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只是「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这些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在浪费金钱」而已。然而，这些活动的意义果真仅止于此吗？

　　 从外人的角度看来，士人们的「彼此拜访，相互宴请」，可能除了徒然浪费金钱于饮酒作乐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从士人自身的角度来看，进入城市参与这些交游活动对他们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此显示着两种生命活动的社会场域的存在与对立：一则为科举之场域，另一为「艺林」之场域，这两者各自衍生出不同的社会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侠游生活与士人交游文化的两种相关性：一是士人在交游中建立声名，并藉此以建构出科举外之另一人生活动场域，而侠游生活则蕴含科举之外的人生想像，此二者相互为用，共同作为相对于科举的另一个人生可能；二是交游活动的「游乐」内容与「侠游生活」实质之「逸乐生活」有所重叠。

　　视钱如粪土──侠的社交面相

　　士人的交游活动，当然不必然要在城市中进行，但无疑地，明中期以来，商业城市的发展，确是刺激了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明中期以来，科举上升管道的相对窄化，造成多数士人自我认同上的危机感，以致士人多不得不在科举之外，另寻求自我认同之途。在此之同时，商业城市的发展，铺设了一个新的社会活动空间，更刺激、促进了士人的交流活动，这样的社会交往活动乃交织成一个社会场域，从而衍生出新的社会价值，个人因而得以搭挂其上，藉以确认自己的社会身分，肯定自己的生命意义与价值。

　　所谓的城市繁华，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由城市的交游活动所营造出来的，而这种交游活动是建立在高度的金钱「浪费」上，因此，要不要进入城市参与这种繁华的交游活动也就成为一般士人需要慎重考量的生活态度的抉择。明末大学士宋权过世后，有人劝其子宋荦继承父亲遗风「出而结交天下贵人」，与宋家情谊深厚之侯方域闻此消息后，写信给宋荦，劝戒其勿此之举，谓：「往郡中贵达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财力自雄，周旋良苦。」侯方域此言，确属真心实言。富家子弟散财广交，以至于家产荡尽者实不乏其例。

　　 城居生活多所交游，而交游活动不得不「鲜衣美食」、「博饮游侠」(此「游侠」应指「游于狎邪」，然此亦蕴含「侠」气之意(关于此，容后再论)，即使经历政治整肃后，经济已经受创，但此风犹然难止，盖因侠游已蔚然成风，积习难改矣。凡此种种观察，诸多感叹，都可以说是城市交游文化盛行下的反弹(或反省)之声。如此，是否进城，也几乎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的抉择。
 
　　由于在城市中进行交游活动，确实是颇为耗费金钱的行为，而且这些金钱的投掷，几乎都是没有投资意义的耗费，此即利玛窦所言：这些人只是「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因而若无舍得「浪费金钱」的心理准备，实在不易在各种交游活动悠游自在，而这正是此种交游活动与「侠」搭挂之一端，因「侠」的表现之一即一掷千金的豪气，《小窗幽记》中有言：

　　侠之一字，昔以之加义气，今以之加挥霍，只在气魄气骨之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明代中期以后城市交游盛行以后，侠游成风，以至于因多游而成侠名，于是金钱之挥霍，竟取代义气，成为侠的新内涵。如此，现实中侠游活动之影响，侠的意涵乃为之扩充(或替换)，将挥霍行为也含括进来，这正显示，广阔的交游活动与金钱的不吝挥霍实有密切关系。交游活动往往立足于城市的高度消费基础上，而在此交游形态下，透过金钱的挥霍，也可能提供一个个人的成侠之道。
 
　　社交场域是具有相当程度的选择性的，并非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粗略地讲，如果不具备有相当的豪气，可以在金钱上经得起一定程度的「浪费」，那恐怕不容易在社交活动中得到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浪费金钱」是「侠」的现实基础，如果金钱是最现实的价值，侠则可说是对他种「精神」价值的高度重视，表现在社交场域中，即是「轻财结客」，亦即追求友谊所代表的「义」以及经由奇才异能之士所代表的世界的扩展这种精神价值，而不顾金钱这种庸俗价值的损失。

　　狭邪之游──以妓院为舞台的「侠游」

　　妓院是最能反映、表征城市繁华的场所，同时，它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明清时人往往以「侠游」来指称浪荡不羁的生活，而且「侠游」之辞在许多时候，实意同于「狭邪之游」。

　　 妓院乃是「繁华公子」「佻达儿郎」之类豪客云集之地，而由所谓「剑客藏名，托兹以砻侠骨，文人失职，借此以耗壮心。」也可窥知进出妓院者，乃多有块垒难平，壮怀激烈，而以侠自居者，潘之恒自己即以「游侠」自称。潘之恒的描述显示：进出妓院者多有以侠自居，以豪气自许者。也因此之故，妓院乃在其心目中，成为从属于剑客、游侠的处所，是他们消耗壮心或展现豪气的舞台。要之，在实际上或想像中，妓院与豪侠有其颇为亲近性的关系。

　　妓院与豪侠的牵连可说是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可说妓院可供豪侠「以砻侠骨」、「以耗壮心」，故豪侠喜于聚集妓院；另一方面也可说，妓院正是个人展现豪气，以博取侠名之处所。此种关系可由明末描述妓院生态最详细的《板桥杂记》之描述，见其一斑。

　　 「轻财结客」的侠气皆与妓院活动并举，这种关联性一方面是因为明中期以来，妓院已成为城市中重要的文艺社交场域，因此这里也往往成为士人相互结交应酬的地方，也就是说妓院是一个士人社交中重要的「结客」之所；另一方面，《板桥杂记》中曾载：妓院中较具规模之集会「每集必费百金」，因此余怀感叹地说：「此亦销金之窟也」。这个城市繁华荟萃的「销金窟」，事实上有着极高的门槛，除非有相当之财力，加以「轻财」之豪气，实难顺意进出其间。因此，如萧伯梁、张维则、申维久之流能够出入妓院中「轻财结客」者，乃易于在社交圈中得到豪侠之名。因为「任侠」，所以「贱黄金」，因而发展出「气谊深」的交往。

　　 要之，明清社会中，「侠」这种社会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社交文化，而这种社交文化是建立在城市的消费基础上。妓院正是这种城市消费文化与社交文化两相结合下的具体表现，因此它也往往成为「侠」文化的重要展出场合，妓院是「侠少」「侠气」的重要演出舞台，它的存在与繁盛，滋长、激发、展现了「侠」文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侠也并非是进入妓院消费的男性的专利，妓院中的主角──名妓，她们本身也可能成为「侠」的化身，这些寄身于社交场域中的名妓，她们也可能融于社交文化中，也因「轻财」、「结客」，而博得豪侠之名，如李贞丽以「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显示其「豪侠气」。寇湄的「女侠」之称，则来自其「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的作为。此处透露：由社交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侠」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它意味着可以跳脱现实利益的经营与盘算，而纵身于社交场域，以一种挥霍的姿态展现个人生命力的表现。

　　消极地讲：妓院之类的声色场所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空间，让人沈迷其中，暂时忘却现实科举下的挫折困顿，或是消磨耿耿于怀的雄心壮志。但是，如果妓院只是具有迷醉个人心志的作用，成为躲避现实的场所，那么，进出其间的落魄士人，恐怕难以豪侠自许。事实上，妓院除了供人暂时迷醉外，它还有更积极性意涵：妓院也可以是一个自我展现的场域。如前所言，妓院是明清商业城市中极重要的社交场所，这个社交场所的存在，可以作为个人表现的舞台，特别是具有文艺才华的士人，更可以在一些高级妓女所参与的艺文活动中展现个人才华，藉此以证实个人的存在感、价值感。自明中期以来，高级妓院已经由一般的社交场所，更进一步地发展成为重要的文艺中心。这些具有写作能力的士人，当其写作能力无法在科举场合中得到肯定时，可以在此艺文性的社交活动中，另展其长才。在此场合中，展现其诗文长才，藉此以舒发其豪情壮志，将其受压抑之情感「大畅于簪裙之间」。如此，写作成为个人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也是个人才能的发挥。同时，这种有别于科举制义的诗文写作，也因为可以着落于已然成形的文艺社会，获得价值上的认定──即已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因而这种写作才能的展现，也成为个人追求价值肯定的一个社会管道。实可谓为社会文化发展之结果：商业性城市的发达，城市社交活动随之展开，以至妓院随之成为社交活动的重心。因此，个人乃得寄身其中，藉此伸展个人之个性与才华，重新获取价值上的肯定。

　　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城市中社交活动积极展开，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士人，他们积极地投入、推动、组织社交活动，在他们的经营下，城市的社交活动，渐渐凝结成一个稳固的社会活动场域，进而成为自我表现的舞台。这种社会场域的构成与发达，可说是部分有心人士「轻财结客」的结果。这种「轻财结客」的行为本身往往就视为是「侠」的作为，同时也因事此者，多可得「侠」名之美誉，所以，热衷于此者，乃越愈增多。如此，循环相生，随着城市社交活动的频繁，「侠」乃成为社会上日趋强势的社会价值，而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于其中实践侠行，博取侠名，也更成为社会流行。

　　结论

　　本文试图从科举制度、个人生命史、交游文化、城市生活等几个面相来观察「侠」的社会文化意义，「侠」成为明中期后士人间的一个常见现象，但「侠」的意涵却难以简单地捕捉，正因为侠并不是一个固定、实指的对象，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一种叙述方式，一种对生命的诠释，凡此皆须着落在当时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中来理解，但侠又不单单附着于个别现象之上，而是与彼此相关的数种现象纠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将之放在不同的脉络中来观察。同时，透过「侠」之现象(或意象)的解读，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这些现象间的联结，由此更显示出「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诠释关系。

　　明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参与者的日益庞大，上升管道相对狭窄，士人之挫折与压力日重，而自我认同危机日深。士人文化进入一个转折的关键，它的历史命题是：如何在科举之外另辟新的社会活动场域，作为个人自我展现的舞台，进而据以建构社会价值，以为个人寄挂生命之所。侠游活动的开展与盛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因应于这种历史命题，加以社会经济──商业城市发达的配合，而触发、产生的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这种社会活动乃又开创了新的社会文化。

　　明代中期以来，相随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生活日趋丰富，而其中社交活动的频繁，更交织成一个社交场域，这个场域的开展与存在，提供士人可以纾解科举挫折，寄托雄心壮志，伸展自我的空间。相应于此，也有部分士人采取「不理家」的生活态度，将其个人自家庭伦理中解放出来，投入城市的社交场域中，由此展开「侠游」生活。此类活动从外面形式上来看，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消(浪)费行为，但是，相随于士人的大量投入，并据以「安身立命」，而为之注入相关价值与意义，「侠游」活动乃成为别具意义的社会活动，藉此士人得以重新建构个人的生命意义，确认个人的生命价值。

　　在本文的讨论脉络下，「侠」之最粗浅意涵乃是：在城市交游活动中能「轻财结客」。盖参与此类活动需有「轻财」之心，能轻财故能肆意于城市交游活动，因以达成「结客」之目的，此种「轻财结客」之行径乃有别于在现实层面营营苟苟的生活态度，这种超脱于现实利害的人生态度就是「侠」的意味。因有豪侠者流快意于「轻财结客」，城市交游活动乃得活络起来，而能鼓励轻财结客之心者，又因此城市交游活动能予人以豪「侠」之名，如此两相激荡，明清尚「侠」之风乃渐流行，以致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风尚，在此风尚下「侠」之为一种社会价值乃益形稳固、强势，以致此种社会价值乃得以与科举功名相抗衡，因而有部分士人藉此以抗拒科举功名，将侠游作为科举外之另一种人生路径。如此，「轻财结客」之豪侠作为乃突破科举所笼罩之现实世界，别创出一个社会活动场域。在此场域中，侠乃成为有异于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而侠游乃成为一种别出于科举的人生选择。

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