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杜甫的精神力量，拥有无穷的活水源泉。这些源泉，除了性格、生活、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信念，还有大自然。从大自然汲取精神的生机，以复苏悲剧性的心灵，是杜甫的一种创造性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作为生活实践，是一种人生境界；由于具有哲学意义，是一种哲学境界；表现于诗，是一种艺术境界。

　　杜甫一生，承当了盛唐文明毁于安史胡化叛乱和政治理想断送于唐室君主政治失道的双重悲剧。正如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说：“古代某种灿烂的文化，由于受到未开化的野蛮人的蹂躏而没落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悲剧景象。”１安史之乱毁了盛唐文明，而当时“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２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文化悲剧。唐室君主政治失道，杜甫以廷争、弃官、不赴召相回应，终至飘泊以死３。这是一个深刻的传统士人悲剧。 李斯托威尔说：悲剧的第一个特征，“是巨大又异乎寻常的不幸”，“第二个特征，就是人格的伟大”，“一种比苦难还要坚强得多的灵魂。”４杜甫以中国文化所托命之人格，承当祖国个人双重悲剧，择善固执，生死不渝，因此具有真正的悲剧性精神。

　　安史之乱初期，杜甫在《北征》中就呈现了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悲剧性心灵的体验。诗中先写闻见：
　　
　　疮痍满乾坤，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语语沉痛已极，写照出悲剧性的时代，也呈现出自己悲剧性的心灵。下面，却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地突接一段“可喜”的大自然“佳景”５：
　　
　　菊垂今秋花，石带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虽然人世间疮痍满目，大自然仍然开花结果，山花，山果，这些细小而又顽强的生命，深深地感动了诗人，强烈地鼓舞了诗人，复苏了他悲怆的心灵，滋长了他精神的活力。这，就是诗人在那严峻的时代氛围里产生由衷喜悦的深刻原因。诗人渴望祖国新生的愿念，因此而更加顽强有力。对此，诗末再三致意：“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周汉宜再兴”，“至今国犹活。”“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显然，在杜甫全幅心灵与诗境里，从大自然所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成了投入现实人间的精神力量；大自然的生机、人心的生机、祖国的新生，因而溶溶泄泄地融合而为一体。《北征》诗在这里表明两层意义：第一，从大自然汲取生机，是杜甫的真实体验。第二，杜甫从大自然汲取精神的生机，终极目的是为了更有力量地重返现实，投入现实，而不是为了归向自然，一往不返，向大自然求得个人精神的自由解放（如庄子）。

　　在弃官飘泊西南的岁月里，杜甫从大自然汲取生机的体验，越来越具有经常性、自觉性。杜甫在成都，获得一段难得的安宁生活。但是，由唐室政治失道和安史之乱而来的忧患意识，并没有从杜甫心中消失。《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便是凸出证例。然而，杜甫成都时期大量出现的自然诗（山水田园诗等），意境圆融澄明，风格清新优美，比较此前此后时期诗的意境之悲壮苍凉，风格之沉郁顿挫，显然不同。这，除了成都时期生活安宁的原因之外，便与杜甫经常从大自然汲取生机的体验关系甚深，与成都这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自然亦有不解之缘。

　　杜甫在草堂，作《江亭》诗云：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在新津县，又作《后游》诗云：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喧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
　　
　　杨伦用中国哲学诠释杜甫诗意：“物自私，谓物各遂其性也。更无私，谓物同适其天也。”６极是。依中国哲学，万物的生命构成自然大生命；万物各畅其生命，并育而不相害，就是自然之道。按照现代生态学，“每一个群落依赖一系列非生物因素。一个群落，加上一系列非生物因素，就叫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种群是相互作用的。……只要每个种群能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个生态系统就能保持平衡。”７现代科学的生态系统、生态平衡规律两大认知，可以证明中国哲学自然大生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道两大观念的合理性。

　　当杜甫敞开心灵，默默体验自然，与自然相沟通时，乃是从自然大生命汲取心灵的生机，以自然之道来鼓舞精神生命，因此逐渐地、终至全然排遣了苦闷（从前诗的“排闷强裁诗”到后诗的“客愁全为减”），复苏了心灵，他欣喜地体认到，大自然才是自己生命的归宿（“舍此复何之”）。

　　杜甫草堂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极美。第五首：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第六首：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饱经忧患的杜老，陶醉在这烂漫的春光里，涵泳着这活泼泼的春意，当下汲取了无尽生机，彻底复苏了心灵，滋养了生命。无怪乎他要纵笔直书：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原注：斛斯融，吾酒徒），经旬出饮独空床。（第一首）
　　
　　他要忘情地赞叹：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第七首）
　　
　　大自然给杜甫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欢乐。

　　在杜甫充满忧患的一生中，也有涌自生命深处的大欢乐。闻收复河南河北时的欢“喜欲狂”，与成都春夜喜雨时的欢天喜地，浣花溪畔沉醉春风时的“颠狂”“欲死”，皆是永远感人的美丽瞬间。其中前一种欢乐，是来自祖国的胜利。后一种欢乐，则是来自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人生谁不向往欢？杜甫同样是人，同样向往欢乐。“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少年时代的杜甫，本是一片天真烂漫欢欢喜喜。可见杜甫并不是生来就想过忧患日子，写沉郁的诗。杜甫只有一点不同于别人，就是他比别人具有更加深厚的同情心，更加深厚的终极关切与现实关切，关切道与人类，关切天下有道（这是终极关切的落实，也是两大关切的合一。终极关切要与现实关切结合而不能孤悬，这是中国哲学的特征）。杜甫投入自然，纵身大化，并不是要把苦难的人间忘掉，而是要把悲怆的心灵复苏，更有力量地面对现实，更好地生活下去。这是人生的一种绝大艺术。即使对于人生并无忧患的读诗人，杜甫自然诗也仍然是富有价值的。德国诗人荷尔多林写有这样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之上。”８可以接着讲：人生充满劳绩，但是只要自然在，爱心在，诗意就与人生同在。这是杜甫成都时期自然诗的一份启示。

　　杜甫晚年诗（夔州诗与湖湘诗）甚至更值得注意。杜甫晚年所承受的时代忧患更深，他的生活更加艰难孤独，身体也更加衰老多病。与此同时，杜甫更加自觉地、经常地亲近大自然，潜心静气地，长时间地体验大自然。他从大自然生生不已的生命和行健不息的运动之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精神的生机，滋养着心灵的复苏与更生。杜甫晚年诗从大自然汲取生机的意境，比较成都诗，往往更深沉，更苍凉。

　　在夔州，杜甫经常体验着大自然的生机流行。

　　《续得观书》：
　　
　　俗薄江山好，时危草木苏。
　　
　　杨伦注释：“谓草木逢春，皆有生意。”９实际这盎然生意亦被诗人心灵所深深汲取。上句诗暗示滞留异乡的苦闷，由于三峡大好江山的自然之美而得到解脱。下句诗暗示忧时伤乱的心灵，从草木欣欣向荣的自然生机而获得复苏。

　　《云》：
　　
　　终年常起峡，每夜必通林。……高斋非一处，秀气涤烦襟。
　　
　　明白表示烦忧被自然之美所消散，可以与“俗薄江山好”相印证。

　　《暇日小园散病》：
　　
　　江村意自放，林木多所欣。
　　
　　明白表示身心被自然生机所复苏，则正可与“时危草木苏”相印证。

　　“苏”这个字，杜甫晚年诗最爱使用。其涵义深远，耐人寻味。“苏”，有复苏更生之意。杜诗常用“苏”字表示从肃杀（自然）、忧患（人生）、忧伤（人心），到复苏更生（自然、人生、人心，或兼而有之）的深刻转变。

　　《建都十二韵》：“苍生未苏息，胡馬半乾坤”，《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济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会苏息”，两“苏”字，即是表示从忧患（人生）、忧伤（人心）到苏息、复苏的转变。

　　《续得观书》：“时危草木苏”，与《清秋》：“高秋苏肺气”，《江汉》：“秋风病欲苏”，三“苏”字，则皆是表示由于从大自然汲取生机，自己的身心获得复苏。

　　杜甫日复一日地沐浴着太阳的恩惠，体验着力量神奇的阳光。

　　《晓望白帝城盐山》：
　　
　　日出清江望，喧和散旅愁。
　　
　　《西阁曝日》：
　　
　　凛冽倦玄冬，负喧嗜飞阁。羲和流德泽，颛顼愧倚薄。毛发具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欺有托。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
　　
　　太阳，给诗人全身心带来了光明、温暖与生机，给他驱散了心灵的忧愁，祛除了身体的衰病，复苏了整个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整个身心）。阳光为人贯注生机，是默默无言的（“潜”），又是深厚饱满的（“沃若”），是神奇的（“欻”、“容易”），又是真实的（“信深仁”）。诗，充盈着人对自然的感激之情，也包涵着人从自然汲取生机的匪夷之思。

　　杜甫一夜又一夜地体验月亮的升沉运行（《月三首》第三首“必验升沉体，始知进退情”），甚至彻夜不眠地体验深夜月出照见宇宙的那一瞬间。《八月十五夜月三首》、《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这一组诗的标题，表明了杜甫连续三个夜晚对月亮的密切关注。《月》、《月三首》等诗，则表现了他一次又一次对月亮的彻夜的深刻体验。这一系列月亮诗的密集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月三首》第二首：
　　
　　断续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魍魉移深树，虾蟆没半轮。故园当北斗，直指照西秦。
　　
　　月出巫山，敞亮了黑暗之中的宇宙天地，宇宙天地顿时为之光明一新。月出巫山，也敞亮了失去家园的诗人之心，诗人心境亦顿时为之光明一新。如果天地间没有月亮的照明，白头老人会忧伤以死的——正是因为有了月亮的照明，老人才舒缓了忧伤，复苏了心灵。

　　《月三首》第三首：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
　　
　　黑暗之中盼望光明的诗人，对敞亮黑暗天地的明月，感激充盈；他觉得明月对自己，也倾注同情。

　　在夔州时期，对于杜甫来说，每一次月出，都感受到一种新生般的体验。多少次的月出，构成一种生生不巳的体验。

　　《月》：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境，风帘自上钩。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上四句由月及我，下四句由我及月，想象月中的生灵，充盈对月的深情。这份深情源于月对诗人的恩惠。此诗首联二句，最为优美警辟。黑沉沉的深夜里，明月涌出巫山，瞬间，天地豁然明亮了，江楼（诗人所在）豁然明亮了，诗人（四更不寐）忧伤的心灵不由得也豁然明亮了。黄生指出：“其比兴之深远，从未经人道也。”１０这一评语，不可忽视。其比兴深远的意蕴在于，诗通过残夜月出，江楼由黑暗到光明的意象描写，默示出诗人悲剧性的心灵，由于体验明月的涌现，汲取了生机，从忧伤到光明的一次更生过程。

　　这两句诗高明的比兴艺术，是意义默示在形象之外，成为韵外之致。《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杜甫诗艺，与庄子哲学神理相合。

　　这两句诗富于深远的意蕴，因而也就富于深远的感动力量，以致深深感动了三百三十年后的苏东坡。遭受政治迫害被贬请在惠州的东坡，写下了，《江月五首并引》，东坡在引言中说：“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残夜水明楼’为韵。”１１不仅如此。杜甫这两句绝唱，更深深感动了九百馀年后的王夫之。杜甫的心灵承当着盛唐文明毁于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悲剧，王夫之的心灵亦承当着如顾炎武所说“亡天下”１２即传统文明亡于异质文明的历史文化悲剧。从事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藏身衡阳的王夫之，写下了《读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是：
　　
　　天下皆忧得不忧？梧桐暗认一痕秋。历历四更山吐月，悠悠残夜水明楼。１３
　　
　　东坡、船山在自己诗中全用杜甫这两句诗，不仅表明他们都深深认同于杜甫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悲剧性心灵的体验，而且表明他们在不同的悲剧性境遇中，共同地具有了杜甫的这种深沉体验。换言之，东坡、船山就是杜甫体验的见证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异代诗人千秋印心的两段佳话。

　　《江汉》诗，是杜甫出三峡后飘泊湖湘时期的代表作：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象孤云，只身一人，飘泊江汉，有家难归。但是，诗人并无穷途末路之悲。长天，舒展开他的襟怀。明月，慰藉了他的孤独。磅礴的落日，感发起他的壮心。爽朗的秋风，替他祛除着疾病。“秋风病欲苏”一句，意蕴无限深远：诗人全身心，都从大自然汲取了生机，获得了复苏，更生。因此，诗人精神万丈，有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精神上，这位择善固执的倔强儒者，已经同乾坤融合成为一体，获得了新生命。

　　《江汉》诗，是杜甫长期以来一条心路历程的总结，不仅诗中所写的天地日月，是他格外亲切的对象（参前揭夔州咏日月系列诗），而且诗中所写的身心复苏，亦是他格外熟悉的体验（参前揭杜甫诗爱用“苏”字）。《江汉》诗，标志着人比悲剧命运更强、更高的精神境界。

　　《次空灵岸》：
　　
　　青春犹无私，白日已偏照。……回帆觊延赏，佳处领其要。
　　
　　青春、白日，皆恩惠于我甚深，故曰“无私”、“偏照”。“延赏”、“领要”，不仅是欣赏自然美，亦包含从自然领取生意。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
　　
　　重重叠叠的山形，好像我块垒不平的心情；山鸟山花是我的好朋友——给了我多么亲切的安慰。

　　《酬郭十五判官》：
　　
　　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
　　
　　疾病使诗人心情黯淡，大自然却使诗人心情粲然。这些诗表明，直到漂泊湖湘的生命最后时期，杜甫仍然不断地亲切体验大自然，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不断地滋养着自己的心灵，丰富着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无论生活有多么艰难，总是生活得这么顽强、智慧、富有诗意，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仍然生活得这么美，他真正是一个生活的强者。

　　杜甫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悲剧性心灵的境界，是对中国天人合一哲学的一个发展，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包涵三层核心意义。第一，人类生命起源于自然（这是起源论层次）。第二，人类本性根源于自然之道（这是本体论层次）。第三，人类生活与自然不可分，万物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应当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这是存在论层次）。现代生态学，可以与中国哲学的这一层意义相会合。杜甫所体验的境界，建基于中国天人合—哲学的第一层次，包括其第二、第三层次，但不能简单地划归于其中某一个层次，可以说是天人合一哲学的一个新层次。孔子所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庄子所讲：“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庄子·知北游》）皆表 示大自然使人欢乐，但并未表示当人处于忧患，经过大自然的支援，使人克服忧患，达到欢欣鼓舞。《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尤其是讲：“乐天知命，故不忧。”（《周易·系辞上》）。此处天、命，均指自然之道。）可以说，是潜在地包涵着但并没有明白地表示出人从自然汲取生机、复苏忧患中的心灵的意义，没有明白地表示出：忧患→汲取→复苏的过程。因此之故，杜甫所体验和揭示的境界，是对中国天人合一哲学的一个发展。

　　中国自然诗的产生，是在晋宋之际（公元4至5世纪之间）。中国自然诗的主要题材是自然美，核心意义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是人安身立命于自然（田园诗），和向自然求精神的自由解放（山水诗）。西方的自然诗的产生，则是在19世纪１４， 比中国自然诗的产生，要晚出14至15个世纪。西方自然诗最有代性的诗人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其自然诗的核心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泛神论，一种对自然神的深奥感受。”１５西方自然诗在自然美为主要题材上与中国自然诗相同，但是在核心意义上则与中国自然诗有所差异。在杜甫以前，只有陶渊明达到了中给自然诗天人合一境界的最高成就。但是陶、杜走向天人合一的道路却并不相同，陶、杜诗中天人合一境界的内涵也有所差异。渊明一致最终脱离黑暗时世（政治社会），便一直回到了自然的怀抱（同时也保持了关切现实的书生本色）。而杜甫则是一面始终不脱离艰难时世（即使处于政治社会边缘），一面与大自然保持息息相通。因此，陶诗的天人合一境界，主要是业已超越忧患、达成圆融自足的境界，而杜诗的天人合一境界，则主要是始于忧患心灵、经从自然汲取生机、达到复苏心灵的境界。

　　比较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怀古田舍》），“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与杜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俗薄江山好，时危草木苏”，“一重一掩吾肺腑，山岛山花吾友于”，足可体会其中消息。陶、杜的异同，丰富了中国诗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境界。

　　杜诗表现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使盛唐诗的自然意象美，具有了新的韵味与内涵。在盛唐诗中（包括王孟山水诗派、高岑边塞诗派、李白诗），自然意象美意味着人健康开朗的情感精神 。它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乃是一种平常状态的融洽。这种融洽的本质，在于人的健康生命与自然大生命之间具有同一性。人在这种状态从大自然的所得，好比锦上添花１６。而杜诗中的这类自然意象美，则蕴含着人对大自然的特殊感情，对悲剧命运的克服精神。它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乃是当人处于悲剧性的非常状态时，人与大自然生命攸关的深刻联系。人从大自然生生不已的生命和行健不息的运动中，源源汲取生机，使自己的心灵乃至整幅生命获得不断的复苏更生，人在这时从大自然的所得，好比雪中送炭。

　　最后，借用中西哲人两段意义相通的言说，作为本文的结束：

　　“诗乃天地之心也。”１７

　　“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１８
　　
　　
　　1 [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述评》，第19章第2节《悲剧性》，第220页，蒋孔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2 [英]杰·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4章《唐到宋时的中国文明》，本书编译组译，三联书店，第127页。
　　3 参阅拙作：《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4期。
　　4 前揭《近代美学史述评》第220页、222页。
　　5 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卷5。
　　6《杜诗镜铨》卷8。
　　7 [美]邦尼·巴、迈克尔·莱顿：《生命科学》，第8页、第438页，朱鲸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8 转引自[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居住……》，见《诗·语言·思》第189页，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9 《杜诗镜铨》卷18。
　　10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7。
　　11《苏轼诗集》卷39。
　　12《日知录》卷13。
　　13《王船山诗文集》，《集斋诗集·柳岸吟》。参阅清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已未康熙十八年（1679）谱，《王船山诗文集》附录。
　　14 前揭《近代美学史述评》：“希腊文学……对于自然的感情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它在荷马的史诗中，即使是当他描写到大海和有名的阿尔喀诺俄斯花园时，都十分缺少。……自然这块天地，不得不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方才得到了充分而又细致的发掘，拜伦、雪莱、华滋华斯、歌德，是他们第一次把大海、河流、山峦带进了他们自己的作品。”第186页。
　　15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页，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 参阅拙作《论盛唐诗的特质》，《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17《诗纬·含神雾》。
　　18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诗·语言·思》，第69－70页。　
 
【原载】 《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收入《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