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开国，趾高气扬的蒙古人以征服者自居，他们成功地打了天下，却不懂如何治理。定鼎中原之后，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极力推动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跑马占地，荒废农桑。甚至还流传一个极为蹩脚的政策，把臣民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汉人则是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以及东北地区的高丽人。南人俗称“蛮子”，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

    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偏偏有一位汉臣博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此人，得以进入最高权力核心，参与了元朝许多重大决策——他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年），初名侃，字仲晦。原籍瑞州(今江西高安），曾祖是金国官吏，因为工作关系，迁居邢州（河北邢台）任职。蒙古人来了，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又躲进武安山。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到处物色人才，就这样，刘秉忠走入了忽必烈的视野，并留下任职。从此，开始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成为“智囊团”里的“高参”。

    忽必烈即位后,刘秉忠备受宠信，他的建议，事无巨细，一般都会被采纳。虽说是辅弼“异族”，但这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文化人，终于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他做了如下两件大事：

　　一，帮蒙古人定国号“大元”

    刘秉忠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面对蒙古皇帝的知遇之恩，他改了名字，自称“秉忠”。以他的政治地位，可以直接参与制定国家大典，参与设计草案时，刘秉忠最大限度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他还建议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的寓意，将蒙古政权更名为“大元”。忽必烈满意地采纳了这一国号。

    二，主持修建“元大都”

    刘秉忠是元朝“大都”和“上都”的总设计师。尤其是修建元大都，等于划定了现代北京的原始轮廓。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开工。新城规模宏伟，耗资庞大，刘秉忠与同僚张柔、段桢等人事必躬亲，尽心竭虑。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

    刘秉忠参照《周礼·考工纪》等古籍的形制，总揽规划元大都，这是我国历代都城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其中洋溢着汉族统治者建都的主导思想，也就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

    新落成的元大都，城墙周长２８公里，大街宽２４步，小街宽１２步。此外，还有３８４火巷、２９弄通。元大都从１２６７年开始修建，直到１２８５年才告完工，前后历时１８年之久。宫殿巍峨，寺庙雄伟。《马可·波罗游记》曾对这座13世纪末兴起的“国际性大都市”做了详细描述，西方人对东方帝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认为东方遍地是黄金。

    至元十一年，也就是１２７４年８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别墅无疾而终，时年５９岁。元世祖闻报，悲痛不已。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于是，专门委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丧，厚葬于大都。后来，改葬邢州祖茔——今河北邢台县贾村。

　　刘秉忠死后，哀荣无限，他被朝廷追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元仁宗时，又晋封“常山王”……元朝开国，汉臣能受如此恩宠优待者，恐怕仅此一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