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以史证诗是中国诗学的传统 以史证诗，是考察诗人的本事、诗中的时事或历史背景以释证诗歌。这一方法，适用于研究写实性诗歌。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文学研究立场说，主要是以史证诗。 中国的写实性诗歌，是与诗人的本事、诗中的时事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诗歌。写实性诗歌发生于周代即《诗经》时代，绵延发展至近现代。写实性诗歌是中国诗的大宗１。 中国诗歌的本性是抒情性，写实性诗歌与纯抒情性诗歌一样可以具有真正的抒情性。写实性诗歌的时事作为诗人的现实生活，牵挂着诗人的情感；写实性诗歌的本事作为诗人的个人故事，直接凝聚着诗人的情感。 写实性诗歌不止具有抒情性，而且具有政治性、社会性。诗有时事，使诗歌抒情兼有历史内容的纵深。诗有本事，使诗歌抒情兼有个人故事的纵深。时事是史，自不待言。本事是史，可略加分疏。 中国历史上没有职业诗人，诗人即是士人。士人以继承人文创造人文和参与政治为职责。《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论语·微子》：“天下有道，丘不与也。”士志于道，和使天下有道，是孔子对士人品格的规定。《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２国身通一３，是《诗大序》对诗人品格的规定。在中国诗人，个人故事往往同时即是一国之事、天下之事，或关系到一国之事、天下之事４。这当时的一国之事、天下之事，在后世读者，便是史。 本事诗中那些纯个人性的本事，属于广义的社会生活。这当时的社会生活，在后世读者，亦是史。 有写实性诗歌，然后有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诗歌研究方法。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所说诗可以观（汉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表示由诗可以了解现实生活或历史背景。《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所说知人论世，表示读诗需要了解诗人其人及其历史背景。周代出现的诗可以观及知人论世之学说，可以说是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理论的原型。 中国诗学有体有用。就写实性诗歌而论，诗言志５、吟咏情性６、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是中国诗学之体（本体）；诗可以观、知人论世、以史证诗，则是中国诗学之用（作用、方法）。 《毛诗》是中国诗学的原始典范７。 《毛诗序》注重以史证诗，往往以史－时事或本事－说诗。 《毛传》注重解释诗歌赋比兴艺术与训释字句８。 《毛诗》既注重以史证诗，又注重比兴艺术。从诗歌研究方法的角度说，《毛诗》是完善的诗学经典。 举一个例子。 《诗·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二句，《毛传》云：“燕之于飞，必差池其羽。”《郑笺》云：“差池其羽，谓张舒其羽翼。兴戴妫将归，顾视其衣服。”“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二句，《毛传》：“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郑笺》：“颉颃，兴戴妫将归，出入前却。”“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二句，《毛传》：“飞而上曰上音，飞而下曰下音。”《郑笺》：“下上其音，兴戴妫将归，言语感激，声有小大。”－－这是比兴说诗。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描写燕子起飞，舒张开双翅双尾，象喻戴妫被迫大归之际，整理衣服仪容，从而刻画出她临难不苟，从容不迫，珍惜自己人格尊严的品格。“燕燕于飞，颉之颃之”，描写燕子高飞低飞、盘旋回翔，象喻戴妫被迫大归之际，流连徘徊、不忍离去，从而刻画出她对第二祖国卫国的依依不舍，和善良温厚的性情。“燕燕于飞，下上其音”，描写燕子高飞低飞，忽远忽近，故呢喃之声，声有小大，象喻戴妫被迫大归之际，终于忍不住声音哽咽，泣不成声，声有小大，从而刻画出她失去儿子、丈夫、家庭的悲怆心情和女性身份之性格。 《燕燕》一诗，抒发至性深情，比兴艺术登峰造极１０。《毛传》、《郑笺》、《孔疏》解释《燕燕》诗意与比兴艺术，亦精湛贴切，配得上此诗。而《传》、《笺》、《疏》解释之贴切，则基于《诗序》所述之本事１１。 《毛诗》所开创的注重以史证诗与注重比兴艺术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二千年诗学史和诗歌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诗经》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本事诗层出不穷。其相关材料则散见于各类文献，并无专门载籍。至唐孟棨《本事诗》开创本事诗之著述体类，至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开创诗纪事之著述体类，本事诗及其相关记载始得以汇为一编，成为专门文献。 孟棨《本事诗·序》云：“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锺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 这表示： 第一，本事诗具有本事（“触事兴咏”）。 第二，本事诗特具深情（“尤所锺情”）。 第三，先须了解本事诗之本事，然后始能了解本事诗之诗意（“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孟棨对本事诗的特点的概括，适应于所有具有时事、本事等历史内容与历史背景的写实性诗歌。写实性诗歌是中国诗的大宗，因此，孟棨所提出的本事诗理论，是对中国诗学理论的一大贡献。１２ 以史证诗的工作并不限于本事诗文献的搜集汇录。 一般汇录诗歌本事的著述，可说是广义的以史证诗。如唐孟棨《本事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后来继起的各代诗纪事，以及民国杨锺羲《雪桥诗话》这样的无诗纪事之名而有诗纪事之实的诗话。这些著述，属于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集部诗文评类，或现代学科分类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深入考证诗歌时事或本事的著述，可说是狭义的以史证诗。如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１３、清钱谦益《钱注杜诗》１４，以及现代学者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些著述，不属于诗文评类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汤汉注陶、《钱注杜诗》属于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集部别集注释类，《柳如是别传》则属于现代学科分类的史学，或沟通文史的史学。这些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经典著述，具有文史不分家的学术性格。 汤汉注陶、《钱注杜诗》、《柳如是别传》，是中国学术史上以史证诗发展的三座里程碑。 汤汉注陶，运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释证方法，揭示陶诗的微言大义和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是非分明而又不得不深藏不露的政治态度，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钱注杜诗》，运用辩证性考证方法，揭示杜诗微言大义和作为杜诗背景的相关唐史的隐曲面１５，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柳如是别传》，乃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颠峰之作。 以史证诗是很有趣味，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以史证诗有益于诗歌的文学性研究。具体地说，以史证诗往往有益于诗意的了解，韵味的体会。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唐王维《使至塞上》诗：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兵五·守拒法》“烽台”条：“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固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１６由此可知，唐代的军事制度规定：举烽火报信号的时间是每天早晨及入夜时分，报平安的信号是举一道火，报警的信号是举二道火、三道火。 《通典》所载“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之“夜”，是指入夜时分。《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条：“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胡三省注：“《六典》：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杜甫《夕烽》诗：“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闻道蓬莱殿，千门立马看”；都可以为证。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象外之意是： 第一， 广大边塞，平安无事。 第二，守边健儿，功绩卓著。 全诗写经过居延国、萧关，写都护在燕然山，都表示唐朝边塞远在汉代边塞以远，唐朝版图阔大、国防巩固。这两句诗写广大边塞平安无事，正与全诗主题相合。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幅画面，是对健儿守边功绩最含蓄的赞美，是盛唐边塞巩固的全诗主题最有力的暗示。 唐代军事制度，是王维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历史背景。由此可见，不了解诗的历史背景，就难以真正了解到诗的意义，体会到诗的韵味。 含蓄、韵味不尽，是中国诗歌的主要审美观念。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云：“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又云：“深文隐蔚，馀味曲包。”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即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由诗歌显性画面即意象，而进到潜在画面即象外之象，最后进到画面之外的意义即象外之意，是中国诗歌的主要审美方式。通常认为，中国诗歌的含蓄与韵味，来自比兴、用典、微言侧笔等艺术手法。现在我们知道，写实性诗歌所含藏的时事、本事、历史背景，亦是含蓄与韵味的重要来源。 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释证方法，是诗史互证的一个特种方法，适用于研究那些使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表现手法的写实性诗歌。 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诗歌，是中国写实性诗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诗歌发生于魏晋时期，绵延发展至近现代，往往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黑暗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诗人用诗歌揭示现实真相，抗议黑暗政治，这是出于诗人的良知，亦是出于中国诗歌的大传统。 《诗大序》云：“国史１７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孔疏》：“作诗者皆晓达於世事之变易，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见时世政事变易旧章，即作诗以旧法诫之，欲使之合於礼义。” 又云：“诗人救世，亦犹是矣。” 依《诗大序》： 第一，怀抱伤时救世之心，乃是中国诗人的品格。 第二，“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诗学宗旨，并不是如通常所以为是指束缚人民，而是指批评现实政治，欲使现实政治合乎人文人道。 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黑暗时期，诗人要揭露被蒙蔽的现实真相，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行为事迹，以昭告天下后世，而又不能明言，遂往往采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表现手法。中国文学史上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文的代表作品，是由那些优秀的甚至最优秀的诗人所创作的。如阮籍《咏怀诗》、向秀《思旧赋》、陶渊明《述酒》、庾信《拟咏怀》、李白《远别离》、杜甫《杜鹃》、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谢翱《登西台恸哭记》、钱谦益《有学集》、《投笔集》、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等。 有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诗歌，然后有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诗歌释证方法。 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诗歌释证方法，是由汤汉所开创，并由陈寅恪所发展和完善的。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１９３９年）：“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１８ 又云：“解释词句，徵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情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１９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１９６４年）：“此稿既以释证钱柳因缘之诗为题目，故略述释证之范围及义例。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２０ 又云：“又观有学集叁玖‘复遵王书［论己所作诗］’云：‘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然则牧斋所属望于遵王者甚厚。今观遵王之注，则殊有负牧斋矣。抑更有可论者，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２１ 又云：“王介甫此言可以见注释诗中古典，得其正确出处之难。然史记汉书及昌黎集，皆属古籍，虽出处有先后，犹不难寻检得之。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２２ 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以诗证史’虽是前人提过的，但真正大量付诸实践的，当是陈先生。这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等晚年著作里，完全可以得到证实。他说，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用来研究历史并补历史书籍之缺。……他在进行‘以诗证史’之前，必先研究诗的资料的真实性、时间性、地方性，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感情，来断定该资料是否可用。他的著作常搜集大量当时文人的来往应酬之作，不但诗，其他各体的记载如文、史、词、赋以及尺牍杂志等等都在搜集之列，从中找出线索，来证明政治上、战争上的来龙去脉。例如在《柳如是别传》中，他利用当时文人的各种著作，找出了复明运动暗中进行的信息，发古今人未发之覆，由此证明了郑成功的复明运动，完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许多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在频繁来往策划响应的。……不过由于禁令严密，在诗文中，诗人不能明白说出自己心中的意愿和真实的情况，只能借用古典来表达。……要‘以诗证史’，还得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才能得心应手。我认为诗所以可用来作为史料的缘故，还因为它是现实的反映。陈先生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之事。”２３ 寅恪先生关于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及其释证方法的理论阐述，具有创发性、系统性，同时非常严谨。“今典”一词，“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一语２４，皆是由寅恪先生所原创。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历时二十五年。 关于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寅恪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原因，是由于当时高压统治，禁令严密，史家不能直书现实真相，诗人要写出而又不能明白写出现实真相、自己的真实心愿和本事。 第二，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手法，是借用古典字面（典故）来暗指现实真相、诗人的真实心愿和本事。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采用远近出处之古典字面，更采用两人前后诗章之古典字面（近典）。 第三，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史料价值，在于可以发古今未发之覆，揭示人所未知的历史真相，以及黑暗统治下志士仁人的真实心愿和本事，从而补史书记载之缺。 第四，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艺术价值，在于诗有显性层面和潜在层面两个意思２５，创造出融合今古之意境，达到极高的艺术造诣。 第五，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作者，抱有期待明眼人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的苦心。 关于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释证方法，寅恪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以诗证史、诗史互证，诗的一面，先须考查诗作为史料文献的真实性、时间性、地方性，判断该诗是否可以作为信实史料。 第二，史的一面，必须最大限度搜集当时所有相关文史文献材料，从中找出证据，以证明诗所表达的现实真相、诗人的真实心愿和本事的真实性。 第三，解释诗中古典，应引用最初出处（原始古典）；当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直接古典），以补足之。 第四，所谓“今典”，是诗人在高压统治下所不能明白表示之今事今情，即现实真相、自己的真实心愿和本事。 第五，解释今典，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诗文之前，始可以作为解释。否则不可以作为解释。 第六，今典发生虽在作此诗文以前，又须推得诗人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使已有此事，而诗人无从知之，亦不可以作为解释。 第七，解释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须精审地求出古典字面与今典实指之间之异同（用典是特种比喻，古典与今典之异同，如喻象与喻义之异同），始能揭示诗人借古典字面所暗指之现实真相、自己的真实心愿和本事；始能揭示诗人如何借古典确指今典的精湛艺术造诣。 第八，解释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之诗文集，若钱柳因缘诗，则须掌握其诗文集中全部古典、近典、今典，掌握其诗文集中用典发生、发展之脉络，始能作出对其诗文全体之通解。 从寅恪先生的相关学术著述之中，还可归纳出更多义例与方法，但基本的义例与方法，则有如上述。 关于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之诗，此举一个例子。 陶渊明《述酒》诗结尾二句云：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符瑞第十六》云：“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天容”，即天之容颜，指天之灾瑞、天之态度，体现天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表示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则天容舒展（出现祥瑞），亦即天承认政权具有合法性，其政权之历数可以长久。相反，统治者违悖天理人情，则为天所不容（出现天灾），其政权之历数不会长久。简言之，天容，指判断政权有无合法性的天理。这是《述酒》诗“天容”一词的古典。 《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是《述酒》诗“彭殇”一词的古典。东晋王羲之《兰亭诗序》：“故知一生死为虚诞，方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乎！”则是《述酒》诗“彭殇”一词的近典。 《宋书·武帝本纪下》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条刘裕即皇帝位册文，自称“天命”降于有宋，“天保永祚于有宋”，是《述酒》诗“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的今典（时事）。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是针锋相对地痛斥刘裕即皇帝位册文所谓“天命”降于有宋，及“天保永祚于有宋”。是用《春秋繁露》“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之语意，和用《兰亭诗序》“彭殇”之语并借用其下文“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语，表示：天理自绝不会从无道者之意志为转移，有道政权、无道政权寿命之长短亦将绝不会相同。喻指：刘裕篡弑违悖天理人情，虽自称天命，但是天理自绝不会从刘裕之意志为转移；晋、宋政权寿命之长短亦将绝不会相同，宋开弑篡之恶例，将自食遭篡弑之恶果，后之视宋，犹宋之视晋。 这是陶渊明对刘裕政权的严厉批判和预见。后来萧齐篡宋弑帝，正如刘裕篡晋弑帝；宋立国五十九年，亦远不及晋立国一百五十五年。历史，应验了陶渊明的预见。 陶渊明同情晋朝，是因为东晋再造，使南中国免于陆沉２６，以及东晋明帝能够正面面对西晋早期的阴暗历史并表示惭愧２７。《述酒》诗开头“重离照南陆”，言东晋的白日重新照亮中国南方，正是对东晋所有这些政治光明面的赞美，同时亦是对刘裕篡晋册书所谓“晋再东迁，四维不振”、抹煞东晋历史功绩的驳斥。 人们常说，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这似乎是对的。但这即使是对的，也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还是乱也看不惯、篡也看不惯。 陶渊明《述酒》，是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的一个典范。 最后当说，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诗歌释证方法有其客观限制，即可资考证的现存文献材料是否达到充足程度的限制；亦有其主观限制，即研究者诗学工夫和史学工夫是否达到充足程度的限制。任何一方面的不足，将制约研究的水平，甚至决定研究的失败。对此，笔者认为，研究者应取的态度不是轻言放弃，而是倍加努力。 1 杜甫被尊为诗圣、中国第一诗人，杜诗被尊为诗史， 可以作为其表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