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境与中国美学历史休系

　　叶朗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系统，最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1]在这部著作中，叶朗表现了深刻、明确的美学史研究和撰写的现代性学术自觉。主要特点有如下三点：

　　(一)，中国美学史的科学分期。叶朗将中国美学史分为四个时期，（1）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先秦、两汉；（2）中国古典美学的展开——魏晋南北朝至明代；（3）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清代前期。这个分期方法，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史分期方法，紧紧扣住中国美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把清代前期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时期，是见前人之所不见，将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视了的，然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性的形态，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高峰”的王夫之、叶燮的美学体系发掘、突出出来。(二)，中国美学史的范畴、命题的梳理和系统阐释。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叶朗梳理了中国美学史各个时期的范畴、命题，并且把它们放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体系中加以阐发。其中一些概念、命题，前人有探讨、论述，如道、气、象、妙、意象、意境、兴（感兴），叶朗作了更入、细致的研究、阐释；另一些概念、命题，前人没有给予重视，或没有从美学上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叶朗把它们发掘出来，彰现它们的美学史意义，如“观物取象”、“境生象外”、特别是王夫之的“现量说”。(三)，中国美学史的历史体系的发现和阐述。叶朗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是把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范畴、命题，还原到它们的历史逻辑中，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差异和变化，从而展示出中国美学史运动的内在体系和整体性。中国美学史的科学分期和中国美学史范畴、命题的梳理和系统阐释，最后都汇总为中国美学史的历史体系的发现和阐述。

　　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叶朗提出的系列命题中，有五个命题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2]叶朗破中国文化研究和思想研究的传统观念，明确地把老子美学确立为中国美学史的起点，并且主张用“道”－“气”－“象”这三个互相联结的范畴来展开老子美学的研究。这是为中国美学找到了一个真正深刻的原生地，因为中国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范畴和命题的生产和展开，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意境的形成，都是以老子美学，实际上也是以这三个基本概念为源头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以老子为起点，源流分明、层分缕析，直至王夫之、叶燮，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丰富深厚（包含了矛盾冲突），又血脉融贯（具有内在的逻辑张力）的中国美学史的历史体系。

　　第二个命题，“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3]叶朗明确指出，“意象是一个标示艺术本体的美学范畴”。他把审美意象确立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就为中国美学史的概念体系找到了一个阐释中心，并且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美学史展开的逻辑核心。从老子美学开始，先秦出现“象”的概念，并在《周易》中提出“立象尽意”、“观物取象”的命题；经过魏晋，意象概念被确立，并且提出了“得意忘象”、“气韵生动”等命题，对意象概念给予意与象、隐与秀、风与骨等多重规定；直至在王夫之的诗歌美学中，意象的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独创性等特点都得到了全面的阐释，这是中国美学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

　　第三个命题：“‘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的范畴”。[4]叶朗认为，意境是意象的一种特殊类型，它除了意象的一般规定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意象的基本规定是形象与情趣的契合（情景交融）。意境是意象中的一种富有哲理性意蕴的类型，它最基本的规定可以概括为“境生于象外”（刘禹锡）。“‘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生命的道（气）。”[5] 意境的特殊性，即意境必须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道、气），表明了意境和老庄美学的血缘关系，准确讲，它是以老子的“道”－“气”－“象”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哲学范畴为基础的。因此，意境论的形成，既是中国美学史发展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国美学史特殊性的最高体现。

　　第四个命题，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特点“在于重视内心的感发”。[6]在叶朗之前，叶嘉莹论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是重视内心的感发，[7]叶朗吸收了叶嘉莹这个观点，但是把它扩展为一个中国古代艺术的普遍的审美特点，并且做了更深入的阐发。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不断联系中国古代诗论中提出的“兴”和与“兴”联用或相关的词组“兴象”、“兴趣”、“妙悟”和“现量”等展开，最终深入到老子“道”－“气”－“象”的审美范畴体系，并铸造了“审美感兴”这个美学范畴。审美感兴是指“在外物直接感发下产生审美情趣的心理过程”。[8]“审美感兴”范畴的提出，即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特点的深刻揭示，也为建立现代美学体系提出了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

　　第五个命题：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妙”是一个比“美”更重要的范畴。叶朗认为，“妙”是老子第一次提出的概念，它通向整个宇宙的本体与生命，它的基本特点是“体现‘道’的无规定性和无限性”。因为具有这个特点，“妙”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与后世的很多重要美学范畴、命题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血缘关系。“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往往不是限于概括具体的审美对象或审美过程的某种特点，而是同古代思想家对于整个宇宙的看法密切相关，因而往往包含有形而上的含义。”[9]“妙”的着眼是整个人生，是整个造化自然；与此相对，“美”的着眼点是一个具体有限的对象，是这个对象自身的完美。叶朗认为，古代中国艺术家追求的是“妙”，而不是“美”。因此“妙”而不是“美”是对中国古代艺术价值的最高规定。在艺术创作中追求“妙”，就是要突破有限对象（象），追求无限的对象（象外之象，境），在这无限的对象中感兴、抒发艺术家对整个人生世界的体验。[10]叶朗对“妙”在中国美学史的历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突出、强调，是对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独特性的鲜明表现。“妙”实际上是中国艺术的独特意象——意境——的审美特征的基本规定。因此，叶朗强调“妙”，是对“意境”在中国美学史发展中的至高地位的强调。

　　叶朗以意境为核心概念，对中国美学史作体系化的构建，不仅在于现代美学建设的学理化考虑，而且有非常现实的意向：即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体存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倡导一种新的美学精神，以寻求解决和超越这些基本问题。在他的论文集《胸中之竹》中，叶朗指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人的存在面临着三个基本的失衡：（1）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2）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2）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他认为，中国传统美学（儒家美学）为解决这些基本的生存失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启示。[11] 但是，在更积极的，即建设性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现代美学发展的新方向，而且是必由之路。西方美学在18世纪中期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学科以来，首先是按照康德美学的路线发展了一百多年。这个路线的实质是强化审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且保持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观二分的精神原则。这种片面强化主体性，主客二分的审美观念，在19世纪后期，随着里普斯的移情论美学的出现，才逐渐开始转变，进入20世纪之后，在海德格尔的美学史中，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必然是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而人在具有最基本的认识（意识）之前，就必然已经存在于世界中了。人与世界的这种原始的统一性，不仅构成了人的自我存在的基本情态，而且是人的一切认识的基础。海徳格尔的存在与世界统一的哲学观念形成了他的新的美学精神，即审美体验的真实内容既不是对立于主体的世界本身的孤立完美的景象，也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抽象自由的自我，而是存在的真理：自我在世界中存在的原始本性。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表现了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遥远呼应。叶朗在他的美学理论发展中不断阐释和强调的是，人与世界的统一（天人合一），是现代美学提升现代人生走向幸福之境的真理之路。叶朗：

　　这就是审美活动的社会功能。审美活动不能产生实用的、功利的效果，审美活动也不是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建立知识体系。审美活动是感性个体的“我”溶浸于生活和世界之中，同生活和世界结为一体，去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体味其中的“真味”。换句话说，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和功利世界之外发现、构建一个有意味、有情趣的世界。[12]

　　审美活动发现、构建的一个有意味、有情趣的世界，究其极致，就是意境的世界。因为它所表现的（提供给我们的），既不是孤立的物象，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丰富生动的人与世界统一的图景和在这个图景中呈现出来的深刻美妙的人生意味和情趣。自康德以来，现代美学的发展，面临着双重难题：第一，怎样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第二，怎样解决自我与世界的统一问题？叶朗把意境论引入现代美学体系中，着眼点就在于解决这两个现代美学的双重难题。通过意境理论的现代性阐发，我们可以看到，审美活动是超人生的，同时又在根本上是为人生的。

　　由王国维、朱光潜至宗白华，中国美学确立了境界（意象）作为艺术本体的观念，并进而确立意境为中国艺术独特的境界创造。至此，中国美学获得了自身形而上的基点，既以西方美学为启发和参照，又能自成体系的发展。就中国美学寻找人生的安顿和归属而言，意境的揭示则使之获得了形而上的支持。宗白华说：“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13]在徐复观、李泽厚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精神的现代性阐释之后，叶朗以建立科学的现代美学体系为明确目标，将意境论创造性地融入现代美学体系中，为审美地解决现代人生基本矛盾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个途径是通过对意境的本体性确认，消解现代与传统、个体与世界、自然与人的矛盾，而进入生气深远的宇宙生命体认中。

[1] 李泽厚、刘纲纪曾计划合作撰写多卷本《中国美学史》，但此书在撰写、出版两卷之后，即告中止。

[2]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页。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页。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621页。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76页。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89页。

[7]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32页。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16页。

[9]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7页

[10]叶朗：《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第58页，第76页。

[11] 叶朗：《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

[12]叶朗：《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第27页。

[13] 《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