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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盛唐诗人——李白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7-09-13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李白是盛唐典型的诗人,盛唐造就了李白的行为风范、思想性格和精神境界,而李白又以其杰出的才华,写出了最能体现盛唐精神的诗篇,为盛唐增加了绚丽的色彩。一个最具个性的诗人成了盛唐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出生在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五岁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市)。其父亲名李客,可能是个商人,但李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李白在蜀中度过青少年时代。期间曾在岷山隐居,结识写过《长短经》的纵横学家赵蕤。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出蜀开始了长期的漫游生涯,路上曾写下了《峨眉山月歌》、《望天门山》等诗。他先后在安陆(今属湖北)和徂徕山(今属山东)隐居。“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徠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旧唐书》本传)后来又“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

        李白长时间漫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结交友人,提高声望,以求有朝一日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天宝初年,李白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旧唐书》本传)到京城后,他首先拜见了著名诗人,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贺知章看到他的《蜀道难》、《乌栖曲》等诗后,叹为“谪仙人”,因此声名大噪,在京城引起轰动。李白后来作诗怀念这一奇遇。《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写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诗前有小序,记此事甚详:“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玄宗也给了李白以极高的礼遇,常随侍皇帝左右,或备顾问,或作乐府新辞。如《清平调三首》、《宫中行乐辞》等,荣宠一时。从此李白多了一个“李翰林”的称谓。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记曰:“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1]在供奉翰林的日子里,李白行止与众不同,因此招来了众人的非议。他后来在《玉壶吟》回忆道:“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荣宠招来别人的嫉恨,谗毁之言随之兴起,玄宗态度发生了变化,说他“非廊庙器”,打消了重用他的念头。李白见状,主动请求还山,以求他日东山再起。天宝三载(744),被玄宗赐金还山。《行路难三首》便集中表达了他要离开京城时的矛盾痛苦的心情。

        李白出京后,曾与高适、杜甫结伴漫游梁宋、齐鲁,后来又漫游吴越,写下了一系列反思京城之行和人生道路的诗歌,如《将进酒》、《梁园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作。这个时期的李白也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独自北上幽燕,考察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写下了《北风行》、《远别离》等诗,表现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忧虑。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向南避难,先到宣城(今属安徽),后到庐山隐居。时永王璘奉玄宗之命,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起兵占据江淮地区,途经庐山时召李白入其幕府。李白感到这是一展自己纵横家才能的大好机会,于是为李璘借筹画策。从其《永王东巡歌》中可以看到他当时昂扬的激情。《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但永王的所作所为,在肃宗看来是不利于平叛大局的割据之举,派包括高适在内的几路大军围剿,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受累下狱。经御史中丞宋若思的救护,李白获释,仍怀着立功的激情。他向宋中丞表示:“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翦,鲸鲵立可诛。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但不久又被定罪,流放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乾元二年(759)三月,李白与流放途中遇赦放还,返回江夏(今湖北武汉),《早发白帝城》一诗表达了他被赦放还时轻松的心情。此后又重游洞庭、皖南。上元二年(761),太尉李光弼从临淮率师平叛,李白虽然已届暮年,仍欲从军,半路因病折还。宝应元年(762),卒于当涂。

        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也有像杜甫《夔府咏怀》那样的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李白的一生是充满张力的一生:姓氏上与王室之间似有似无的渊源关系,族属上是胡是汉的神奇传说,像是商人而又知书教子的家庭背景,积极谋求成功而又时刻准备着身退的求仕之路,好谋略而实际上又处置失当的书生谈兵,与玄宗之间既合又离的际会关系,似人又似仙的超凡风采,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张力,留给后人许多猜测空间的诗人。这个属于那个时代而又超越那个时代的诗人,以其高超的才华,写下了最有气魄,最为灵动的诗篇,使人从中真切地感受到盛唐人自由的精神世界,一个像诗一样的盛世的存在。

        这一个梦幻般的诗人出现,其实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李白是盛唐孕育出来的诗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盛唐人的集体性格。

    李白的行为风范是最能代表盛唐士人的行为风范。由于唐玄宗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皇帝,他带着审美而非纯粹实用的眼光来看待人才,希望能有一批非凡的人物来为朝廷做事,取士的科目有才膺管乐科、道侔伊吕科、才堪经邦科、文以经国科、王伯科、将帅科、哲人奇士逸人屠钓科、高材沉沦草泽自举科等。李白虽然没有走科举的道路,但他完全是按照这一精神来塑造自己形象的。

        首先,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胸怀王霸大略的帝王师。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示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是寰区大定,百县清一”。在《答钱征君少阳》中表示:“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安史乱起,在永王的幕府中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感觉:“试借君王御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虽然好景不长,永王很快失败,李白也因而受到处分,但他仍然不改自己的行为风范。在《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还表示:“意在斩巨鳌,何论鲙长鲸。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

        其次,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豪侠仗义的游侠。史称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本传)在《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他一再表明自己如何行侠仗义。

        最后,李白成功地将自己形象塑造成了一个仙人形象。玄宗期望的人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超人,而超人的极致就是神仙,加之唐朝统治者奉道家创始人老子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李白在长期的隐居漫游的过程中,结交许多道士,尤其是与朝廷有关的知名道士,如吴筠、司马承桢等。在交往中,李白成功地涵养出了仙人的气质,经贺知章“谪仙人”一语道出,“谪仙人”从此成为李白风范的最为恰切的概括。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描述,《旧唐书》本传中“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记载,无不反映了他的仙人的特点。仙人的形象,堪称士人风范的极致,是对一个人物的最高赞美,李白成功地做到了。帝王师、游侠、仙人是盛唐诗人欣赏和向往的理想风范,而将这些风范集于一身,表现得如此鲜明,如此本色的就是李白。帝王师开阔的眼光和自信的气魄,游侠自由的行止和豪爽的做派,成就了李白诗歌遒劲的风骨,开朗的意境。尤其是仙人的潇洒出尘特性,使他写出了大量神采飘逸的诗作,登上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

        李白的思想性格也是盛唐人典型的思想性格。盛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老子思想,而李白的思想也是以老子思想为核心,包括政治理想、处世原则、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李白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以老子的主张为蓝本的。《老子》第八十章这样写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亡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主老死,不相往来。”李白在《明堂赋》中也描绘了一个弃末返本的理想社会:“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返本,人乐时康。”在《大猎赋》中又写道:“饱人以淡泊之味,醉时以淳和之觞……使天人宴安,草木繁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其耕织。”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老子极力反对剥削和战争,李白也是这样。玄宗晚年渐趋腐化,又纵容边将挑起战争,整个社会孕育着深刻的危机。针对这些,李白从老子的政治思想出发,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古风》其三、十四、二十四、《乌栖曲》、《丁都护歌》、《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北风行》、《关山月》等许多诗篇直刺统治者好大喜功,边将的腐败无能,哀叹人民的无辜死难。他还直接引用老子的话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战城南》),告诫统治者放弃淫乐,恢复开元初期那种淳朴安定的社会政治。

        李白终其一生奉行老子“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他把进与退艺术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处理了进与退的关系。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二章),因为事物总是变化无常的,祸福相倚,物极必反。在创造之后,不占有,不把持,不居功,不争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李白深谙其中的道理。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示:“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类似这样的表述从早年到晚年随处可见:“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纵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东鲁行答汶上翁》),“却秦不受赏”(《赠从弟襄阳少府皓》),“成功羞执珪”(《赠从弟冽》),“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功成不受赏,摇曳沧洲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叔张卿二首》其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战国时鲁仲连义不帝秦,功成不受赏,李白常常用来自况。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功成身退的信条始终不变。在仕进之前,高谈功成身退,以表明自己“被褐怀玉”,提高身价,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也便举荐录用他的感到放心;在仕进之中,声称功成身退,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不陷于被动。在长安时他宣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当他发现在小人的谗毁下,玄宗无意重用自己,便主动上疏求去。玄宗也很给面子,赠金放还。李白主动求去,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为了东山再起。“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崇尚自然的老子思想,运用到具体生活中,就表现出一种温和的色彩,一种开明的格调,一种自由的气氛。表现在人的性格上,便是通达和智慧。李白自由明朗的性格,与其接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李白的审美观念也是以老子思想为核心的。李白反对哀怨文学,认为“衰怨起骚人”是“正声何微茫”的表现。综合他在《古风》其一、其三十五、其三十九中对大雅的看法可以看出,他认为文学是社会政治的组成部分,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以老子思想为灵魂的淳朴清明的政治,文学也应是淳朴平和的文学。其《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云:“二翁耽老氏之言,继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也是将老子之道和大雅之文相提并论。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李白推崇一种“大雅君子”的理想性格(《别韦少府》:“交乃意气合,道因风雅存。”),对生活能采取一种通达的态度,从这一性格出发,自然会欣赏无怨无怒的,文质彬彬的文学。而这一性格的设计正是源于老子宽容谦退的主张。此外,李白反对绮丽和雕琢。“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是源于老子崇尚自然的思想。李白这些源于老子的审美观念在盛唐很有代表性。可以说盛唐人的风雅观是张说、张九龄、李白在继承陈子昂振兴风雅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完善,并做出明确表述的。

        从上面三点来看,李白思想以老子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与盛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好一致,这是他能够成为盛唐诗人典型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李白身上也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如《僧伽歌》:“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散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

        李白还具有盛唐士人普遍具有的高尚的精神境界。盛唐人胸怀广大,天地间一切事物都牵挂于心。李白作为一个典型的盛唐士子,此种情怀更加殷切。其代表作《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两句集中地表达了他这种情怀:人生虽然短暂,飘忽不定,最多不过百年,但古往今来的万事万物都萦绕其心,都能引发其情感的激荡。“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时间变化而给他带来如此多的烦忧,都是因为所怀者多,所怀者大,“与尔同消万古愁”,其忧愁是关乎万古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从行为风范到思想性格,再到精神境界,李白从外到内,完全是按照盛唐的人理想来塑造自己的,极具个性的李白,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盛唐士人,他能够成为盛唐诗人的典型代表,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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