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傲慢，所以没有耐心听取百家（尤其是儒家）的不同意见，不可能真正地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好大喜功，喜欢做物质层次的歌功颂德、耀武扬威，所以他们对文化礼仪等精神层次的东西兴趣相当有限；因为他们残暴，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情来。总而言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绝不是偶然事件，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

    从史书记载看，秦始皇开始的时候也曾经任用过知识分子的，他跟知识分子之间也有过一些短暂的交往。秦时已经设立博士之官，兼并天下之初，有博士官七十人。公元前213年的咸阳宫酒会上，有“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记载，次年侯生、卢生相约逃亡时说“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可以证明。秦始皇巡游各地时，随行人员里也常常有博士的身影。例如，公元前218年，巡游到今天湖南岳阳湘阴县一带，准备过湘江去湘山祭祀的时候，遇到大风，差一点没法渡江，秦始皇就问身边的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回答他是尧之女、舜之妻。可见秦始皇巡游的时候是带着博士以备咨询的。巡游山东一带时，也曾跟鲁地的儒生博士们讨论过封禅祭祀方面的事情。公元前211年，百姓在陨石上刻字事件发生后，秦始皇心里不痛快，也曾让博士官写了一首《仙真人歌》，游到哪里都传令乐人配乐演唱。秦始皇虽然没有像后来汉朝的武帝那样看重文学“润色鸿业”功能，但是，他也并没有简单地排斥文人儒士。

    由于秦始皇缺乏必要的耐心，他终于跟儒生闹翻。

    公元前219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三年，东巡郡县，到了泰山脚下。为了了解刻石歌颂秦帝国功德和封禅祭祀山川的仪式，秦始皇招集了齐鲁一带的儒生博士七十人，帮他出主意。那些儒生说法各异，有人甚至说：“古时候封禅使用蒲草包裹车轮，怕伤害山上的泥土石头和草木；祭祀的时候，扫一下地就可以了，拿发酵过的禾秸作座席，原因是容易办到。”秦始皇听了儒生们各不相同的说法，而且也不容易做到，于是就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也不让他们参与活动。下令修了车道，从泰山南面一直上到山顶，完事后从泰山北面下来，在梁父山行了禅礼。据说整个封禅仪式采用了很多太祝祭祀雍丘上帝时的做法，但是具体怎么做、埋藏了些什么东西，却秘而不宣，没有人知道。据说，这一次泰山封禅，上山的时候，中途遇到了暴风雨，秦始皇在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后来把那棵树封为五大夫）。儒生们因为没有被准许参加封禅过程，听到秦始皇遭遇风雨的事，就都来讽刺嘲笑他。

    后来秦灭亡之后，儒生百姓因为痛恨秦始皇焚书坑儒，就编造出这样的说法：“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史记·封禅书》）泰山封禅，儒生给了秦始皇一个不切实用的印象，同时，儒生对秦始皇也产生了不满。儒生给了秦始皇不切实用的印象，不久就招来了杀身夺业之灾；秦始皇得罪儒生，加速了其万世帝业的灭亡。帝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实在是不能不慎重的一件事情，对双方都一样。

    秦始皇与儒生的更大决裂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那次咸阳宫酒会上。酒会开始的时候，博士仆射周青臣等进奏了一篇歌颂秦帝国和秦始皇的文章（见上文二）。马屁拍得秦始皇十分舒服。可是，这时宴席上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来自齐国的博士淳于越接话说：“我听说殷商和西周的王国都传了一千多年，兄弟子女功臣都得到分封，作为帝王的辅助接应。今天陛下拥有全国，而兄弟子女都只是普通人，最终恐怕难免会有田常、六卿那样的叛乱事情发生，没有辅助接应，怎么振救急难呢？做事情不以古为师而能够长久的，我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面吹捧，加重陛下的过错，不是忠臣。”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他把这种说法交给大臣们讨论。

    丞相李斯就说：“五帝之间不互相模仿，三代之间也不互相承袭，各自都治理得很好。他们不互相模仿，那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天陛下创成大业，建立了万世之功，自然不是狭隘浅薄的儒生所能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都是上古三代的事情，不足取法。从前诸侯并起争雄，所以，以优厚待遇招徕有学问的人。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出于皇帝，百姓如果要想家庭富足就去努力耕种，读书人就去学习法律规章。现在儒生们不学习现实而去师法古代，来否定当代，使百姓迷惑。丞相李斯冒着杀身的危险建议：古代天下分裂，没有办法统一，因而诸侯并起，议论者都引用古代事情来危害现实，修饰虚伪不实的话来惑乱实际有效的事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最好，拿它否定皇上所建立的制度。今天皇上兼并了天下，区别黑白决定一种学说为权威。用私家学说来否定法律教化，人们一听到朝廷政令颁下，就用自己的学说议论它，上朝时心里不以为然，一出去就跑到街巷去议论，以超越主上、标新立异来抬高自己的名位，甚至公然诽谤朝政。如果这种情况不加禁止，那么朝廷上主上的威严会下降，朝廷外结党的人就会很多。应该予以禁止。”李斯的观点得到了秦始皇的赞同，并且根据李斯的建议采取了一项具体措施：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一类的书，诸子百家、《诗经》《尚书》等书籍，限于三十天内一律烧毁。

    淳于越跟李斯之间的这场辩论，一开始就不是一次公平对等的讨论，而是书生与实权者之间的一次交锋。书生的武器是引经据典，是坐而论道，实权者的武器是法律命令，是生杀予夺。其悲惨结果，在意料之内。

    需要注意的是李斯的立场。李斯是具有三重身份的人：客、法家思想（他的老师荀子虽然勉强可以称为儒学家，但已经把儒、道、法融合在一起了，李斯更是倾向于法家那一套）、丞相。李斯发表意见往往跟他的三重身份有关系。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即位的第十年，因为发现水利专家韩国人郑国是被派到秦国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秦宗室大臣上书请求驱逐外国人，李斯也在驱逐之列，虽然在李斯上了一篇《谏逐客令》的奏章后，秦王取消了逐客令。但是对客的身份李斯应该随时记着的，最后临刑时，向儿子感叹不能再跟他一起牵着黄狗到家乡上蔡的郊外打猎，可以说明这一点。作为客卿，寄人篱下，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李斯对排击异己力量自然会不遗余力。作为法家，推行严刑峻法也是其一贯作风。作为忠于秦始皇的丞相，为了维护主子的权威，他当然不在乎杀一批读书人。

    李斯的观点里有这样三点意思值得特别指出：一是统一的帝国必须有统一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的多样会造成社会、国家的混乱；二是不允许引用历史来衡量现实，以古非今一定会造成混乱；三是对不利于统一、安定的学说思想必须彻底铲除，不惜采取残酷的手段。追根溯源，前两点意思源于统治者的傲慢，后一点意思源于他们的残暴。因为傲慢，秦始皇格外重视自己的权威，容不得有人以古非今，听不得有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有人对自己持批评态度。因为傲慢，他也完全看不到儒生和他们的学说对于统一帝国的稳定繁荣可能产生的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作用。这一点汉朝统治者有最清醒的认识，汉武帝的尊崇儒术导致了汉王朝的全面繁荣。因为傲慢，秦始皇完全忽略了人民的力量，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得加以议论。这一点，唐太宗认识到“民水君舟”，是秦始皇所望尘莫及的。因为残暴，秦始皇采取了极端的措施，这为后来秦帝国遭到项羽等人的疯狂报复埋下了祸根。史书说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手段与目的之间无异于掩耳盗铃，秦始皇的目的理所当然地落空了。贾谊说他“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书，以愚黔首。”（《过秦论》）实际上就像鲁迅说的，历史上“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华盖集续编·谈皇帝》）。

    李斯深知秦始皇的傲慢与残暴，所以他的话句句说到秦始皇的心坎上；所以，他的观点一出口，秦始皇就照单全收。文化学术的灾难从此降临！

    儒生更为切身的灾难发生于次年，公元前212年。上文二说过侯生和卢生在一起相约逃亡，他们的逃亡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说：“我以前把天下那些没有用的书收集起来烧掉之后，还招徕了很多懂文学方术的读书人，想要歌颂太平盛世，让方士们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现在听到韩众一去不返，徐市等人花费了百万钱财也没有得到奇药，天天听到的只有被骗取钱财的消息。卢生等人我对他们的待遇赏赐都很优厚，现在竟然诽谤我，来加重我不道德的名声。那些在咸阳的儒生，我也派人调查过了，有的竟制造谣言迷惑百姓。”于是派遣御史官把那些儒生全部抓起来审问，儒生们于是互相揭发，脱去自己的干系。最后确定，违犯禁令的儒生一共是460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史记·秦始皇本纪》）。

    据说，秦始皇活埋儒生使用了欺骗的办法。先是秘密地在郦山山谷温暖的地方种了瓜，等到瓜成熟的时候，下令让六七百博士都聚集到那里，让他们解释春季为什么会有瓜成熟，结果博士们的说法各不一样，于是让他们凑近了看一看。事先设置了机关，等所有博士儒生都到那里、正在争论不决时，开动机关，从上往下填土，博士儒生全部被埋在下边！（《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贞正义转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

    站在秦始皇的角度，会觉得儒生们确实也有可恶之处；站在儒生的角度，只觉得秦始皇太残暴。孰是孰非？明代哲学家李贽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时说过这样几句话：“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辣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那么，究竟该埋怨谁呢？可以埋怨秦始皇太傻，以为烧了百家的书就可以封堵住全天下人的口，以为活埋了四百多儒生就不再有人骗他的钱财、说他的坏话了，以为只要解决了儒生就万事大吉、王朝永固了；也可以埋怨儒生们不识时务，竟然不懂得帝国需要的是歌功颂德，是奉承吹捧，根本不需要借鉴古代兴亡故事，竟然敢于骗取心狠手辣君主的钱财，敢于在背后说傲慢残暴君主的坏话。

    也许看着书籍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很有快感，也许一下子活埋四百多个知识分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快感、成就感得到之后呢？是安心？是失落？不得而知，无从考问。

    可是有一点不妨追问一下，“焚书坑儒”这出悲剧的真正导演是谁？是李斯？还是秦始皇？历史的帐似乎是记在秦始皇名下的，而我总怀疑是李斯，往大一点说，是李斯代表的法家。请看，《诗经》《尚书》等等，烧的都是儒家和其他百家的书，四百多条生命，坑的都是儒家的人；书烧过、人坑过之后，“若有学者，以吏为师”。吏是什么，就是法家呀，就是李斯他们呀！

    我有个大胆的假设：“焚书坑儒”实际上是法家排斥其他百家尤其是儒家的一次暴力行动。秦始皇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傀儡，李斯成功地使用了一回借刀杀人的计谋。

    秦朝的这一段历史无疑是一场悲剧，最大的悲剧主角是秦始皇：百家图书在秦始皇焚烧的七八十年后由汉武帝发动学者们进行背诵传授，加上各地不断发现古代文献，很快就恢复起来了；四百多位儒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唤醒民众揭竿而起，直至推翻秦王朝的统治，惊醒汉代开国帝王对文化采取相对宽容、对儒家学说采取独尊的态度，都有赖于他们勇于批评独裁、敢于说出自己所思所想的独立精神；而秦始皇得到了什么呢？他死后的第四年，他的阿房宫（最新考古发掘显示，很可能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就被项羽的一把火化为一片焦土，他的子孙一个个被赶尽杀绝，他自己花费了近三十年浴血征战打来的天下就改姓刘了。

    秦始皇得到的只有一顶“桂冠”，那便是：暴君。

 　（节选自拙著《恍如昨日》，东方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