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之形成，有赖于三种因缘：师承、地域和问题。因出于同一师门而学术观点相同，可谓之“师承性学派”；因出生或工作在同一个地域单元，导致学术观点相同，可谓之“地域性学派”；而“问题性学派”，则因为研究同一个问题，其研究旨趣、方法相同而导致学术观点相同，尽管没有地缘或人脉的联络，也可以形成一个学派。中国传统的学术流派，基本以前两种为主，这是由古代学术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

　　先说师承性学派。儒、墨、道、法，都因为某一个思想巨人、学术领袖的创设私学，口耳授受，才至于支派流衍。那时的学术载体主要是简帛，大众不易获得阅读文本，文化传播、学术交流的渠道只能依赖于面对面的口耳传授。所以，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某个创始者的一群人，他们共同生活，共同讲习，孔子“应聘列国”时，身边带着一大群生徒。

　　有一种观点认为，先秦诸子与地域有着直接关系，例如齐鲁产儒家、三晋产法家、楚地产道家，等等。这是果而不是因，反证很多，例如，孔门弟子子夏到了中原，儒学便传到中原；澹台子羽到了楚地，儒学就传到南方。这充分说明，在文化交流极不便易的情况下，学术流派的形成还是靠单个的人，一个学术领袖到了哪里，以他为核心的学派就传播到哪里，而不是相反。

　　师承性学流之所以能够维系繁衍，是依靠“家法”或言“师法”的学术规范的约束，这在汉代经学中达到高峰。所谓家法，是指儒家经师们按照师门之法来解读和阐释儒经文本时，各自建立的学术传统。秦之后，西汉立五经博士，分别传授弟子，后来五经博士又扩展为十四经博士，以至更多。例如，伏生的《尚书》学分裂为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高堂生的《礼》学分裂为大戴、小戴、庆普三家。五经莫不如此。

　　之所以分裂，就是对同一经学文本又产生了新的章句释读方法。加上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学术派别的分别就更大了。举例言之，《仪礼·士冠礼》“醴于阼”，今文经写作“醴”，古文经写作“禮”。这两个字因音同可以互相假借，可是在这里意义差别极大——如果用醴，则表示在阼阶上先放好醴酒，行冠礼过程中要使用之；如果按照古文学派的说法，写作行礼的礼，那么此后行冠礼时便可能没有敬酒这个环节了。还有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的文本分歧，比如《士丧礼》中给死者戴在手上的決（类似于后世的“扳指”），今文学派读作“王棘”，而古文学派读作“玉棘”，二者材质完全不同，一字之差，意义万千。

　　这种靠家法维持的学术师承，对传统学术意义极大，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例如，《春秋》除了传至今天的《公》《谷》《左》三家外，还有邹氏、夹氏传，《仪礼》还有庆氏学，今天都失传了，这使得后人对经学文本的解释，丧失了更多可能性。所以直到晚清，有些经学家们还在攻击郑玄“败坏家法”。中国传统学术中这种家法和师法的传统，并未完全中断，一直到清代乃至近代学术中，仍有存留。

　　再说地域性学派。学者们汇聚在某一地方，共同研究学问而形成一个学派，自古不乏，例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东汉晚年的荆州学派，等等。但是这两组学者群之所以能够聚合，都是由于政治的因素。稷下学宫是齐宣王三代君主蓄养的政治智囊团，其中学者研究的学问也不一致。荆州学派研究群经，虽然大都以讲《易》为主，但是明显看出这群人的学术旨趣均带有刘表的烙印，因为他们都是荆州牧刘表招致而来的。今天看来，真正的地域性学派，还是宋代以来比较鲜明。宋代的濂、洛、关、闽四大学派，非常著名。“道学宗主”周敦颐因在湖南营道（今湖南道县）的濂溪讲学，其学派被称为“濂学”；张载因在陕西关中讲学，其学派被称为“关学”；程颢、程颐兄弟因在洛阳讲学，其学派称为“洛学”；朱熹因在福建讲学，其学派称为“闽学”。前三个学派大致同时，朱熹稍后。

　　与此相同的地域性学派，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段特别多，例如宋代的金华学派（又称婺学，吕祖谦开创）、永嘉学派（“永嘉九先生”开其端，至南宋叶适集其大成，与朱熹理学、阳明心学鼎足而立）、永康学派（以南宋陈亮为代表）、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明代的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弟子创立）、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代表），清代的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史学，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皖派（戴震、王氏父子等）、吴派（惠氏家族、王鸣盛、钱大昕等）、常州学派（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等等。学派内的学者巨擘，往往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创造的学风在一个地方可以存续几百年。如宋代的婺学至明代仍有影响，湖湘学术至清代仍有影响。

　　地域性学派之所以出现，并影响深远，原因有二：第一，纸张、雕版印书等学术载体的改变，使得依赖于口耳相授的学术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于是面对面的师承关系，对于学派的决定性作用趋于淡化。第二，书院制度的兴盛，使得学术的传习有了固定的场所。士大夫们以书院为大本营，传播和交流学术，修身培德，批评时政。这些书院能够做到与现实名利、官场政治保持距离，坚持自己一派的独立见解，这便有利于学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