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杜诗  变  变风变雅  六朝文学

    关于杜甫诗歌的研究已经是名作迭出百家争鸣。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2004年5月《文学评论》）以及孙微《“世纪之交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1年1月《文史哲》）等文章综述了现代杜甫研究的许多方面，包括杜甫思想研究、杜甫诗艺研究、杜诗学研究、杜诗意象研究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学者精深精微的阐发。吴怀东著《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张明非《杜甫与六朝文学》等书目文章已经把杜甫与六朝文学的关系研究的十分深入，本文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杜甫的诗歌被后世许多注释家诗评家以及诗人奉为圭臬绳矩，其影响广大深远，如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所言“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1）并非夸饰之词。宋代已经出现“千家注杜”的盛事，对杜诗的认识，尊仰之外各家也有不同观感。黄庭坚认为“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2）王士禎则道：“杜甫沉郁，多出变调。”（3）

    用“变”来形容杜诗的并非只有王士禎一人，刘凤诰《杜工部诗话》记载：“昔人谓杜诗长于讽刺，多《小雅》变声”。（4）叶燮以为“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5），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若杜陵忠爱之忱，千古共见，而发为歌咏，则无一字不与古人为敌。其阴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论。”（6）。这些“变”与“正”的关系是补充、对立抑或是其他，意义是否也互有差别，需要进一步考察经学经典以及文学观念变化。杜诗之变的说法何等程度上可以成立也有待在本文中解决。

    按《周易"系辞传》“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即旧去新来。（7）《说文解字》“变，更也”。（8）《康熙字典》总纂了许多经典的释义，为六条：一，更易；二，动；三权变；四，灾异；五，死丧；六，姓。变最本原的意义比较一致，就是更易。但在论及诗歌时，“变”指涉的内容有所不同，造成诗之变概念上存在分歧。

    首先从儒家经学传统来看诗的正变之说。孔颖达这样解释《诗大序》中的变诗：“《诗》之风、雅，有正有变，故又言变之意”“然则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初失，觊望自悔之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9）。由此可见变风变雅也就是变诗，应该是1、出现在社会政治刚刚开始混乱的时代，因为“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10）；2、诗作表现对先王之道和正常秩序的追悼向往，“作诗者皆晓达于世事之变易，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11）；3、“执彼旧章”，采用传统的诗歌手法讽喻劝戒当政者，“见时世政事，变易旧章，即作诗以旧法诫之，欲使之合于礼义”（12）。由美刺说衍发来的“正变”能否严谨客观解释《诗经》具体篇什并非在此讨论的，但这种经学传统的“变”是对杜诗之变的一种可能的阐释。

    黄宗羲《陈苇庵年伯诗序》中则说：“谓之变风、变雅，此说诗者之言也……然则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不关于作诗者之有优劣也。”（13）提出与正诗相比，变诗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并不因产生时代衰朽糜烂而有缺损。叶燮进一步指出 “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不失其正”（14）批驳了汉经学注疏关于诗的“正变”的判别标准。不再以道德标尺衡量一时一处的文学，正变云云不仅不再能轩此轾彼，甚至正变也只是文学发展的中各种思潮的相互消长，与时代的盛衰治乱没有多少关系。并进一步指出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15）这样的变，与陈廷焯等人指出的一样，谋篇炼字律度对属等技巧层面乃至于文体风格、体式的发展都包括在内。这是文学评论发展后对诗的“变”的重新定义。这一点与经学的诗“变”第三条显而易见是相矛盾的。“作诗以旧法”和风格体式的发展采用新的技巧是相反的两个指向，也是不同角度看待诗歌发展的分歧。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值唐朝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的转捩，符合关于变风变雅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描述。纵观杜甫的诗集，“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北征》）、“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忆昔二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圣朝尚飞战斗尘，济世宜引英俊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之类的诗句占了很大比例，在国家衰颓战事频仍的乱世始终保持着对唐王朝正统的忠忱和中兴唐王朝的期望。乱离身世与忠臣肺腑是杜甫与其诗的品格为人所尊崇的原因。在这两点上杜甫的诗与变风变雅相契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把“多出变调”与“国风纯正”同样作为杜诗本色并行不悖是没有问题的。但杜甫的诗论以及他对近体诗的贡献，都与“执彼旧章”的复古主张有所差异。在以孔颖达的观点为代表的唐代儒学背景下考察杜诗之变，从“作诗以旧法”与否切入可以正中肯綮。而这一点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吸纳可以得出答案。

    六朝文学的评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唐代的大风气中应该说是毁多于誉的。张溥指出唐人对六朝文学的抨击是“讳所自来，先纵寻斧”（16），认为唐人对六朝文学的叱责是不公正的。六朝文学在唐代受非议卑视原因，除了一种文学流风的风行有一定时间外，最重要的是它对风雅的叛离，在被指摘出浮靡流弊的同时，也被唐初的政治家拿来与国运相联系，把六朝文学当作亡国之音。六朝鼎革屡变，距离唐最近的隋王朝又是出名的短祚，前人的教训深刻惨烈，对于一心肃清宇内的唐代政治家不能没有触动。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7）。是正统儒家文学观念在官方编纂的史书中的显现。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也说“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陈周之祸”（18）。以六朝战乱时世来苛评指责六朝文学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对唐代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杜甫之前和同时代的诗人，不管事实上其作品何等程度地受六朝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把六朝文学当作一股与风雅背道而驰的逆流。甚至指出楚辞是齐梁浇薄文风的渊源，直指“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19）。初唐四杰未能摆脱齐梁的词旨华靡，也未能明确六朝文学得失，批判褒扬往往自相矛盾。真正对六朝靡艳文风猛烈抨击且有的放矢的是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这段文字“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20）影响广远。李白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白居易韩愈等一时巨擘对六朝文学也多有“晋宋以还，得者盖寡”（21），“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荐士》）（22）的讥评。继续陈子昂恢复汉魏风骨的呼唤，《本事诗》记载李白“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糜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23），按罗宗强《李杜论略》的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诗歌思想分歧在于“任情率真，质朴自然”与兼具写实与传神、苦功与天赋、自然与比兴（24）。李白等开元天宝及之前的诗人的主张，表现在诗歌技巧上的不求雕琢，近体诗尤其是七律的佳作并不多见。

　　时人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并没有影响杜甫自己的认识，他在称美六朝诗人时不吝笔墨：“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阴何尚清省”（《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并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并且常以六朝诗人来比拟同时代的诗人，譬如称赞孟浩然“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五首》）等等。特别是称赞李白的“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尤为人所称道。在时人纷纷贬斥六朝之时，杜甫敢于称扬六朝诗人并不避忌自己诗作有得力六朝之处，既是勇气也是眼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25）正是针对六朝山水诗的讥讽，更进一步在《定势》篇指出“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这种对六朝诗歌的构思精巧刻意锤炼别出心裁的反感是有代表性的。但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且善于学习六朝诗人的炼句炼字。以何逊阴铿为例，金启华在《杜诗渊源论》中谈到杜甫取法阴何，一是改换诗句中的一两个字以为己用，一是夺胎换骨，着重诗眼与精神。（26）。譬如杜甫《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就是变化了何逊的《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杜甫《秦州杂诗》“云逐度溪风”就是变换了阴铿《开善寺》的“花逐下山风”。杜甫也自谓“孰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而后人的学习杜诗，也确实从杜诗的谋篇造句的安排布局上获益良多。所以王士禎才说“句法老杜最妙”（27）。

    杜甫的律诗最为后世推崇。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他：“五七言律，广大悉备。上自垂拱，下逮元和。”（28）。《唐诗品汇》将他的七律独选为大家（《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明）高棅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律诗绝句也是唐人最放异彩的诗歌形式。而近体诗虽说“滥觞沈宋”（29），但奠定近体诗基础的声律学说却正是从沈约等南朝诗人手中继承过来的。

    杜甫不仅肯定六朝文学的成就，而且承袭了六朝文学部分特色，在律诗的创作中更是自己首创了一些拗体，这与陈子昂等人的复古主张是有出入的。以“执彼旧章”、“作诗以旧法”衡量，杜甫的诗并不完全符合经典儒家诗学关于变风变雅的标准论述。但古人以为杜诗“国风纯正”“所以能继迹风雅”（30）。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金启华《杜诗渊源论》也都认为杜甫的诗源于《小雅》。这是对杜诗的风格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果。说杜甫的诗是风雅之继，是变风变雅变诗，或是诗的风格、体式、技巧的变化都可以成立，因为衡量标准和所指的方面不同。对杜诗的评价不只有儒家诗学一种观点，传统儒家的诗学观点已经不是唯一的批评准绳。这是文学发展摆脱经学束缚过程的一个例证。

    杜甫对六朝文学的吸纳认同也并不是毫无保留。《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古人今人指谁，众说纷纭，杜甫原意对于齐梁也未必是一笔抹倒，但孰尊孰抑是可以看出来的。《戏为六绝句》之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王嗣奭《杜臆》对此解释“必也别裁伪体而上亲风雅，始知渊源所自，前贤皆可为师。”“必须区别裁正其伪体，而直于风雅为亲，始知前贤皆渊源于风雅。”（31）杜甫作为唐人和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儒者，要他抛开诗教传统把跟《诗经》楚辞风骚传统等量齐观并不现实。从尊崇程度来看来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杜诗“宪章汉魏，取材六朝”（32）是有道理的。

    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对之前的文学思潮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承袭与反拨。在有唐一代许多诗人以复古道自任的风向之下，杜甫在“别裁伪体”的同时，也能“转益多师”，比较客观清醒地看待唐代诗歌与六朝文学之间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杜甫对六朝文学的认同接纳在其时代而言是一个个例，他的“尽得古人之体式”是融会之后的创新。杜诗的成就，是杜甫材力雄大苦心孤诣经营而致。正是由于杜甫把文学看为独立的艺术形态而非经学之副，才能综核群伦集大成。杜诗的正变云云，既关乎儒家传统诗学观念，又关乎纯粹的文学体式风格。 “风雅颂息，嗣之者谁？后代风骚，先生主之”（33）以及杜诗之变的提出，也都是文学观念发展的结果。

注释：

（1）（宋）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9年

（2）（宋）黄庭坚《次韵伯氏寄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许逸民主编《全宋诗》卷一零二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清）王士禎《居易录》，张宗纂集《带经堂诗话》卷一，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4）（清）刘凤诰撰《杜工部诗话》卷一，张忠纲校注《杜甫诗话校注五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5）（清）叶燮撰《原诗"内篇》，《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清）陈廷焯撰《白雨斋词话》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

（8）（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

（9）（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10）（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11）（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12）（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13）《南雷文案》第六卷附《撰杖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6册，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巾箱本，1989年

（14）（清）叶燮撰《原诗·内篇》卷一，《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5）（清）叶燮撰《原诗·内篇》卷一，《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6）（明）张溥 序 （清）倪璠 注  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

（17）（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七十六，志第四十一，中华书局，1999年

（18）《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中华书局，1983年

（19）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中华书局，1983年

（20）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1）《与元九书》，《白居易集》第三册P961，顾颉刚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

（22）《韩愈诗选》P73，陈迩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23）（唐）孟棨《本事诗》，《四库全书·集部》九，诗文评类，一四七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24）罗宗强著《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詹英义正《文心雕龙义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金启华《杜甫诗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27）（清）何世璂著《然灯记闻》，《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8）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29）（明）胡应麟著《诗薮·内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0）杨伦注《杜诗镜诠·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31）（明）王嗣奭著《杜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2）（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3）（宋）王十朋《谒杜工部祠文》，《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梅溪后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