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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已经退出政界一心讲学的梁启超，希望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理由是，近世学校教育有两大缺点：第一，“此种‘水平线式’的教育，实国家主义之产物”；第二，“其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于自由讲座制的具体实施，则有如下规划： 此种组织，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 大概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梁启超慨然出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导师，希望“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便是“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可两年多后，梁氏不得不承认理想落空：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2]。 紧跟时代步伐的梁启超，其谈论“自由讲座制”，并非一时冲动，很可能是基于早年就读万木草堂以及执教时务学堂的经验。如果说康梁师徒是从明清书院传统里冲杀出来，其谈论教育，自然而然地带有书院的印记；蔡元培、胡适则是在建立现代大学的过程中，意识到某种沟通整合东西方教育精神的机遇，方才回过头来，重新评价已经失落了的书院。 蔡元培之留学德国与胡适的就读美国，都给其教育生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归国办教育，蔡、胡均以欧美大学为样板。而对于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及精神，跟绝大部分新文化人一样，蔡、胡二位其实并不十分看好[3]。只是由于某种特殊因缘，比如“道尔顿制”的引进，或创办研究院的需要，书院的身影及魅力，方才被认真关注。 为了落实“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出长北大后，极力推进研究院的创设。1918年拟设的各门研究所，终因经费缺乏而搁浅。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一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4]这一表述，与三、四年后胡适为清华学校设计研究院的思路，似乎不太一致。可要是考虑到蔡校长1922年郑重其事地向学界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就不难明白其中的联系。《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称：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5] 蔡先生之所以对此“宗旨”大有好感，皆因感慨于“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寄希望于“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6]。 1925年3月6日，清华校务会议通过《研究院章程》，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故决定“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7]此研究院的基本设计，很可能出自北大教授胡适。 据1928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蓝文徵称，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帮助设计研究院的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于是： 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定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校；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8] 我以为，此说大致可信。适之先生自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随即积极参与研究所的筹备与创设，与蔡校长多有交流。更重要的是，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其中借书院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与传说中第二年为清华研究院所做的规划不无共通之处： 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在胡适看来，所谓的“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其“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9]。 据蓝文徵称，胡适不只为清华研究院绘制蓝图，还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为师。梁、王二君日后果然执教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并在短短几年内培育了文史研究界的一代英才；章太炎却不然，始终却聘。与民国初年的拒绝进入北京大学一样，章氏之桀骜不驯，所表达的，不是对具体人事、而是对整个制度的抗争。 胡适因传统书院与道尔顿制“精神相同”而加以推崇，这一发现并表彰书院的思路，绝非章太炎所能赞同。从1906年发表《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对政府之推行新学堂，始终抱怀疑态度。章氏立论鲜明且一以贯之，即强调教育必须考虑本国文化特性，不能全盘照搬欧美；朝廷之废书院改学堂，侵占了私学的生存空间，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在野之士“著书腾说，互标新义”的权利；学校教育之“专重耳学，遗弃眼学”，过求速悟，不讲虚心切己体察穷究，于学生日后之治学危害极大；学生才性不一，教师只管大班讲授，而非因材施教，实在是糟蹋人才[10]。正是有感于此，章氏始终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而是模仿古代大儒之设帐讲学。 太炎先生前两次的讲学（东京和北京），与政治生涯纠结在一起，近乎“业余爱好”。进入三十年代，章氏完全退出政坛，主要精力集中在讲学与著述。而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更是直接将其教育理想付诸实践。 与此相类似，马一浮也拒绝了北大等名校的盛情聘请，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可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革命与知识生产的重心，在大学而不是古老的书院。大儒的个人魅力，化解不了制度之强大压力。马一浮之创办复性书院（1939—1947），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章氏国学讲习会大致相同。 问题非常明晰，不必曲里拐弯：第一办学经费，第二学生出路。办书院需要资金，章太炎的创立国学讲习会、马一浮的筹办复性书院，都是蒋介石以私人名义给的钱。没有政府的支持，如何使书院长期运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拿了政府的钱（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所谓“完全独立”，只能是说说而已。因为，政府一旦感觉到书院之标榜“独立自主”危及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只要取消“馈赠”，很快就能“天下太平”。至于学生出路，更是个大问题。不接受教育部的领导，不与现行学制“接轨”，学生便没有证明其知识与能力的“文凭”。马先生说的没错，“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11]可在讲求学历的现代社会，没有文凭，即便有名师的推荐，也不见得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今日，一切讲究“符合程序”，那些学有专长且特立独行之士，还能获得大家的普遍尊重吗？还能凭借自身能力得到固定的饭碗吗？倘若章、马希望他们的书院能够长期办下去，便不能不考虑这些形而下的问题——好在这两个书院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招生人数也不多。 章太炎、马一浮都是明白人，并非对西洋学术一无所知，而是希望砥柱中流，为往圣继绝学。如此拒绝进入现行体制，注定其办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只是放长远点，这种抵抗流俗的姿态，未必没有意义——这还不包括其各自代表的学术思潮。 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潮流，不像章、马那么固执己见，非要与现代大学制度对立的，可以举出唐文治和钱穆。前者1920年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励精图治十年，于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年间，无锡国专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等。 无锡国专的教学很有特色，除了规定课程并按时上课，不取传统书院的讲学制，还有点现代学堂的样子外，其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均与一般大学中文系不同。比如，选读原著，不做通论；重在自学，课程不多；练习诵读，重视文言文的写作；师生关系极为密切等[12]。既被纳入新教育体制，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无锡国专的这一独特命运，与国民政府尊孔读经的文化政策有关。1931年11月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派唐克尔·培根来华考察教育，参观过无锡国专后大发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13]这段常被唐校长引述的妙语，自然可以有多种读法。但无论如何，与无锡国专“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的办学宗旨，还是大致吻合的。在这个意义上，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与现代教育体制的“磨合”，基本上是成功的。 钱穆之创办新亚书院，与唐文治之经营无锡国专，有异曲同工之妙。保存于《新亚遗铎》的早期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至今读来，仍值得再三回味： 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作为教育家的钱穆，特别强调通识，且要求学问人生合一。这一点，可以1953年颁布的《新亚学规》作为例证： 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 九、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业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14] 新亚书院的教学特征及奋斗历史，在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精彩的描述，不待笔者赘言。我只想提醒读者关注一点，即当香港政府有意选择新亚、崇基、联合三校组建香港中文大学时钱穆的态度。新亚同人多持异见，而钱穆则力排众议，同意合并，最主要的理由是：“新亚毕业生，非得港政府承认新亚之大学地位，离校谋事，极难得较佳位置。”[15] 又要接受政府的领导与监督，又希望保存传统书院独立办学的特色，其间回旋的余地，其实不是很大。于艰难中崛起的新亚，为学生及教师的世俗利益着眼，只能接受香港政府收编，进入现行体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要生存与发展，还是要个性与特色，倘若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事人的痛苦与困惑不难体会。 所谓借鉴书院之独立办学，不只是具体的教学方法，更包括文化理想与政治姿态。从二十年代初起，挑战现行大学体制者，大都不将目光局限在教育学的范畴。青年毛泽东之强调传统书院师生感情甚笃、精神自由往来，以及课程少而研讨周，故“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似乎只是关注“研究的形式”[16]。可众所周知，湖南自修大学的“自由研究”，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结社。这么一所“前所未有的新型学校”，在教育史家眼中，“基本任务是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故应该与日后的工农红军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相提并论[17]。 体制外的独立讲学，容易形成学派，也可能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反对党，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深邃的目光。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之取消私学，对于思想一统，起了很大作用。就在新政权建立不久，熊十力曾上书希望恢复三个私立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18]。如此低调的申辩，也都没能获得谅解。唯一能唤起对于《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遥远记忆的，是执政党主席毛泽东多次批评学校的教学法： 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我们为什么不反对？[19] “要自学，靠自己学”、将材料发给学生，“叫学生看，研究”、“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20]，诸如此类的教导，在1967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行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可以找到不少。可此类只讲方法不问主义的“最高指示”，即便有其合理性，比起“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高屋建瓴”的论述，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无法成为今日“教育革命”的指针。 同样在二十年代初起步，质疑其时已成主流的大学教育，梁漱溟的探索更值得关注。1924年夏，梁氏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中学办学去了；第二年春天，带着失望与忧郁，梁氏重新回到北京。在《致〈北京大学日刊〉函》中，有这么一段话，表明其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巨大分歧： 旅曹半年，略知办学甘苦，归结所得，弥以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21] 此后，梁氏先后创办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勉仁书院，始终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积极探索。晚年之出任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更是为其毕业事业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创办于1985年1月的中国文化书院，邀请八十八岁高龄的梁漱溟“出山”。此举很大程度是一种象征，即继承三、四十年代书院讲学的传统。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书院曾发挥巨大作用；进入九十年代，其“培养研究文化的博士后”的愿望无法实现，“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也受到诸多阻难[22]，实在令人扼腕。 三、书院在21世纪 欧美大学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国畅通无阻，并非毫无道理。百年中国，主潮是学习西方，奋起直追。教育作为立人立国的根基，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教育“西化”之得失，乃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之关键。 谈论传统书院在二十世纪中国之被压抑，起码可以举出如下理由： 第一，西学的魅力，确实无法抗拒。尤其是声光电化、民主法制，乃本世纪中国人所梦寐以求。而所有这些的建立与传播，均有赖于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新的教育体制。 第二，在本世纪的中国教育界，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连对工程矿务一窍不通的梁任公先生，也都加入了劝学西艺的大合唱[23]，不难理解百年中国之重“科学”而轻“人文”。而传统书院的教育宗旨及教学方式，并不以“实学”为重，难怪不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推崇。 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学堂确实优于传统书院。课堂教学整齐划一，便于人才的批量生产。因材施教固然困难重重，师生的情感交流更非易事。如此高成本低回报，毫没效率可言，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也有违“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原则。 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1998年12月13日于京北西三旗
[2] 参见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8—1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 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全集》第五卷7页）。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 [4] 《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教育》第5卷1期，1922年8月。 [6] 《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蔡元培全集》第四卷247页。 [7] 《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 [8] 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1970年4月；此文收入《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9]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10] 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1] 参见马镜泉等《马一浮评传》第95页、8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12] 参见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黄汉文《缅怀唐文治先生》、吴雨窗《唐调》等，均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 [13] 参见《文教资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与无锡国专资料”所收各文。 [14] 《招生简章》及《新亚学规》均见钱穆《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 [1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7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16]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 [17] 参见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第430—433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 [18] 参见熊十力《论六经》之结语，上海：大众书局，1951年。 [19]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 [20]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22页、18页。 [21] 《致〈北京大学日刊〉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0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2] 参阅汤一介《中国文化书院十年》及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与八十年代文化热》，均载《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3] 在《新大陆游记》第四十一节中，梁启超论及游学之事，称“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鹜哲学文学政治”（《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13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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