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客的阵营中，荆轲是孤独的，同时又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刺客，荆轲却实实在在不称职。荆轲的出现，是刺客精神的式微。荆轲之后，刺客慢慢就被杀手取代了，直至今日，“客”和“手”还是两个意思不同，用法有严格区分的词。

    荆轲是一座显豁的分水岭，因此司马迁的刺客故事截止到荆轲就戛然而止，之后杀手登场—荆轲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刺客与杀手

    《说文解字》：“客，寄也。”刺客，就是将人生寄托在刺杀事业上的人。就其原生状态来说，“刺”仅仅是一种“做客”的状态。所以，刺客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生中的一种短暂寄居状态。因此，刺客状态不是生活的常态，而只是生活的一种瞬间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后代所说的“政客”这个词：“政客”是寄居于政治的人，因为是寄居，所以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状态不可能是那个人的真实状态，而只是相对于本性的一个变种。

    凡刺客，都是对自己原生状态的一种疏离。

    与刺客相对的另一个词是“杀手”。当然由“客”到“手”，是从整体到局部的一个缩略，然而区别还不仅此。细加品味就会发现，凡被称为手的往往带有或明或显的贬义—吹鼓手，枪手，打手，副手，助手……由“客”到“手”，是从全局到部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之间，人成了没有生命的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燕太子丹需要的是杀手，而绝不是司马迁所界定的刺客。

    杀人者不需要思想，有时，思想反而成了刺客的包袱。刺客是伟岸的，杀手是猥琐的；杀手卑怯地站在刺客的阴影里，完成着主人交代的难以完成的使命。刺客和杀手的分野犹如大师和匠人的区别。刺客杀人讲究起承转合，杀手杀人没有任何禁忌与规避。杀手和刺客是明显的悖论，杀手和刺客相互消解着自身的存在价值。刺客是活生生的人，而杀手只能是工具，杀手是一支孤零零的手。

    洞悉刺客的本意以及刺客和杀手的区别，对理解荆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刺秦的四大行动纲领

　　无疑，在整个刺秦的行动中，荆轲是个完整的刺客而不是一个藐小的杀手，他以言语和行动昭示着自己的刺客本性，和所谓的杀手拉开了距离。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曾四次提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第一次是荆轲和樊於期的对谈：“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

    第二次是太子丹高调催逼其上路，荆轲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

    第三次是在著名的易水送别之时，荆轲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王的宫殿里，荆轲失败后如此自我表白：“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四次对于终极目标的叙述，如同荆轲为后人设置的迷宫，里面隐藏了过多的歧义：

    “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这句话实在包含了过于丰富的信息，两千年来居然没有等来细心的读者，可悲也欤！荆轲这样描述自己的终极目标：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实现的途径是：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左手拉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持凶器直刺秦王的胸膛。在想像中的刺秦现场，无需任何人的帮助，所有动作的完成靠的仅仅是荆轲的两只手—荆轲想让樊於期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恐怖行动的完整方案，连杀人方式都以慢动作和分解动作呈现了出来。当然，把其袖，揕其胸的目的不是和秦王玩捉迷藏，而是要直取秦王性命，上演一出气壮山河的斩首行动。在这个行动纲领中，荆轲没有对自身的安危作任何交代，揕过秦王的胸之后，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处境，只字未提。

    第一套方案的关键词—把，揕；结果—秦王死，荆轲生死不详。

    当樊於期将军的人头既获，荆轲却没有任何上路的意思，偏执狂的燕太子丹岂肯善罢甘休。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吃了山珍海味，享受了车骑美女，又得到了樊於期的人头，荆轲已无法在燕国软磨硬泡。面对太子的催逼，荆轲大发雷霆之怒，说话就忘了应有的礼数（“荆轲怒，叱太子”）；荆轲第二次说出了行动目标和实现方式。从荆轲“往而不返者，竖子也”的决绝声明里，可以洞悉这套方案的真谛：即不但要平平安安出门去，而且要平平安安回家来。

    对行动方式，荆轲作了补充：“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行动方式被荆轲修改了，秦舞阳之外，荆轲还需要一个帮手，此人如此重要，以至于此人一天不至，荆轲的行动就只能一天被搁置。如果那位“客”能和荆轲同行，秦朝宫廷里很可能要上演一场二对一的武打剧，荆轲和“客”联手撼秦王。若果真如此，谁把其袖，谁揕其胸呢？此时我们看到了和荆轲第一套方案截然不同的版本。

    第二套方案的关键词—返，客；结果—荆轲成功，秦王生死不详。

    易水之上，面对自发来送行的一干人等，荆轲拒绝提供乐观的展望；对可能到来的结局，他惜字如金，只是面色凝重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后不近人情地“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是荆轲第三次说出和行动相关的最终结果—壮士一去不复还。这句话里，有两个“第一”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人们第一次听到荆轲的自我定位—壮士（多么接近于谥号）；荆轲第一次对行动的结果表示了悲观—一去不还。此刻，长歌当哭的荆轲拒绝了祝福，拒绝了鲜花，他直面惨淡的人生，他正视淋漓的鲜血，提供了关于结局的第三个版本。

　　第三套方案的关键词—去，不还；结果—荆轲死，秦王生死不详。

    最后一次，荆轲自辩：“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一次，荆轲表达得异常清晰：秦王的性命之所以能得以保全，是荆轲准备生擒秦王，重现曹沫劫齐桓公的经典场景。

    这是荆轲有关刺秦的第四个行动方案。这一方案直接否定了第一套方案（把其袖，揕其胸），从而使徐夫人匕首上淬的毒药成为多余，也和“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最初设想相悖。

   第四套方案的关键词—约契，报；结果—秦王与荆轲俱生。

　　四套行动方案，居然出现了四个结果！

    方案的关键词无一字重复，行动的结果每次各异，无疑传达了一个极其显豁的信息：所谓的声势浩大的刺秦，原来荆轲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出过一套缜密的文案！

　　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荆轲本人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具体的刺秦细节，没有对刺秦的细节进行过量化、细化的分析；缺乏量化、细化分析的刺秦只能是粗放式的刺秦。而刺秦如此大事，粗放式的态度必然导致失败的命运。

    因此，荆轲和我们一样面临了一个重大疑问：要么刺秦本身是错误的，虚构的，画饼充饥的，要么荆轲一直在撒谎；即使这四句话不全是撒谎，至少有三句是在撒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骗，到底哪一句是撒谎？哪一句是真话？这么高密度地撒谎到底为了什么？

    荆轲在表白什么的时候，到底隐瞒了什么？荆轲的潜台词何在？需要深入到他与田光和樊於期交往的点点滴滴中去检视。

　　刺秦第一托：田光

　　田光的身份是可疑的。他深藏民间，以处士自居，处士的民间身份让他有机会充分接触各路豪杰，广泛为宫廷搜罗人才。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田光是宫廷的鹰犬，他所有的存在价值，是让民间的英雄在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成为其掌中物，并在关键的时刻为其上司抛头颅洒热血。讲究无一字无来历的司马迁就这样记录道：“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显然，田光们的内部等级森严，他们单线联系，任务层层下达，操作环环相扣，宽可走马，密不容针。这个组织以燕太子丹为最高精神领袖。太子丹对他们的千日之养，为的是自己的一时之用。这个组织的成员以忠诚为最高要求，随时准备杀身以成仁。他们平时的工作方式看似无心，实则有意。成员们将宫廷的触角伸延到各个角落，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这个看不见的组织高效率地运转，有效地支撑起国家的大厦。当然，作为基层单位的成员，田光见到最高领袖的机会几乎等于零，田光只对太傅鞠武负责；太傅鞠武有权对该组织的成员进行总调度，以传销的方式进行管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田光有机会见到太子丹的时候，那一份感激涕零之情。

    望风刎颈谢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很明显，在刺秦的整个过程中，起穿针引线、承上启下作用的是田光。田光以荆轲知己的身份出现，以自虐般的行为将荆轲推向不可知的前路，从而成为“刺秦第一托”。不仅如此，田光的行为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一个必然后果，那就是使刺秦变成了一场自杀和举荐他人自杀的接力赛，从而也使得这个组织的传销色彩得以鲜明浮现。田光自杀前曾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就这样，田光的自杀，直接将荆轲置于不义的境地。也许，长期处于郁郁不得志状态的荆轲在田光自刎的那一刹那，除了受到一定程度的视觉刺激之外，绝对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田光清楚地知道太子的真正用意不是寻找忠臣良将，而只是简单的买凶，但田光的老谋深算之处在于，他把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信息对荆轲进行了屏蔽。在田光自杀前，怀才不遇的荆轲无论情感上还是物质上都和太子没有任何纠缠，基本上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看着小题大作、身首异处的田光，荆轲难免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但是，令荆轲略有不解的是，田光至死居然都没有告诉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接下来，荆轲自然而然就有了一股冲动，荆轲觉得自己多少年来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形象从来都是单一的，那就是为人深沉，好读书击剑。荆轲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刺客，甚至也不屑于做一个什么刺客。荆轲忧郁感伤，酒醉之后即痛哭失声。想来荆轲并没有背负血海深仇，其痛哭原因何在？酒后的荆轲流下了高贵的泪水，如同笔者一样每每在酒醉后检视内心，才发现自己活得如此卑微，如此不堪，纯洁的泪水就往往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但是流泪和将来要做刺客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荆轲读书，击剑，音乐，下棋，荆轲啊荆轲，你这么长久的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荆轲的行为准则是：一言不合，立即撤退；如同他对盖聂和鲁句践所做的那样。荆轲在燕市快乐并痛着。

    犹如高考放榜一般，田光为荆轲揭开了生活的残酷谜底。

　　如果说荆轲去见太子丹的时候，还对未来的任务抱有幻想和某种程度的好奇的话，当他看到太子居然对自己再拜而跪，膝行流涕的样子，却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可是，所有的好奇和幻想都难以抵消太子开口说话带给他的失望和打击。当太子丹开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跳进了别人编织好的陷阱。自信早年曾经对“术”深有钻研的荆轲，实在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被别人编织的陷阱构陷。可是荆轲已经被田光逼得无法回头。从心理上说，荆轲从来看不起刺客。因此，他虽然爱击剑，却从没有准备在剑术上更上层楼。也许是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过分倚重，早年他钻研“术”，爱读书，以至于在司马迁后来的采访录中，记述了很多关于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的例证。作为旁证的是，司马迁考察了荆轲的交游情况后说，荆轲“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所以，可以肯定，彼时的荆轲虽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他是一个像贫民那样生活，却像上帝一样思考的人，外在的环境从来没有给荆轲的心理带来多大影响，他从来不为琐碎的事情过多地浪费精力。当年和盖聂、鲁句践等人的交往就是他一贯原则的具体体现。荆轲是个有使命感的人，同时荆轲还是一个处处等待时机到来的人，他从来没有打算一辈子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但更没有打算像曹沫那样以勇力事人，荆轲有的是满腹谋术，荆轲有的是满腹经纶，什么曹沫，什么专诸，什么聂政，荆轲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是啊，人的生命属于自己只有一次，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他应该这样度过：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为虚度年华而懊悔。

    当太子丹又跪又拜，欲说还休地叙述完自己的伟大计划和构想之时，荆轲却心游物外，浪游途中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海：与盖聂论剑，几个回合之后，盖聂不屑的目光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知道自己剑术不行，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对相互人格尊重的渴望，面对对手的无理，荆轲决定不按江湖规矩行事，以不辞而别表达对盖聂的蔑视；与鲁句践下棋，因争道惹恼了鲁句践，荆轲也是用“嘿而逃去”的办法对付这一类不重精神而重强力的小人。荆轲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的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寻寻觅觅的是情投道合的兄弟，所以荆轲从来不过分地争强好胜。

    当荆轲一人来到燕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荆轲知道自己孜孜以求的政治生涯已接近尾声，于是选择了归隐。大隐隐于屠，荆轲开始了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喝五吆六的生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高渐离也是和荆轲一样的知识分子，虽隐于屠却心雄万夫，在燕都的夜凉之中，两个浪子用各自的体温相互取暖，谱写了男人与男人之间亲切情感的辉煌篇章。“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千年之后，读之依然令人动容。我们无法推知荆轲的歌喉究竟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荆轲绝非想通过自己的歌声，谋求在燕都歌坛的地位，对燕都歌坛天王的荣耀，荆轲没有丝毫向往。

    但荆轲不知道，自己的歌声吸引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因知其非庸人，田光给了荆轲应有的敬重，但这敬重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荆轲不知不觉中成了田光捞取后世名声的一根贵重的稻草。在将来的岁月中，荆轲一定对两个人耿耿难以释怀，其中之一就应该是田光。

    好读书的荆轲，为人深沉的荆轲，在田光的拙劣导演之下，一步步身不由己地变成了一个凶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田光以作秀般的自杀打开了荆轲命运的魔瓶，百年魔怪在荆轲面前开始蹁跹起舞。

　　喋喋不休的太子丹终于说完了。太子丹等待着荆轲的回答。

    荆轲感觉到了羞辱。此时司马迁的记载显得意味深长：“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久之又久，想了半天，荆轲以“驽下”为托词，欲委婉地拒绝。如果不是田光自刎时冲天的血光依然浮现在眼前，荆轲会直接了当地拒绝太子丹的请求，可是田光给荆轲设了一个圈套，荆轲第一次觉得作出一个决定是多么困难。一番推辞之后，荆轲走上了田光为他规划好的道路。后世对此种情形有一个形象的定义：“门槛效应”，当一个人迈过第一道门槛，接下来跨越第二道、第三道门槛的心理障碍就会大为减少，直至登堂入室。

    很显然，荆轲是“门槛效应”的最大受害者。性格即命运，在荆轲生涯的开始，司马迁看似突兀地说了句“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看似闲笔，实则注定了荆轲一生的不幸。正是因为荆轲对政治的追逐，使荆轲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时时面临考验和诱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坎坷，使荆轲过分注重自己政治上每一步的成功。荆轲的一切就这样被田光窥破。当田光在荆轲面前自杀身亡，荆轲却对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问题的性质也缺乏了明确的了解，但无论如何，荆轲的心理已经处于劣势，处于守势，荆轲其实成了田光精心遗下的一枚棋子。

　　自救

　　面对田光强人所难式的捆绑式推荐，荆轲的第一反应就是本能的拒绝，但是田光的死给荆轲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太子丹轻易就占据了心理的制高点。这一点在太子丹对荆轲所作的思想工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太子丹用意明显、用心险恶的议论文中，既包含了对惟一的超级大国秦推行单边主义外交策略的愤慨，又包含了对采用恐怖手段可能带来的好处梦幻般的描述；在对预想的辉煌远景的陶醉中，太子丹的脸上浮现出了罂粟花一样美丽的笑容。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在太子丹的长篇讲话中，除了分析荆轲完成刺秦大任对燕国和太子丹本人的收益之外，根本就没有涉及这样做对荆轲会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严重不平等的交易，不平等到任何人都会感到耻辱。如果没有田光之死作筹码，太子丹有何资格对荆轲耳提面命！此时，田光之死成了荆轲的睾丸，这颗睾丸被牢牢地攥在太子丹手中，太子丹完全可以不理会荆轲的感受，大谈特谈刺秦的历史意义，而根本不必顾忌荆轲的个人命运。田光的鲜血流啊流，流得荆轲眼前模糊一片。通过这次极不对等的会谈，荆轲可能给太子丹带来整个世界，却无法为自己留下哪怕一根枷锁。田光不仅以死作托，还以死直接要挟了荆轲。

    男人的声誉，男人的事业，甚至包括男人的生命，就这样被一个田光搅成了乱麻一团。荆轲第一次感到是那样无助。面对无法选择的现实，面对太子丹的春秋大梦，面对太子丹的“固请毋让”，荆轲被逼到了墙角，已无任何退路。

    荆轲觉得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居然平白欠了本来素不相能的太子丹一条人命！他知道太子丹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这一卑劣的秉性在荆轲答允之后表露无遗：太子丹“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

    但荆轲的伟大之处在于，在美女香艳的怀抱中，荆轲开始运用自己的所长做最后的抗争。他想起了长久生疏的“术”。他迈出的第一步是“久之”而故意“未有行意”。在秦王所向披靡的各种小道消息中，荆轲醉卧美人膝，以特殊的方式向自刎的田光做着只有自己知道的示威。时光迁延，荆轲终于在田光强加给他的道路之外发现了第二条道路，他要彻底走出田光的阴影。

    为田光之死所困的荆轲，终于感觉到自己要破茧而出了。

    在太子丹面前，荆轲为刺秦设置了两个前提，直逼太子丹的死穴：一是要太子丹交出樊於期将军的脑袋，一是要太子丹交出燕督亢之地图。

    明眼人一看便知，荆轲的两项要求皆已踩到了太子丹的心理底线。交出樊於期的人头和督亢地图，显然是对太子丹的莫大考验，这个要求检验着太子丹的诚意，也羞辱着太子丹的诚意。车骑美女太子丹多的是，但樊於期的人头只有一个；督亢地图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为关键的是，面对表面上沉迷于酒色的荆轲，太子丹实在不敢贸然下决心。荆轲相信，自己设置的这两个前提因直接冲撞了太子丹的底线，使太子丹的刺秦计划更接近于一场凶险的世纪豪赌，因此，只要太子对此不予理睬，在这样的有效吓阻之前却步，荆轲就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上路。

    在这两个近乎苛刻的条件面前，太子丹果然如荆轲预料的那样裹步不前。太子丹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面对这场世纪豪赌，太子丹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此时的太子丹方寸大乱，说出了荆轲期待已久的话：“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初战告捷。

　　刺秦第二托：樊於期

　　作为“术”士，荆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刺秦计划仅剩的一个缺口堵死。这个缺口就是樊於期。

    一边是秦国的虎狼之师势如破竹，一边是朝不保夕的太子丹狗急跳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为刺秦条件之一的樊於期的人头，都已风雨飘摇。樊於期的人头不仅是燕国的希望所在，同时也是荆轲的安危所系。在这个意义上，荆轲和樊於期是天然的同盟军，只要樊於期的脑袋得以保全，荆轲刺秦就是镜花水月。因此，荆轲必须尽早向樊於期摊牌；表面上是将事情推到了极致，实际上却是为了更好地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于是荆轲开始主动出击。从樊於期得罪秦王后的逃亡行为中，荆轲断定樊於期乃贪生怕死之辈。

     唉，有时人容易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作为术士的荆轲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太子面前的胜利被无限地放大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当事者的预期。

　　关于荆轲和樊於期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见面，司马迁如此记述：“乃遂私见樊於期。”可见，荆轲是以私人身份和樊於期会见的。荆轲开宗明义地告诉樊於期：我听说将军你的这颗人头价值昂贵啊！有多昂贵呢？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黄金千金外加万户封邑。之后，仍然没有任何过渡和劝说，荆轲斩钉截铁地说：“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作为一个深入研究过“术”而又为人深沉的人，荆轲的智慧在这段话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是两千年来，其中的深意却被人们忽略了。

    荆轲在这套说辞中加入了两个重要暗示：一是将军你的脑袋价值连城，一是将军你脑袋的剩余价值是可以治愈燕国长期受欺凌的心理暗疾。

    按照常理，一个人如果想从别人手中获得一件东西，必然会竭力贬低它的价值，如同在商场买东西，卖方漫天要价，买方就地还钱，断不会傻冒到先恭维卖方的货物如何价值连城，再请卖方将这件无价之宝无偿交付。因此，荆轲盛赞樊於期的脑袋有深意存焉。什么深意？引导樊於期拒绝交出这颗珍贵的脑袋。荆轲的逻辑是这样的：将军的脑袋价值连城，有千千万万的人盯着呢，他们随时准备发一笔意想不到的大财；况且头和发有本质的不同，发如韭，割可生，而头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只能一次性使用，因此，将军的首要任务是看好自己的脑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即使将军准备交出脑袋，还应该想到，无意之中却帮别的国家和别的人了却了国仇家恨；将军的脑袋居然还有此剩余价值，它比将军想像的还要有价值，所以更应该当心。即使这些将军为了报仇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说的是献上将军的脑袋后，“秦王必喜而见臣”，将军可要想好了，假如秦王见到将军的脑袋不喜呢？假如我见不到秦王呢？假如我不能把其袖，揕其胸呢？

    这么多无法预测的问题摆在亡命天涯的樊於期面前，樊於期应该自问：我的脑袋为什么还要捎带上报别人的国仇？燕国的心理暗疾凭什么要借助我的脑袋治愈？这样的运算过程，一定会让樊於期犹豫，生死转念之间，樊於期可能就会拒绝交出脑袋，甚至会大骂太子丹无情无义，落井下石。而荆轲暗示的最大的难题—假如秦王不喜—就将直接导致樊於期人头的巨大浪费。当一切都是未知数，当步步不可逆转，一步出错，樊於期这颗人头就是白白地交出来了的时候，任何有思辨能力的人都应该提出疑问。荆轲就一直在等待樊於期提出疑问，从而保住他的人头，也让荆轲从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里脱身。

    可以想见，在和樊於期会见之前，可怜的荆轲费了多大的心血；他要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确保樊於期不致发生误判，擦枪走火。

    但百密一疏。没有流亡经验的荆轲绝对没有想到，在强大帝国的红色通缉令之下，一个孱弱的个体和体制对抗时，这个孤独无依的个体所承受的生理和心理的、内在和外在的巨大压力。秦帝国的通缉令，使六国之内成了樊於期无所不在的监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监狱。这样的双重压迫，导致樊於期的神经总有崩断的一天，势同今日负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经历逃亡的磨难后往往选择投案自首一样。当一个人精神濒临崩溃，其智力和日常举止是不能用常规来衡量的，可怜的荆轲却把这关键的一点给忘记了。与其说应该归罪于荆轲人生经验的单一，毋宁说不愿被挟持的欲望使荆轲慌不择路，一切以自我为诉求的原点。荆轲半生所受的挫折，和樊於期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樊於期身负血海深仇，又惶惶如丧家之犬，哪有工夫进行缜密的逻辑推演；樊於期等待的就是了断，有一个斩钉截铁的理由的了断。

     恰此时，这个理由出现了—荆轲不合时宜地以己之腹度樊於期之心，岂不令人暗呼苍天！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荆轲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樊於期居然不闻不问，不追究前因后果，“遂自刭”！这个鲁莽的举动一举打乱了荆轲的思维，他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如此没有头脑，不问青红皂白就交出了自己的脑袋。

　　太子丹很快就知道了消息，并且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一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表演（“驰往，抚尸而哭，极哀”）之后，“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太子丹表面上拒绝了交出樊於期的人头，但樊於期和荆轲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控之下，否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太子的消息渠道如此畅通。当樊於期的人头被函封的那一刹那，荆轲知道自己彻底完了；荆轲由一个愤青转眼间化作鱼肉，太子丹—还有秦王—则转眼间化作庖厨，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大菜即将被隆重推出。

    就这样，伟大的荆轲，可怜的荆轲，在两条人命的裹胁之下，变成了太子丹的一把匕首；在不久的将来，太子丹还会为他配上另一把匕首，那匕首名曰徐夫人匕首。两把匕首不可分离地在燕国结成了手足，从此再没有分开。

    一张大网已然拉开，从田光老儿开始，经第一托、第二托的层层渲染，荆轲成了上弦的箭，发与不发都和他没有了任何关系。荆轲阴差阳错，一步步被逼上了绝路。他的自救大业灰飞烟灭。刺客是最后的手段，颓废是燃烧的酒，杀人是使命，被杀是命运。

　　水或河

　　荆轲左手提着樊於期的人头，右手把持着督亢地图，倏忽之间就来到了易水之上，荆轲脸上决绝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充满了英雄气概。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荆轲恰如被人头和地图所劫持的人质，那颗脱离了身体而独立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图恰如身上缀满炸弹的恐怖分子。被挟持的荆轲，作为人质的荆轲，用平静的外表掩饰着内心的仇恨和波澜；荆轲在努力保持着难得的身心平衡。但荆轲知道，自己身心的平衡很快将为外界的东西击垮。尤其在这将要告别燕国之时，任何一件东西都可能成为压倒这只纸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恰此时，易水不失时机地映入了荆轲的眼帘。

    在《刺客列传》里，长于叙事的司马迁有一个明显的硬伤，就是司马迁自始至终只字没有提易水分别的具体时间；不仅如此，在刺秦全过程中，我们都无法找到直接相关的时间表述。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疏忽，以司马迁的严谨和认真，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为司马迁所舍弃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季节呢？

    按照《刺客列传》的记述，当时参与易水送别的人皆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很显然，对于太子的宾客们来说，荆轲要上路绝对是个突发事件，不要说上路这件事，就是策划中的刺秦事件参与的人也不会太多，因此，他们听说这件事才会大为吃惊。即使太子的宾客们有意识地将易水送别变成一场服装秀，但荆轲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时间很可能短到让他们来不及为这场服装秀再设计时装，生逢乱世，谁能顾得上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因此，他们的出场服装难免因陋就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他们服装的自然意义、社会意义才不显多余。

    因此，“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的细节至少反映了以下事实：一、太子及宾客的白衣冠不是临时定做的，也不是特制的，他们穿在身上的东西，可能就是压在箱底的一件普通的衣服，他们戴在头上的帽子，可能就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头饰，这些衣服既然不是特制的，那么就是日常衣服；二、依据物理学的简单原理和生活常识，为了多吸收太阳的光波，寒冷的季节，人往往选择穿深色衣服，而在气温较高的时节，往往会选择浅色衣服。在琼瑶小说里，我们见过太多“一袭白衣”之类的说法，对这个词，直接的感受就是和夏天有关。易水送别，那么多人那么整齐地穿上了白衣，戴上了白帽，可以确定他们穿的一定是夏装（当然，在古代，居丧之家所穿的孝服也以白色为主，但丧礼所规定的“五服”已经将衣服的颜色和质地作了严格的规定），由此可以推知，易水送别一定发生在夏季，最迟不会超过中秋，最合理的时间应该是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才显得不那么傻逼，给人的观感才像那么回事。如果是深秋或冬天或早春，一件夏衣显然无法对付，假如内穿冬衣外穿夏衣作马甲，显然不伦不类。

    在刺秦的诸要素中，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显得异常重要，那就是水（或者称河）。

    水为五行之一。从古至今，水的文化价值为五行中的翘楚，对水的爱慕和追认几乎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始终。当然，很多时候，“水”流动于“河”里，在古人那里，“水”和“河”成了意思非常接近的两个词。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开篇《周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河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如此风雅的开篇给予了水非凡的气质，注定了水的不同凡响。“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流芳余韵贯穿了《诗经》全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的断霞散彩也将《诗经》打扮得顾盼生辉。当然，这一切都徘徊于感情的层面。

    直到孔子横空出世，才第一次借助水喊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绝唱。这是水的作用的伟大升华。后人继续演绎水的神话：上善若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在被赋予无限诗意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无限的哲理。

    在荆轲之前，水的地位已被确立：或者被少男少女用来托物起兴，放肆地抒发青涩的情感；或者被哲人用来卖弄深沉，表达形而上的困惑。引发爱情和启示哲理成为水的作用的两极，二者保持了相对的平衡。

    但是这样的平衡被荆轲打破了，这个经典事件就发生在白衣飘飘的易水送别之时。

    易水送别是个滑稽的场景，司马迁写道：“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样的送别实在匪夷所思：明明应该壮行，可是一帮太子宾客虽然穿的不是孝服，却怀着典型的“孝服心态”，搞得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真他妈无耻，面对强权，没有出征即已士气全无，魂魄俱丧，好像他们已经提前预知了事情的最后结果。他们一定感觉自己像西绪弗斯一样，在和命运做着无谓的斗争。所以他们穿上了白衣，戴上了白帽，以此来表示他们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说穿了，就是太子和宾客以这样的形式完成了对自己、对国家的抚慰。他们需要一个证明，证明面对强权的他们，曾经的反抗，曾经的不屈，曾经的无奈，曾经的同仇敌忾。因此他们感谢荆轲的出现，可以让他们安然而无愧色地面对祖宗和后代。至于荆轲的未来，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会有什么等待着他。荆轲演变成了一个表达燕国上下不屈的指标，表达从太子到宾客的抗争的指标；荆轲和他手中的那把徐夫人匕首已经转化为燕国的精神图腾，易水送别也就成了燕国人一次集体自慰的行为艺术。

    就这样，荆轲没有出发之前就已经被太子丹及其宾客抛弃，他们既是为荆轲送行，也是为燕国和他们自己送行。

    白衣满易水，斯人独憔悴。

    当孤独的荆轲站在苍茫的易水之上，面对陶醉于自慰快感之中的太子及其宾客，荆轲突然“于天上看见深渊”，他感到了渐渐包围过来的阵阵寒意。这寒意让他无法自制。易水击中了荆轲脆弱的神经，易水终于使荆轲的内心严重失衡，荆轲如此地迫不得已，荆轲如此地言不由衷，他忘记了读书人应有的节制，突兀地喊了一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带给荆轲的感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在河之洲”，“在水一方”，也完全有别于“子在川上”的感受；此时的易水如此压抑，如此冰凉刺骨，尽管荆轲未曾下水，却感觉到了易水的寒意。易水是一个场景，同时更是荆轲人生的转折点。荆轲清楚，跨过易水之后，他自己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太行苍苍，易水泱泱，刺秦如同易水的流逝一样无可挽回，曾经“曳裾王门不称情”的荆轲，其生命也如同易水的流逝一样无可挽回。易水的表意功能、抒情功能在荆轲眼里大幅度增强，河水终于冲决了贵胄公子求偶的无病呻吟和哲人哲思的曲高和寡构筑的堤坝，为荆轲深广的忧愤提供了一个出口，为荆轲悲凉的心境提供了直观的参照。在荆轲的视野里，水成了压抑和极度苍凉的借代。“风萧萧兮易水寒”—一个“寒”字，境界全出。

    荆轲回首来路，田光、樊於期面目狰狞；展望将来，素未谋面的秦王正严阵以待，荆轲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已被太子丹和秦王强制剥夺，所以他直言不讳：风萧萧兮易水寒，肉包子打狗兮不复还！

    如果将易水送别的时间—春末夏初或夏末秋初这一因素考虑进来，荆轲在那个特定时刻的形象可能会更为逼真：荆轲左手提着一只盒子，盒子里装了颗腐烂的人头，右手拿着督亢地图，地图里裹的是著名的徐夫人匕首；地球人都知道，与其说这是刺秦，还不如说是送命更准确。在温暖的夏季风吹拂之下，易水荡起层层涟漪，荆轲却感到风刀霜剑严相逼，感到风萧萧而易水寒；排除掉荆轲罹患疟疾、体温增高的可能，他感觉寒冷一定是心理作用，是心里的哀伤，是注定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一切的一切，俱使荆轲为莫名的悲凉所笼罩。“悲凉之雾，遍布华林”。读书人出身的荆轲，心细如发的荆轲，侠骨柔情的荆轲，此刻焉有不冷之理？言为心声，后来被目为千古壮语的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按司马迁的记述，荆轲当时是长歌当哭，且一开口就是苍凉、凄婉、悲苦的F调，荆轲极具感染力的煽情歌声立即让送行的人泪流满面。内心的抑郁和无奈被喊出来之后，荆轲感到了些许的轻松，于是唱出了主旋律，声音也由F调过渡到慷慨激昂的A调，此时才出现太子宾客瞪大眼睛，怒发冲冠的场面（按：古代乐律分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调，大体相当于今日西乐的C、D、E、F、G、A、B七调。变徵即为F调，羽声即为A调）。易水上的告别歌会告一段落之后，主唱荆轲来了句国骂，之后乘专车而去，未曾回头，手也没挥，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只是撂下一群傻逼在易水河畔发呆。

    行文至此，我们就理解了司马迁的良苦用心。作为《史记》里第一激烈文字，《刺客列传》中的群豪无不信念坚定，心肠如铁，而荆轲却在漫天的暑气中感到寒冷，无论如何有点不合时宜，也许还有悖司马迁精心营造的刺客的整体形象。因此司马迁有意略去了易水送别的季节。这一重要因素被司马迁抽去之后，我们看到的就只是荆轲的大义凛然，独步千古，同时看到了太子宾客“发尽上指冠”。易水送别就这样成为了经典。

    还应该再次提起一个人，他就是高渐离。

    高渐离是荆轲惟一的朋友，两人的友谊令人动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由此可以揣测两人友谊所达到的高度。其后荆轲的绝版演唱会上，高渐离充当了主音吉它手，我们有理由相信，重友情的高渐离弹奏的一定是安魂曲。荆轲此去的作为，已经悄悄地转化为他和好友高渐离之间的一次私人行为。高渐离最惊世骇俗的举动，是他一人策划实施的刺秦壮举。高渐离的行刺是易水送别的余波，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好友—荆轲的殉葬。

　　大结局

　　后来的事情已经被史官们大张旗鼓地记录并相互转述：

    轲被八创……

    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

    后五年，秦卒灭燕……

    高渐离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选自《趣读史记·十大悬案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郭灿金 许晖著）